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歷史教科書上曾經(jīng)學過，遵義會議是紅軍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糾正了錯誤的王明路線，確立了以毛主席為核心的全新領導層，革命形勢由此越來越好。

那么，往后真的就沒再受過王明的影響？毛主席真的一直掌握著最高領導權？很不幸，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不久，王明就以極高的姿態(tài)回國，他一到延安就給了毛主席“下馬威”，不久又召開會議把支持主席的干部都批了個遍。

做完這些，王明堂而皇之跑到武漢長江局拉起“大旗”，使延安的命令都傳不出去，后來主席回憶這段時期用了一個詞——“孤立”。

沒錯，那段時間主席真的被孤立了，高級將領中，大部分都態(tài)度曖昧或聽從長江局命令。只有賀龍一個人明確表態(tài)支持毛主席，特別艱難啊。那，毛主席又是如何完成“翻盤”的呢？

王明在紅軍時期就去往了蘇聯(lián)，因為有米夫的支持，他一直以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自居，在莫斯科遙控著紅軍的走向。這種遠離一線的人，腦里總是充斥著不切實際的想法，紅軍為此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犧牲。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他在國外那么遠的地方，國內的人為什么還要聽他的？這里主要涉及到共產(chǎn)國際。

從名字就能看得出來，共產(chǎn)國際不單單是哪一個國家的組織，而是管理著全世界共產(chǎn)黨的機構（不過很多時候共產(chǎn)國際與蘇聯(lián)是高度重疊的），各國的共產(chǎn)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共產(chǎn)國際的分支，這里面當然也包括中國。

當時中共的領導人是需要共產(chǎn)國際承認甚至指派的，即便是自己民主投票選舉產(chǎn)生，共產(chǎn)國際不認可，那就不做數(shù)。唯一一次比較特殊的是遵義會議，因為電臺損毀，中央紅軍無法與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絡，這才讓毛主席重獲領導權，天佑中華啊。

后來紅四方面軍張某在草地分兵時，仗著兵強馬壯強行南下宣布“另立”，即便在四川碰得頭破血流，他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發(fā)展的想法，繼續(xù)帶領部隊西進。不過從蘇聯(lián)回國的張浩給張某發(fā)了一封電報后，張某就灰溜溜地取消“另立”。

為何？就因為張浩說，共產(chǎn)國際指示中國的革命要服從毛主席的指揮。共產(chǎn)國際一句話，能抵得過千軍萬馬。

在搞清楚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力后，就不難理解王明的種種特殊待遇了。1936年的洛川會議，毛主席提出要“獨立自主進行山地游擊戰(zhàn)”，沒想到這再正常不過的發(fā)展路線，卻引起了蘇聯(lián)的不快。

蘇聯(lián)當時東、西兩線都面臨戰(zhàn)火，在其看來，中國國力不強，唯有完全一體才能拖住日本久點，如果國共兩黨有爭端，可能會被日本逐個擊破，到時遠東就危險了。

蘇聯(lián)關注的是自己的利益，沒考慮過中共完全服從于國民黨將來會怎么樣，而毛主席關注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希望我黨發(fā)展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兩相沖突，蘇聯(lián)就決定讓王明回國去搞跟國民黨的“統(tǒng)一”。

1937年11月29日王明與康生、陳云等人到達延安機場，毛主席親自出席了歡迎儀式，沒想到王明見到主席后就來了個“下馬威”，他對主席說：大家太客氣了，我們奉共產(chǎn)國際之命回來，是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要歡迎，也是我們歡迎毛澤東同志。

這轉換主客身份的話，明顯就是要爭奪領導權。很快，王明又召集干部開會，史稱“十二月會議”，他非常不客氣地在會上批人，完全否定洛川會議定下的持久戰(zhàn)、游擊戰(zhàn)、獨立自主三大方針，跟主席走得近的人被批了個遍。

因為有共產(chǎn)國際的“尚方寶劍”，那些無端被批的人只能做檢討。會議的最后一天，王明在沒有跟眾人討論的情況下，拿出一份全新的政治局成員名單，遵義會議上選舉出的周恩來、博古、王稼祥被踢出，同時又增補了他自己、康生、陳云。

王明的意思是以前的東西都不做數(shù)了，以后就是我說了算，還不用跟你們商量。王明跋扈到了這種程度！可怕的是，他如此囂張，竟無人敢反對。

王明也知道，在延安他最多只能得到那些信奉共產(chǎn)國際的高級干部的配合，中層、基層的指戰(zhàn)員肯定更服一路帶領眾人勝利的毛主席。于是“十二月會議”后不久，王明就跑去武漢主持長江局，發(fā)展自己的勢力。

“十二月會議后，（延安）中央已名存實亡”，這是毛主席后來感慨的一句話，當時的情況也的確如此。王明在武漢以中央的名義發(fā)號施令，許多信息情報也只傳遞給長江局。

王明掌握大權后，開始配合蘇聯(lián)鼓吹“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切經(jīng)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等，包括周總理在內的眾多干部都被蒙蔽，緊跟王明。唯有一位高級將領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毛主席，那就是賀龍。

說起來，賀龍是十大元帥中最晚跟毛主席見面的，但他自己獨立領導開辟過根據(jù)地，更能理解毛主席的三大方針，所以領軍在外的他，聽聞“十二月會議”的精神傳達后，立即表明不滿。

120師一些干部受到王明觀點的影響，天真地以為讓步就能換來和平，因此不敢擴大我黨的抗日武裝、不敢跟國民黨中的頑固派斗爭。

針對這些情況，賀龍嚴肅批評道：這叫什么統(tǒng)一戰(zhàn)線？亂彈琴！這只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人家把你搞掉！隨后賀龍多次公開批評國民黨消極抗戰(zhàn)、制造摩擦等惡劣行為，結果卻讓師里的一些干部害怕了。

他們擔心賀龍的態(tài)度會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因此聯(lián)名向中央寫信，要求讓賀龍回延安“學習”。這些干部里最出名的是王震、王首道、王恩茂，表面上是針對賀龍，實際卻還是為了跟隨王明路線。

這“三王”可長期都是毛主席的追隨者，連他們都如此，可想而知當時主席的處境。120師政委關向應得知“三王”的信寄出去后，感覺很不妥，立馬趕到延安，與毛主席面談。

主席嚴肅批評要把賀龍調出120師的錯誤意見，同時高度評價“賀老總有三條嘛：一、對敵斗爭堅決；二、對黨忠誠；三、聯(lián)系群眾?！?/strong>

這才暫時把120師安撫下去。但，事情的根源不在哪一支部隊，而是在王明，主席意識到這樣搞下去，軍心會大亂，于是開始思考應對之策。

1938年2月7日，王明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再次鼓吹“七個統(tǒng)一”，完全將自己當成國民黨的附庸。毛主席一面讓任弼時去蘇聯(lián)陳說形勢，一面設法阻止王明再去武漢。

會議的最后一天，政治局進行表決，反對王明去武漢的只有毛主席、康生、張聞天三人，支持王明的則有周總理、項英、博古、陳云以及王明自己，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王明還是趾高氣揚地去往了武漢。

之所以有這么多人支持王明，主要在于三個原因，一是蘇聯(lián)及共產(chǎn)國際的影響，這在當年幾乎是無解的存在；二是王明在武漢也搞出了一點成績，他跟很多國民黨高官打得火熱，讓我黨多了很多被報道的機會；

三是許多人眼光看得沒有毛主席遠，早在洛川會議上，周總理、彭老總、林總等人一開始都不支持再打游擊戰(zhàn)的，想通過運動戰(zhàn)來提高我軍的威望和地位，是毛主席一個一個說服了他們。

毛主席看的是實，唯有我們獨立自主發(fā)展根據(jù)地，那革命才可能會勝利，就是這個過程要苦很多。而大部分人看的是名，以為名提升了，國民黨會給些實質好處，當下就會過得輕松一點，殊不知這是把命運交到別人的手里。

恰好王明善于交際，在諸多場合提升了共產(chǎn)黨的名，也得到一些國民黨的援助，因此這些人就更喜歡王明。毛主席，在大多時候都是孤獨的啊。

說來也有意思，王明能上臺靠的是共產(chǎn)國際，毛主席翻盤也多虧了共產(chǎn)國際。任弼時到達莫斯科時，王明的靠山米夫已經(jīng)倒臺，繼任的季米特洛夫是米夫的政敵，連帶著對王明也沒好感。

所以季米特洛夫聽完任弼時的匯報后，當即給出正確的意見。任弼時因為工作問題，暫時要留在蘇聯(lián)，就改由王稼祥回去傳達指示。

1938年7月，延安的干部們都聽到了這段話“季米特洛夫說：應該支持從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毛澤東同志，其他人就不要爭奪領導權了”。

在同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王明的戲再也唱不下去，主席倒沒有一直針對他，反而先是幫那些被王明打擊過的人平反，隨后又公平對待每一個山頭，直言無論之前做過什么、支持過什么路線，只要承認錯誤既往不咎，革命才開始真正往好的方向走。

如果按照王明的做法，抗戰(zhàn)勝利后，只要國民黨一翻臉，我黨就會面臨滅頂之災，“四一二”就是血淋淋的教訓啊。

主席說得好：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才是真理。

也難怪周總理后來感嘆：毛主席下決心要做的事，你可以反對，但不要輕易反對。在歷史上，有幾次我曾認為主席的決策不正確，表示反對，但過一段時間都證明他的決策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