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湘軍攻破南京,太平天國轟然倒塌。曾國藩,這位從湖南鄉(xiāng)紳一步步走到清廷重臣的漢人官員,成為了大清王朝真正的救命稻草。
當時的湘軍,兵力數(shù)十萬,幾乎完全由曾國藩一手調度。在很多人看來,他已經具備了推翻清朝、取而代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少親近之人,包括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李元度等幕僚和部將,都曾勸說曾國藩“自立”。
甚至在南京攻陷之后,湘軍高層還召開過一次秘密的“玄武湖會議”,議題就是:要不要擁立曾國藩,效仿宋太祖“黃袍加身”?
然而,結果眾所周知——曾國藩拒絕了。他不僅沒有奪取天下,反而主動裁軍,讓湘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為什么曾國藩不造反?后人對此眾說紛紜。今天我們就從幾種主流的觀點出發(fā),來分析這段“如果”未曾發(fā)生的歷史。
一、真的是“不敢”嗎?
曾國藩的后人曾廣珊(孫女)在家族口述史里提到過一句話:
“祖父是不敢,不是不干?!?br/>
“不敢”,而非“不干”。這個說法一度引發(fā)巨大爭議。
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清廷早有防備。長江上下游布防森嚴,富明阿鎮(zhèn)守揚州,馮子材在鎮(zhèn)江,僧格林沁駐守皖鄂交界,湖北還有官文號稱20萬清軍。只要曾國藩一造反,就會立刻被包圍。
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細究下去卻站不住腳。
- 富明阿手里兵力不到1萬人,戰(zhàn)斗力平平。
- 馮子材雖驍勇,但也只有殘部1萬,根本擋不住湘軍主力。
- 僧格林沁的部隊在八里橋戰(zhàn)役后已被英法聯(lián)軍重創(chuàng),元氣大傷。
- 官文的“20萬大軍”更多是虛數(shù),實際不過五六萬,戰(zhàn)斗力極差。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嫡系湘軍至少有12萬人,廣義上的湘軍多達25萬,加上各地分支,整個湘軍體系不下50萬。若真的舉旗反清,清廷未必壓得住。
所以,說曾國藩“不敢”是因為清廷兵力強大,這種解釋并不充分。
二、湘軍會不會反水?
另一種觀點認為,湘軍雖然名義上歸曾國藩統(tǒng)領,但真正聽他號令的只有嫡系12萬人。其余分支,如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沈葆楨的江西軍等,并未必會跟隨曾國藩,反而可能倒戈保清。
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李鴻章和左宗棠與曾國藩關系復雜,史料中確有摩擦與不和的記載。再加上他們掌握的洋槍洋炮,在當時屬于“高科技”,如果合力對付曾國藩,確實存在威脅。
但問題是:
- 淮軍的骨干將領,多半出自湘軍。如果李鴻章真的與曾國藩翻臉,他的部隊內部恐怕先亂起來。
- 左宗棠的核心部隊,比如劉松山、蔣益澧的隊伍,根子上都是湘營出身,與曾國藩的關系更親。要他們倒戈去打老上級,幾乎不可能。
更關鍵的是,曾國藩在安慶大捷后,主動扶植李、左等分支軍系,本身就是為了減輕朝廷猜忌。如果他有反心,大可以繼續(xù)擴編湘軍,而不是分權出去。
換句話說,曾國藩從安慶之后,就已經下定了“不造反”的決心。
三、道義與信仰的枷鎖
從軍事角度看,曾國藩并非不能造反。真正的障礙在于他的精神世界。
曾國藩是地地道道的儒家信徒,幾十年如一日地修身、行文、立言,皆以“三綱”為本。他帶兵出征時,曾發(fā)表《討粵匪檄》,將湘軍的使命定義為“保衛(wèi)明教、護持孔孟之道”。
在這種道義框架下,他把鎮(zhèn)壓太平天國看作“捍衛(wèi)正統(tǒng)”,湘軍士兵也因此獲得了“衛(wèi)道者”的身份認同。
一旦自己反清,那就等于推翻了湘軍賴以立身的精神旗幟。曾國藩心里明白,這將不僅僅是“造反”,而是對自己信仰的背叛。
在先秦儒家傳統(tǒng)中,推翻昏君未嘗不可。但自宋明理學興起后,“忠臣不事二主”的觀念深入人心。作為一個以“誠”為安身立命之本的儒者,曾國藩無法突破這道枷鎖。
所以他選擇了忠。哪怕明知大清氣數(shù)將盡,他依舊要做一個“忠臣”。
四、殺戮后的自我審視
還有一層原因更為現(xiàn)實:曾國藩心里的愧疚。
他在日記中多次寫道,平定太平天國時湘軍“殺戮太重,造孽太多”,讓他寢食難安。他只能安慰自己:“以殺止亂。”
可一旦為個人野心再開戰(zhàn),就意味著更多血流成河。那樣的罪孽,他不敢背負。
這也是孫女曾廣珊口中的“不敢”——不是不敢對抗清廷,而是不敢違背綱常,不敢再造殺孽,不敢面對自己的內心。
五、志在圣賢,而非帝王
或許,最大的原因在于曾國藩一生的志向。
他年輕時寫下過這樣一句人生信條:
“不做圣賢,便為禽獸?!?br/>
這不是一句隨口的座右銘,而是他內心的終極追求。
對他而言,成為圣賢,比成為皇帝更有意義。
成為帝王,不過是世俗權力的巔峰;而成為圣賢,則是超越塵世、千古流芳的理想。
在這個意義上,曾國藩的選擇就不難理解了。
結語
如果曾國藩當年舉旗反清,中國歷史會怎樣?
或許清朝會提前滅亡,或許新的戰(zhàn)亂席卷而來。我們無法得出確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國藩深知自己有“黃袍加身”的資本,卻最終放棄。
在世俗的眼里,這或許是“愚忠”,是錯失良機;
但在曾國藩的精神世界里,這是他對“圣賢之道”的踐行。
他選擇做一個忠臣,而非一代帝王。
這就是曾國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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