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歷史的重重面具，足利義滿是誰？

足利義滿，生前，他是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的主建者，武家里好風雅擅文藝的儀禮達人，將刺頭宗教勢力化為己用的能人，時隔70余年再度統(tǒng)一日本的強人，繁榮的“室町時代”的締造者，大明天子親封的日本恭獻王，與明成祖朱棣、朝鮮太祖李成桂并立東亞的政治豪杰；死后，他是被其子請辭尊號的“太上天皇”，被貼上逆賊標簽梟首的木像，京都時代祭里不被邀請的缺席者，《聰明的一休》里不太聰明的背景板將軍，皇國史觀中向明朝搖尾乞憐的賣國賊，日本主流史里的影子與幽靈。

——“在近代的歷史敘述中，足利義滿被又一次梟首，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復地梟首。實在是何其可悲的事！”

▼揭開足利義滿的重重面具，勾連風起云涌的東亞史，梳理東亞朝貢貿易的根本邏輯

1374—1419年的東亞，中國燕王朱棣起兵廢建文帝登基；朝鮮半島將領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統(tǒng)一日本。

——為何唯有足利義滿一人在歷史中“面目可憎”？

——然而，足利義滿真是僭越的“賣國者”？抑或有其自身的洞見和智慧？

足利義滿的出現(xiàn)，對處于以大明為核心的東亞世界中的室町日本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日本文久三年（1863）二月二十二日，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叩關”事件已經過去十年了。這一天夜里，京都三條河原的賀茂川邊發(fā)生了一件怪事。三顆黑漆漆的腦袋不知被何人給放置在了一個木頭架子上示眾，看起來十分可怖。走近一看，原來并不是真人的首級，而是三座木像的頭部。木頭的下面還掛著三塊牌位，大概分別屬于三顆腦袋的主人。后面類似告示的文書上寫明了三人的身份：逆賊足利尊氏、義詮、義滿。

三位被稱作“逆賊”的人物，實際上分別是室町幕府的第一代至第三代將軍。木像原本安放在京都西北郊的禪宗寺院等持院中，里面有座叫作靈光殿的建筑，至今仍供奉著室町幕府十五代將軍（從足利尊氏到足利義昭）的木像。當時的日本列島正處在“尊王攘夷”的緊張氣氛中，德川幕府的權威搖搖欲墜，來自全國各地的浪士們涌入京都，人心浮動，情勢嚴峻。前代幕府將軍的“首級”被人砍了下來示眾，還被喚作“逆賊”，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到是對當代幕府德川將軍的挑釁。于是，時任京都守護職的松平容保毫不手軟，很快就將一幫肇事者逮捕，并且在八月將他們處斬。這就是在很多有關幕末的電視劇、文學作品中都會登場的“足利三代木像梟首事件”。

本書的主角，就是被稱作“逆賊”的將軍中的一位：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在筆者的前作《神風與銅錢：海島日本遭遇世界帝國1268—1368》的最后部分，足利義滿已經出場。他最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形象，大概是動畫片《聰明的一休》里那位看起來不太聰明的將軍。但足利義滿實際上是在日本歷史上留下了極為濃墨重彩一筆的人物。他是結束南北朝動亂（1336—1392），重新統(tǒng)一日本者，也是結束外交上長期的相對孤立狀態(tài)，加入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秩序的關鍵人物；他被明朝冊封為“日本國王”，憑借這個身份與朝鮮王朝通使；他還是京都的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的修建者。但就是這樣一位看起來十分厲害的將軍，在近代日本史上卻有著很負面的形象。他被看成一個試圖顛覆天皇權力、試圖謀朝篡位的“逆賊”，一個違背日本傳統(tǒng)，向明朝搖尾乞憐的“賣國者”。這種關于足利義滿的“逆賊”評價，在后來為侵略戰(zhàn)爭鼓吹的“皇國史觀”里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揮。所謂“皇國史觀”，是一種神化日本民族、天皇和日本宗教文化的歷史觀，這種觀念將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制置于核心，以“尊皇”為基準來書寫日本的歷史，實際上成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精神資源。在這種觀念下，室町幕府的將軍們整體都被描述成用來襯托“南朝忠臣”的“亂臣賊子”，足利義滿挾持北朝天皇吞并南朝、接受明朝冊封的史事更是成為洗不清的罪過。比方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的1943年，由軍國主義政府下的文部省編寫、內閣印刷局出版的《國史概說》就是這樣評價足利義滿的：

足利義滿成長以后，忘卻了源賴朝以來幕府傳統(tǒng)的質樸風氣，轉而追求縉紳式的公卿生活，足利氏逐步公卿化……應永元年辭去征夷大將軍一職，同時任以平清盛以來不曾授予武家的太政大臣之職。次年辭官出家，號天山道義，搬到洛北的北山第居住，但仍繼續(xù)干預朝廷和幕府的政治。作為公卿已極盡榮華的義滿，多有僭越之舉，崇尚奢侈之風，耽于享樂。

……足利氏僅僅為了利益的目的，開始了對明朝的外交和貿易。足利義滿于應永八年向明朝派出使節(jié)尋求通商。次年使節(jié)隨同明使回國，帶來了明惠帝的國書，內容極為無禮。足利義滿受理了這一國書，但并未向朝廷上奏。而且此后在無天皇敕裁的情況下肆意派遣多次使節(jié)，單單為了謀求貿易之利，就罔顧大義。

就像這樣，對足利義滿的公家化、僭越、對明朝貢，這部《國史概說》都采取了攻擊和幾近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足利義滿在簡短的文字里被描述成一位驕奢淫逸、見利忘義的小人。類似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前夕，日本文部省教學局編寫了一本叫作《國體本義》的小冊子，里面說足利義滿“對內忘卻大義名分，對外對明朝毀損國威”（《國體本義》第二）；再者，20世紀“皇國史觀”的代表人物、原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平泉澄更是說“在一百八十二年的室町時代，發(fā)自于私利私欲的紛爭不斷，人們既沒有理想，也忘卻了道義……吉野的忠烈精神默默消失了，足利氏權傾一世，這樣的室町時代……無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可以言說” （《物語日本史》）。不只是足利義滿本人，連整個室町時代都被從根本上否定了?？梢哉f在近代的歷史敘述中，足利義滿被又一次“梟首”，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復地“梟首”。實在是何其可悲的事。

“二戰(zhàn)”以后，“皇國史觀”從歷史教育和歷史敘述中被強制清除，平泉澄等鼓吹者也被開除了公職。關于足利義滿及室町政權的研究在戰(zhàn)后歷史學的發(fā)展進程中重燃，特別是在近二十年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這使得我們今天能夠站在當代的歷史學的立場之上，從東亞的視角重新開啟對足利義滿的思考。本書的主旨正在于此?！盎蕠酚^”這種陳腐的觀念看上去已經被掃進了垃圾堆，然而實際上，在今天的日本仍然能夠看到很多頑固的殘留。比方說，由平安神宮（京都府京都市）主辦的京都三大節(jié)慶活動之一的時代祭，是日本最大規(guī)模的古裝巡游活動，每年十月都會吸引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觀看。時代祭的隊列，按照從明治維新到平安時代的倒敘方式排列，2000多名古裝演員需要扮演各式各樣的歷史人物，比如豐臣秀吉、織田信長這樣的名人。但很少為游人所知的是，在2007年以前，京都時代祭里面一直都沒有室町時代的隊列。反而是帶著濃厚“皇國史觀”色彩的“吉野時代”赫然在列。即便后來加入了室町時代，隊列中登場的人物也僅以“足利將軍”的模糊稱謂指代，里面并沒有出現(xiàn)任何一位室町幕府將軍的名字，當然，也沒有出現(xiàn)足利義滿的形象。至少在時代祭呈現(xiàn)出的觀念中，足利義滿仍然沒有洗清“逆賊”的嫌疑，仍然是一個需要從歷史敘述中抹殺的存在。

最后，我想再討論一個問題：放在中世日本的歷史長河中，接受明朝冊封，成為“日本國王”的足利義滿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中世是一個先例主義的時代，人們更傾向于按部就班地做事。在公家或武家社會中，每當舉行重大活動的時候，人們首先會查詢先例——這時候，中世流行的日記史料就發(fā)揮了作用——活動應該幾時開始？應該安排多少人參加？每個參與者應該安排什么角色？無一不需要查詢先例。在眾多的先例中，有的是備受好評的“佳例”，有的雖未必不佳，但因為后來發(fā)生過不祥的事情，便被連帶著認為“不吉”，是應當回避的先例。比方說，當足利義持之后的室町殿足利義教試圖恢復對明朝貢時，冊封儀式該如何搞，將軍應該如何向明朝的國書行禮，就需要參考義滿時期的先例。對先例的了解，成為中世貴族社會最重要的知識。甚至，對制度、服飾、官職、儀式的傳統(tǒng)進行考證的工作孕育了中世社會一項極為重要的學問：有職故實。在這樣一個更喜歡因循守舊的時代，打破先例，突破常規(guī)，是十分困難的。這在對外交往的領域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明朝對朝貢體制下國家間外交的堅持，是“人臣無外交”。也就是說，為人臣者，若無君主之命，不得與外國交往，不得對外交涉，并且，具有朝貢天子資格者，也應該是一國之君主。一開始與明朝通使的足利義滿試圖回避這一點，選擇與中書省或丞相通信，而這使得他與明朝的外交摸索屢遭挫折。這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有些難以理解。我們或多或少能夠理解明朝對“人臣無外交”的堅持，卻不能理解足利義滿為何要回避這一點。

實際上，自平安時代中期以來，日本對外交往的原則，也是“人臣無外交”，但這和明朝所堅持的截然相反——在日本自己眼中，日本的天皇同樣是天子，因而外國的陪臣不得私自與日本的地方政府朝廷通使，外國的國書也不能有損天皇尊嚴。但這一套在實際的對外交往中經常是行不通的。畢竟，周邊國家的使節(jié)并不會認日本的天皇為天子。于是，我們看到日本的統(tǒng)治者事實上貫徹了另一套準則，或者說需要因循的先例：“人臣外交”。平安時代的公家朝廷曾經多次與高麗王朝、宋朝通使，大多采取了不讓朝廷自己站在外交前臺，更不讓天皇在外交文書中出場的原則。站在外交前臺的是九州的地方管理機構大宰府。比方說，延久四年（1072）京都大云寺的僧侶成尋入宋巡禮，朝拜五臺山的夙愿達成后，他命他的弟子五人回國，并將宋神宗賜予的禮品和皇帝御筆書信一并帶回日本。日本的朝廷通過討論，決定向宋朝答謝，最終，持“日本國太（大）宰府牒”的宋商（使節(jié)）出現(xiàn)在了中國的史料里（《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也就是說，雖然顯然是官方的答復，日本朝廷仍然回避了直接與宋朝打交道，而是讓屬下的大宰府出面。宋徽宗時期，徽宗也曾給日本送來國書，日本朝廷還是照例讓大宰府出面回信。同理，平安王朝與高麗的通信，也采用“日本國大宰府牒”的形式。在平安時代中期，宋朝明州（寧波）官府曾多次與大宰府通信，二者均為地方政府，形式上倒是比較合理，但為什么面對宋朝皇帝的國書，日本方面還是堅持讓大宰府回信呢？渡邊誠在《王朝貴族與外交》一書中指出，日方之所以如此行事，就是為了讓天皇不參與與中國皇帝交往的禮儀秩序。

當時的日本人，就像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一樣，將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而在中世以來的僧侶和貴族們的世界觀中，這個世界中心的核心，就是天皇。雖然無法建立一個對等的國際秩序，但“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隋書》）的觀念早已存在，你是皇帝，我也是皇帝，日本的貴族們當然希望中國的皇帝能將日本對等視之。然而在實際的朝貢體制下，這一愿望幾乎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因此，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天皇遠離東亞世界的國際政治，將日本自己的“皇帝”排除在外交場合之外，于是，也就避免了“有辱國格”的問題。這就是日本一再堅持“人臣外交”的原因。

那么，足利義滿放棄“人臣外交”了嗎？從表面上看，日本與明朝的外交是“日本國王”與皇帝的外交，是按照明朝設定的朝貢體制規(guī)則開展的國家間交往活動。但讀了本書的各位讀者朋友可以很快戳穿這個“謊言”。作為“日本國王”的足利義滿并不是日本的君主。他的身份是日本國內政治秩序里的一位“人臣”。一開始對建文帝通使時，義滿使用的“日本準三后”這個身份，正顯露了他的“人臣身份”。因此，足利義滿對明朝的外交，包裝雖然是朝貢體制的，但內核，還是中世“人臣外交”的慣例。

足利義滿去世后，繼任者足利義持很快就放棄了對朝鮮的外交文書中使用“日本國王”稱號的做法。后來恢復朝貢的足利義教，也沒有在對朝鮮、琉球的外交中把“日本國王”的稱號撿回來，而是自稱“日本國源某”。當然，他在向明朝上表時只能自稱“日本國王”，否則外交無法開展?？梢坏┯惺┱埂叭顺纪饨弧钡臋C會，室町幕府的執(zhí)政者們就會立即退回中世的慣例上去。頑固的中世慣例，即便是足利義滿也改變不了。

如前所述，室町政權的執(zhí)政者們，仍然面臨著“天皇地位問題”。室町幕府的合法性來源于北朝的天皇，足利義持這樣的執(zhí)政者自視為“天皇家的執(zhí)事”。即便是看上去跳脫出了中世的常規(guī)，扮演近乎“法皇”角色的足利義滿也不曾有過顛覆天皇制的想法。天皇在中世國家中仍然是真正的國王，是中世國家統(tǒng)合性的象征，足利義滿不曾破壞這條中世國家的最高原則。因此，足利義滿是中世對外交往傳統(tǒng)的顛覆者嗎？恰恰相反，他是中世傳統(tǒng)的維護者，只不過，他在朝貢體制的框架下，以柔和的方式，仿佛太極推手一般，繞開了中世傳統(tǒng)與朝貢體制原則的沖突，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已。

因此，本書的標題“皇帝與國王”實際上有著三重含義。其一自然是明朝皇帝（建文與永樂）與被冊封“日本國王”的足利義滿、足利義持；其二是普遍意義上的朝貢體制內的皇帝與外國蕃王的君臣關系（也包括“朝鮮國王”）；其三則是存在于日本國內政治秩序中的“皇帝”（天皇）與“日本國王”足利義滿、足利義持。這三個關系在我們理解近代以前的東亞國際關系及日本的角色時不可忽視。只有理解了“皇帝”與“國王”的微妙關系，才能真正弄清楚朝貢體制下的日本，究竟是怎樣一種存在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