傅振倫（左一）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參加南開大學研究生答辯會，住校內(nèi)招待所，朝夕與鄭毅生(天挺先生之字)先生相見，時聆教益。握別不及兩月，就得到在津逝世的訃聞。兇耗傳來，不勝悲傷!我國史學界卓有貢獻的老前輩兼一代教育大師竟與世永訣，實文化教育界的重大損失!

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一九二三年九月從預科甲部轉(zhuǎn)入文科(甲部有理科，乙部為文科、法科)。當時《預科規(guī)則》第三條規(guī)定：“乙部以國學論著集要、國文(文論集要)、第一、二種外國文、歷史、地理、倫理學大意、公民學、數(shù)學、體育為必修科?！敝型獾乩砻恐苋r，一學期教完，注重人文方面，蔡孑民(元培)校長聘鄭先生講授，從此我認識了鄭先生。

鄭先生學術(shù)淵博，基礎(chǔ)雄厚，畢業(yè)北大本科后，又與同學羅庸、張煦同修業(yè)于本校研究所國學門，三人都是績學之士，因而同時受聘為預科教員。鄭先生通英文，瀏覽很廣，所授人文地理一科即參考外文專業(yè)圖書，編印講文。鄭先生講人文地理，我受益很深，一九二六年開始研究中國地方志學，即啟蒙于先生。

人文地理的課堂在沙灘紅樓北大第一院第二層西頭南端路西第一教室，這個大教室可容百余人。鄭先生熟習地理，侃侃而談，條理清晰，口齒流利，發(fā)音洪亮，當時尚無廣播設(shè)備，而他的一字一句，無不灌注到學生之耳，聽眾自始至終毫無倦容，深受歡迎，座無虛席。北大各科教師有個習慣，上課鐘敲了十五分鐘之后，才結(jié)束了聊天，姍姍地走入教室。鄭先生一向愛惜時光，上課鐘聲一響就走到教室，他深深體會到耽誤百余人的幾分鐘，就是時間的巨大浪費。先生教學循循善誘，且盡其所能獎掖后進。年逾八十，猶給中外研究生按時上課，孜孜不倦。

鄭先生治學注重外文，注重求學方法。深通沿革地理、史源學、?？睂W等歷史學的輔助科學。尤精通明清史，對兩代典章制度，漢滿民族關(guān)系，學術(shù)思想，社會民俗，都有深邃精到的研究，寫為論文，編著專書，受到中外學者好評。去年我談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勞祖德同志整理館藏《鄭孝胥日記》即將印行的消息時，鄭先生主張宜印行全文，不宜摘錄，這樣能以考見一人的生平全貌，社會背景，對于歷史研究才有較高的價值。世人審定他人論著,往往任意刪改，失去個人的文體、文風，似應作全面的考慮。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聘李大釗先生(字守常)為校長室中文秘書，其后由鄭先生繼任。先生常協(xié)助代理校長蔣夢麟先生處理校務(wù)。謹言慎行，奉公守法，凡有益于校務(wù)，有益于學生者，都盡力而為，毫不推諉。當時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是革命的據(jù)點之一，反動政府往往指名逮捕革命師生，鄭先生聞訊就及時通知轉(zhuǎn)移。在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以至解放前夕，無論在北京、在昆明、在北平，無論擔任校長秘書，西南聯(lián)大總務(wù)長，或北大秘書長，無時不關(guān)心革命師生。

鄭先生居常寡言，待人接物，從無疾言厲色，和藹，近人，虛懷若谷，善傾聽別人意見，又善與人合作，凡曾和鄭先生共事或曾相接觸者，都有這種深刻印象。

鄭先生生活樸素，不抽煙，不喝酒。解放前常著藍布長袍，解放后常著整潔制服。一九三五年我們同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史地系教書(校址在今北京朝陽門內(nèi)南小街“九爺府”),當時他和鄭奠(字石君)、李宗武(別號季谷，以字行)、林庚等一同住在景山東街中老胡同(俗稱“老虎洞”)二號，臥室之中，一榻之外，圖書滿屋。鄭先生勤于鉆研，手不釋卷，雖近視較深，晚年又患白內(nèi)障，但仍天天閱讀明清圖書及學術(shù)期刊與學習文件，從無一日放下書本。鄭先生的生活作風、學習作風，對家屬、親友、學生，影響深遠，培育了一代優(yōu)良社會風尚和學風。

鄭先生以為治學問、做事業(yè)，須有健全的體格。自壯及老，天天堅持鍛煉身體。一九六二年在北京西郊翠微路中華書局校點《明史》時，我們每天工間操時間在一起打“八卦掌”。晚年他還堅持在校庭散步，上下午各半小時。其毅力之強如此。

鄭先生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社會主義，八十高齡光榮地加入了共產(chǎn)黨。去年還鼓勵我學習不息，爭取進步，勿以年事漸長而自悲。音容猶在，而哲人已逝，悲哉!痛哉!

鄭先生從事教育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六十余年，著作很多，在史學上給我們遺留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并為社會主義社會培育了無數(shù)人才，其業(yè)績自足千古，今憶往事而記之，以稔后人，并志悼念之忱。

1982年10月于中國歷史博物館

(原載《南開史學》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