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富士山突然噴發(fā)，日本被火山灰覆蓋，數百萬日本人急需避難，咱們該不該伸手收留？”

這個問題在國際論壇上的討論熱度不斷增加，或許有人會說“人命關天，該幫”。

但當你看看現(xiàn)在的巴勒斯坦，你就能發(fā)現(xiàn)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

一場由外來移民引發(fā)的變局，最終讓數百萬原住民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故土變成了別人的國家。

我們該如何守住自己的根？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東岸，約旦河穿流而過，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早在公元 7 世紀就已在此定居。

一千多年來他們種橄欖、養(yǎng)駱駝，建起一個個相連的村莊，集市上的叫賣聲、清真寺的誦經聲，構成了這里的日常。

到20世紀初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約60萬阿拉伯人，占總人口的90%以上，那時的巴勒斯坦，雖受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卻保持著相對的寧靜。

誰也沒想到這份寧靜的打破，并非源于天災而是一場來自歐洲的 “回歸運動”。

19世紀末猶太復國主義思潮興起，主張 “回到錫安山” 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區(qū)，重建猶太國家。

最初移民規(guī)模很小，1917年英國取代奧斯曼帝國托管巴勒斯坦時，當地猶太人僅幾萬占比不足 10%，當時阿拉伯人并未將其視為威脅，甚至有不少人愿意將土地出租給猶太人耕種。

可他們沒料到英國的一份宣言，會徹底改寫這片土地的命運。

1917年11月2日，英國外相貝爾福寫下一封信，信中明確表示 “英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并將盡最大努力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xiàn)”這就是著名的《貝爾福宣言》。

這份僅67字的宣言沒有提及阿拉伯人的權益，卻給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合法的 “入場券”。

從哪以后猶太移民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涌入巴勒斯坦，1920年代，東歐猶太人因經濟危機和反猶浪潮前來，1930年代納粹在歐洲掀起反猶大屠殺，二十多萬猶太人逃離至巴勒斯坦。

美國、歐洲的猶太資本也趁機入場大量收購沿海平原、水源充足的優(yōu)質土地。

到1947年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已從幾萬增至 60 多萬，占當地人口近一半，更控制了70%的可耕地，相反阿拉伯人只能被迫遷往貧瘠的山區(qū)，連基本的灌溉水源都難以保障。

阿拉伯人終于意識到危機多次向英國托管當局抗議，要求限制移民規(guī)模，保護自己的土地。

盡管當時的英國發(fā)布《白皮書》承諾限制猶太移民，卻因忌憚猶太資本和國際壓力，始終未能落實。

猶太復國組織甚至組建了 “哈加納” 等武裝，通過漁船、走私船開展 “秘密移民”，巴勒斯坦的土地矛盾已到了一觸即發(fā)的地步。

1947年11月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qū)分為猶太國和阿拉伯國，耶路撒冷由國際共管。

而此時的猶太人僅占當地人口三分之一，卻獲得了面積更大、土地更肥沃的區(qū)域，阿拉伯人自然無法接受，這就像有人突然闖進你家把最好的房間分給了只住了幾天的客人，換誰能甘心？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宣布成立，次日，埃及、約旦、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組成聯(lián)軍，出兵巴勒斯坦，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爆發(fā)。

可阿拉伯聯(lián)軍看似人多卻內部矛盾重重，埃及想掌控加沙，約旦盯著西岸，各國各自為戰(zhàn)，指揮混亂。

以色列背后有美國、蘇聯(lián)的支持，武器從捷克、南斯拉夫源源不斷運來，甚至組建了專門的作戰(zhàn)部隊。

戰(zhàn)爭中“代爾亞辛村事件” 成為阿拉伯人心中永遠的痛！1948年4月猶太武裝 “伊爾貢” 沖進這個阿拉伯村莊，殺害了上百個手無寸鐵的村民，老人、婦女、孩子倒在血泊中。

消息傳開后阿拉伯村民陷入恐慌，他們挑著鍋碗瓢盆，抱著嬰兒，趕著牛羊，沿著山路逃往約旦、黎巴嫩 這一逃就再也沒能回到故土。

1949 年停戰(zhàn)協(xié)議簽署時以色列已占領巴勒斯坦78%的土地，原本承諾的阿拉伯國并未建立，只剩下西岸和加沙地帶，總面積僅 2.2 萬平方公里。

而75萬至100萬阿拉伯人成了第一代巴勒斯坦難民，他們的房子被拆、田契被燒，連祖墳都被夷為平地。

如今巴勒斯坦難民的困境已延續(xù)了三代人。根據聯(lián)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數據，目前全球登記的巴勒斯坦難民已超過500 萬，比許多國家的總人口還多。

按照UNRWA的規(guī)定，只要父母是巴勒斯坦難民，子女出生后自動獲得難民身份，他們從一出生，就帶著 “無家可歸” 的標簽。

如今這些這些難民主要集中在約旦的阿茲拉克難民營，黎巴嫩的沙提難民營，電線像蜘蛛網一樣亂搭在屋頂，夏天一停電就是一整天，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

加沙的賈巴利亞難民營污水順著街道的裂縫流淌，夏天蚊子多得能 “吃人”，村民們連窗戶都不敢開。

而他們連 “回家” 的權利都被剝奪，以色列法律禁止巴勒斯坦難民返回故土，即便有人找到當年的房產證，也只能對著如今猶太人的定居點開淚。

巴勒斯坦的悲劇從來不是 “孤立事件”，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中潛藏的風險。

比如上世紀初的巴西日本移民，最初日本人為了躲避饑荒，扛著包袱乘船到巴西開荒，巴西政府出于開發(fā)土地的目的接納了他們。

可到了 20 世紀后期日本經濟崛起，部分巴西日僑卻開始主張 “回歸日本”，甚至有人公開宣稱 “巴西的土地是日本的殖民地”，引發(fā)當地民眾的強烈不滿。

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德國、法國等國出于人道主義，接納了大量敘利亞難民，可部分難民拒絕學習當地語言、融入社會，甚至引發(fā)治安問題。

德國某城市曾因難民與當地人的沖突，連續(xù)數周爆發(fā)騷亂。這些案例都印證了一個道理，當外來群體形成規(guī)模，且有明確的 “特殊訴求” 時，就可能對原住民的生活、文化甚至領土權益造成沖擊。

或許“富士山噴發(fā)” 只是假設沒必要小題大做。但巴勒斯坦的悲劇告訴我們，所有的 “失控”，都始于最初的 “輕視”。

如果日本真的面臨滅頂之災，我們并非不能伸出援手，但絕不能 “無條件收留”，必須守住三條底線。

嚴格的身份與期限管理。接收的難民需登記明確身份，設定臨時居住期限，避免形成 “永久聚居區(qū)”。

就像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從 “臨時居住” 變成 “永久建國”，正是因為早期沒有明確的限制。

并且應該禁止大規(guī)模土地收購。當年猶太人正是通過資本收購，一步步掌控了巴勒斯坦的優(yōu)質土地。

若收留日本難民必須嚴格限制他們購買土地、房產，防止本土資源被擠占。

這些不是 “冷漠”，而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負責。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初也是以 “善意” 對待猶太移民，可最終卻失去了家園，我們不能重蹈這樣的覆轍。

巴勒斯坦的七十多年悲劇，是一堂沉痛的歷史課，善意值得稱贊，但國家安全和民族根脈更不容動搖。

在全球化時代，人口流動不可避免，但我們必須記住，任何時候，“收留” 都不能以 “失去家園” 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