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張濤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院長，復旦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

算法作為一種“技術人造物”，是人的智性產(chǎn)物，銘刻人的意志和價值觀。而人不是抽象物，人具有社會性，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種“社會關系總和”并非均質(zhì)地體現(xiàn)在每個人的身上。因為技術的非均衡觸達，使得單位社會關系是不平衡的。技術被不同的社會主體所掌握，技術可及性是不同的。比如，老年群體以及弱勢群體所擁有的技術能力是不一樣的，所產(chǎn)生的技術效應和社會效能亦存在差異。

新傳播技術革命打破了傳統(tǒng)社會結構對于空間和時間的規(guī)定，社會場景、社會角色、社會行動以及長期演化的制度和文化均出現(xiàn)了結構性變化。傳統(tǒng)社會結構無論是宏觀結構還是微觀結構，是固化、穩(wěn)態(tài)，甚至是板結的；新傳播技術所建構的社會則是“液態(tài)”化的社會結構，因新傳播技術賦能，個體“脫嵌”的自由度大幅度提升，微觀結構能力也空前升級，社會角色能動性增強，社會關系網(wǎng)絡更具有活性。而在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行為主體內(nèi)嵌于既有社會結構，受制于在地性的制度約束和角色設定，社會關系網(wǎng)絡也受制于在地性和現(xiàn)實社會資源限制，社會關系的廣度和選擇性相對有限。

人類社會進入智能傳播時代，媒介技術對于社會的影響深廣度則是空前的：從廣度而言，智能媒介技術無遠弗屆地介入社會界面，且介入的顆粒度甚小，觸及一個個原子化的社會個體；從深度而言，智能技術對于人的身體和心理的滲透愈來愈深，技術對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逼近更加縱深，深度介入人的情感、意識、心理認知等幽微領域。

再者，技術本身存在的不穩(wěn)定性以及技術的社會化應用的偏向，致使算法的“失算”問題變得愈加觸目，諸如算法遮蔽、算法偏見、算法合謀、算法霸權、算法黑箱、算法責任等。

現(xiàn)實中的算法并非處于真空中，也非實驗室里的算法，而是存在和交融于社會系統(tǒng)中，嵌入特定社會結構，是社會技術的集合。算法作為一種“人造物”，其社會化運用往往會遭遇運用場景中的諸多社會力量介入，在其應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帶上人為的痕跡。技術承載著價值，利用算法處理和推薦信息，就要對信息內(nèi)容的社會影響負責。算法推薦如果不裝好“方向盤”再上路，就會偏離正途、迷失方向。不能讓單向度的市場旨趣和窄化的信息繭房帶偏社會發(fā)展方向，導致社會結構性失能。

破解算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失衡問題成為算法治理的當務之急。人類的社會系統(tǒng)并沒有做好整體性“溶解”算法“失算”后果的機制和能力，以至于出現(xiàn)社會的結構性“失能”。破解這個問題不能靠短期的止損和補位，須在算法的邏輯和社會結構的接榫處，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在中國社會，技術的先知先覺往往是與開發(fā)者、平臺機構的自身利益和短期動機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客觀上造成了算法的社會性短視和社會效用的窄化。這種偏狹的自利主義行為一旦形成社會性的機制，形成大面積的結構性傷害，造成社會的結構性失能，糾偏的難度就很大。

當前，中外社會都在從技術、平臺、社會乃至國家層面正視并破解算法難題。比如，歐盟出臺的《可信賴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提出：“可信賴的人工智能應有七個倫理維度，包括人的管理和監(jiān)督、穩(wěn)健性和安全性、隱私和數(shù)據(jù)管理、透明度、多樣性和非歧視性以及公平性、社會和環(huán)境福祉、問責制等方面?！敝袊鳛樵谒惴☉玫纳罡麉^(qū)，對于算法“失算”所帶來的社會“失能”問題的感知也是敏銳的，正從上、中、下游多維度著手引導算法向善，防止帶來系統(tǒng)性、結構性的社會問題。

算法治理需要系統(tǒng)化的多主體合力，其中，自上而下的系統(tǒng)治理以及自內(nèi)而外的“根管”治理，里應外合、上下對接，為算法“失算”尋求解法，進而為社會的結構性“失能”探索出路。

來源｜《新聞大學》2025年第8期卷首語 原標題為“算法‘失算’與社會‘失能’”

排版｜趙浩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