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繁花》在2023年的火爆景象仿佛還在眼前，王家衛(wèi)獨特的鏡頭語言與上海灘的浮世繪卷征服了無數觀眾，不僅讓胡歌、馬伊琍等主演的事業(yè)再攀高峰，其精良的制作和深厚的內涵更是將豆瓣評分推至9.4的高位，獎項拿到手軟。編劇秦雯憑借此劇斬獲白玉蘭最佳編劇獎時，談及百萬字劇本創(chuàng)作的艱辛，也贏得了業(yè)內外一致的敬佩。

然而，這部被譽為藝術佳作的劇集，在播出兩年后，卻因一系列突然曝光的錄音文件，陷入了一場關于創(chuàng)作歸屬、勞動權益乃至人際尊重的巨大爭議漩渦之中，其波及范圍甚至超出了劇組本身，牽涉到靳東、陳道明等看似無關的知名演員，讓風光無限的“神劇”背后呈現出另一番復雜的圖景。

這場風波的源頭始于2025年9月，一位名叫程駿年、網名“古二新語”的編劇在網絡上發(fā)布長篇控訴，并附上了多段錄音證據。他聲稱自己才是《繁花》故事架構的真正奠基人。據其敘述，早在2019年，他就以“前期責任編輯”的身份進入項目，當時劇本暫名《亂世佳人》。劇中核心的故事脈絡，如阿寶在股市中的沉浮起落、李李背后復雜的復仇動機、汪小姐獨立自主的外貿奮斗歷程等主干情節(jié)，均是由他初步搭建完成。

為了確保故事的真實感，程駿年自稱投入了大量心血，自費購買資料，采訪親歷過那個時代的證券從業(yè)者和外貿商人。然而，他在劇組中的實際處境卻頗為尷尬：名義上是導演王家衛(wèi)的助理，每月僅領取3000元薪水，實際承擔的工作卻遠超出助理范疇，大量涉及劇本創(chuàng)作，甚至包括通宵修改劇本、處理生活瑣事，乃至在飯局上替導演擋酒。長期的高強度工作使其健康受損，據稱曾一度虛弱到難以站立。

當他向王家衛(wèi)提出需要休假調養(yǎng)時，得到的并非體恤，而是警惕的反問：“你到底想從我這兒得到什么？”更令其感到寒心的是，在一段錄音中，可以聽到編劇秦雯向王家衛(wèi)詢問程駿年還有什么用處，王家衛(wèi)的回應是“一個月幾千塊，又能寫劇本又能當助理，多劃算”。程駿年認為，自己貢獻的核心創(chuàng)意最終被秦雯在修改過程中吸收利用，而他在成片中只獲得了“前期責任編輯”的署名，與他認為自己應得的“聯合編劇”或更核心的署名身份相去甚遠。

程駿年公布的錄音內容，成為了外界窺探劇組內部運作的關鍵窗口。其中一段顯示，他正在向秦雯詳細解釋劇中關鍵的“寶延風波”商戰(zhàn)情節(jié)，秦雯則表現出對該歷史事件的不甚了解，并建議簡化處理以免觀眾看不懂。另一段錄音中，王家衛(wèi)親口評價，認為秦雯擅長情感戲的雕琢，但對于支撐全劇的宏大敘事骨架則力有未逮，因此需要程駿年這樣的人先搭建好故事主干，秦雯再進行細化填充。

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程駿年關于自身承擔了核心故事架構工作的說法。然而，真正將事件推向公眾視野，并引發(fā)更廣泛討論的，是一段涉及私人閑聊的錄音。據傳這段錄音是在程駿年為王家衛(wèi)、秦雯等人準備餐食時錄下的，背景音中還能聽到廚房的動靜。錄音內容轉向了與《繁花》創(chuàng)作無關的圈內八卦，秦雯在聊天中提及了演員靳東早年“諾貝爾數學獎”的言論失誤，并調侃了陳道明，稱其與靳東有相似之處，都屬于“努力營造文化人形象”的類型。

她更是爆料，陳道明曾向她推薦一本深奧的美學書籍，但她發(fā)現陳道明本人并未真正閱讀過，只是用來裝點門面，她還模仿了陳道明的語氣進行嘲諷。王家衛(wèi)對此僅淡淡回應了一句“這就是朋友圈的功能”。這段私人對話的曝光，不僅讓公眾驚訝于圈內人士私下議論同行時的直白，也讓秦雯的個人品行受到審視，同時無辜卷入的靳東和陳道明也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事件發(fā)酵后，《繁花》劇組在2025年9月20日發(fā)布了一份官方聲明，強調劇組尊重每一位創(chuàng)作者的勞動，并以片尾列出的兩千多個工作人員名單作為證明。然而，這份聲明被許多網友認為避重就輕，未能直接回應程駿年提出的核心問題：即他是否被剝奪了應有的署名權和創(chuàng)作貢獻認定。另一方面，秦雯則采取了法律途徑，以誹謗罪起訴程駿年，堅決否認其指控，主張《繁花》劇本為其原創(chuàng)。這使得事件陷入“羅生門”，法律程序的結果尚需時日。

將視線拉回到風波的核心人物王家衛(wèi)導演身上。他以其“藝術至上”的創(chuàng)作理念聞名于世，這種對極致的追求既成就了無數經典，也常常伴隨著對資源、時間和人員的巨大消耗。回顧其創(chuàng)作史，《阿飛正傳》差點拖垮投資人鄧光榮的公司；《東邪西毒》拍攝周期漫長、預算超支，需要緊急拍攝《東成西就》來彌補虧空；《花樣年華》中梁朝偉吃云吞面吃到反感的軼事早已成為影壇佳話（或者說“苦話”）。

在《繁花》的拍攝過程中，這種“折磨人”的創(chuàng)作方式再次顯現：耗時六年之久，胡歌從開機到殺青經歷了人生角色的轉變；董勇原定四個月的合約最終延長至十九個月；唐嫣一場戲反復拍攝86遍的故事廣為流傳。對于成名的演員而言，這種“煎熬”往往最終能兌換成藝術上的認可和事業(yè)上的飛躍，被視為“值得的付出”。然而，當同樣的“藝術至上”原則施加于程駿年這樣缺乏話語權和背景的普通創(chuàng)作者身上時，其體驗則截然不同。他所描述的“既當編劇又當助理還要處理雜務”的狀況，與明星們“為藝術獻身”的敘事形成了鮮明對比，凸顯了行業(yè)生態(tài)中權力不對等可能帶來的問題。

王家衛(wèi)那句“又能寫劇本又能當助理，多劃算”的錄音片段，似乎折射出一種將人的勞動價值高度工具化的傾向，這與《繁花》劇中所著力描繪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海的人情冷暖、市井煙火氣形成了某種意味深長的反差。一部精心刻畫普通人奮斗與情感世界的作品，其制作過程中卻可能存在著對底層創(chuàng)作者勞動價值與身心健康的忽視，這無疑引發(fā)了關于藝術創(chuàng)作倫理的深層思考。

這場圍繞《繁花》的爭議，早已超越了簡單的“搶功”羅生門，它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影視行業(yè)光鮮背后的多個維度：創(chuàng)作成果如何公平認定？權力結構下普通工作者的權益如何保障？藝術追求與對人的基本尊重之間該如何平衡？私人領域的言論邊界又在哪里？程駿年的訴求，核心在于對其勞動和創(chuàng)意的承認與尊重；而劇組和秦雯的回應，則關乎名譽與法律邊界。公眾的關注，不僅在于八卦，更在于對公平、透明和尊嚴的期待。

目前，事件仍在法律程序與公眾討論中發(fā)展，最終結局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促使更多人開始反思，一部偉大作品的誕生，除了極致的藝術追求外，是否同樣需要建立在對所有參與者——無論名氣大小——的貢獻給予充分認可和尊重的基石之上。真正的“繁花”似錦，或許不僅需要精雕細琢的技藝，更需要滋養(yǎng)其生長的人文土壤的溫度。缺乏溫度的創(chuàng)作過程，即使用最華麗的鏡頭呈現，也難以完全掩蓋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冰冷現實。這場風波的價值，或許正在于推動行業(yè)去審視和構建一個更健康、更尊重每一個創(chuàng)作個體的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