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檔的電影市場向來熱鬧，今年多部新片同臺競技，而《震耳欲聾》作為最晚上映的一部，卻意外成了不少觀眾心中的“驚喜之作”。

起初它的排片有所下降，但憑借扎實的口碑實現(xiàn)了票房逆跌。

電影的主角李淇，是一名出身于聾人家庭的健聽子女（CODA），也是一位在底層摸爬滾打的律師。

故事開篇，三場戲就清晰勾勒出他的處境與心性。

為了能成為一家無良企業(yè)的法律顧問，他熬夜準(zhǔn)備、幫對方打贏了勞動仲裁官司，可即便勝訴，對方依舊輕蔑地稱他為“地攤律師”，一句“當(dāng)法律顧問是要有資質(zhì)的”，狠狠戳破了他想向上爬的野心與現(xiàn)實的落差。

不久后，他在街頭遇到了蘭西雅飾演的聾人女孩，女孩父母早逝，相依為命的哥哥為了保護她意外傷人入獄，她只能靠在街上騙十塊八塊的小錢過活。

女孩見李淇懂手語，以為他也是聾人后代，帶著“我們都一樣”的信任向他求助，可李淇卻冷淡地回了句“我們不一樣”，轉(zhuǎn)身就走。

回到自己的小律所，他還特意叮囑助理，別接窮人討薪的案子，理由直白又現(xiàn)實。

“他們是普通人，只有普通支付能力”。

這三段情節(jié)下來，李淇的形象一點不“偉光正”。

他渴望擺脫底層標(biāo)簽，眼里滿是對名利的執(zhí)著，甚至帶著些對弱勢群體的冷漠，像極了現(xiàn)實中為生活奔波、偶爾會迷失的我們。

改變的契機，源于一群聾人的遭遇。

影片改編自真實事件，原型是幫助聾人群體維權(quán)的律師張琪，而李淇遇到的，正是一群被金融詐騙集團騙走房子的聾人。

其中潘斌龍飾演的老馬，故事最讓人揪心。

他辛苦半生攢錢買的房子，被騙子用欺詐手段抵押，某天回家時發(fā)現(xiàn)門鎖被換，屋里住進了陌生人，對方拿著房產(chǎn)證理直氣壯，而老馬只能靠手語比劃，淚眼汪汪地訴說自己的無助。

他聽不見對方的辯解，也沒法清晰表達自己的委屈，溝通的壁壘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這些聾人之所以容易被騙，不僅因為聽力障礙帶來的信息差，更因為社會對他們的固有認知。

默認他們“餓不死就好”，很少有人在意他們也有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像片中一位聾人在自殺前喊出的那句“我想戴金鐲子，說我們這種人餓不死就好了”，一句話戳中了這個群體被忽視的痛點。

女孩后來因為騙錢被抓進派出所，李淇去撈她時，用手語暗示她“假哭”，通過賣慘求得對方和解。

這場戲本是劇情里的“功能性環(huán)節(jié)”，讓女孩開始信任李淇，愿意把哥哥的案子和聾人群體被騙的事交給他，可編劇卻加了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細節(jié)。

女孩被撈出來后坐在李淇的車?yán)?，一直臉朝窗外，鏡頭拉近才發(fā)現(xiàn)，她的眼睛里還在流眼淚。

原來那不是假哭，是積壓已久的委屈終于忍不住。

這個幾秒鐘的鏡頭，比任何大開大合的煽情都更打動人，也讓李淇第一次真正意識到，這群看似“強硬”的聾人，心里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苦。

最終，他接下了這個法律援助案子，只是最初的動機并不純粹。

既想靠這個案子獲得師兄的賞識，為自己的事業(yè)鋪路，也想從中賺得實際利益，可他沒料到，這個案子會徹底改變他的人生軌跡。

隨著案子推進，李淇確實收獲了名利。

他有了自己的律所，開始追求各種“面子工程”。

去高爾夫俱樂部見客戶時，明明不會用高爾夫機器，卻硬著頭皮假裝熟練，生怕被同行看不起。

面對律師界的前輩，他總是卑躬屈膝、諂媚逢迎，仿佛想用昂貴的西裝、精致的生活，徹底掩蓋自己的CODA出身。

可與此同時，他內(nèi)心的掙扎也從未停止。

詐騙公司找上門，提出給一筆豐厚的封口費，條件是讓他放棄幫聾人維權(quán)。

一邊是唾手可得的利益，能讓他更快躋身上流。

一邊是一群人的期待，是他心里漸漸復(fù)蘇的良知。

這種搖擺讓李淇顯得格外真實，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個在善惡之間徘徊的普通人。

有一次應(yīng)酬喝醉后，一個年輕的法律后輩找到他，說自己和同學(xué)都因為他辦的聾人案子，決定成為公益律師。

李淇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說了兩句話。

“先吃飽飯”“幫我和他們說一聲對不起”。

那句“對不起”里，藏著他對自己初心的愧疚，也是他善念的一次悄然流露。

矛盾的總爆發(fā)，發(fā)生在一部電梯里。

一直跟隨李淇的助理，因為看不慣他在案子中的妥協(xié)。

為了利益游走在灰色地帶，甚至想接受封口費，執(zhí)意要離開。

兩人在電梯里激烈爭吵，電梯門開開合合，像極了李淇搖擺不定的內(nèi)心。

最終，助理走出電梯，走向地下樓層，消失在底層人群中。

而李淇留在電梯里，隨著電梯緩緩上升，仿佛要徹底與過去的自己割裂，一頭扎進名利場。

這場戲像一個尖銳的隱喻，把李淇推到了選擇的懸崖邊，他幾乎要放棄正義，徹底倒向利益的一邊。

可真正讓他回頭的，是那位聾人鄰居的自殺。

當(dāng)李淇目睹這一幕，過往的記憶與當(dāng)下的沖擊瞬間交織。

小時候因為父母是聾人，他常被同學(xué)霸凌，一度不敢說話，成了“失語”的孩子。

長大后即便有了自己的律所，依舊被詐騙集團和上層“前輩”威脅“別多管閑事”“別說話”，成了“失權(quán)”的成年人。

他突然明白，“聾啞”從來不是單純的生理描述，而是一種殘酷的符號。

就像《我不是藥神》里的“窮病”，最可怕的不是聽不見，而是明明能說話，卻有人不許你發(fā)聲。

明明有正當(dāng)需求，卻被整個社會忽視。

那一刻，李淇徹底清醒了。

他不再猶豫，拒絕了詐騙公司的封口費，開始拼盡全力為聾人群體維權(quán)。

他重新梳理案子的證據(jù)，一次次與詐騙集團對峙，甚至不惜得罪行業(yè)里的“前輩”。

庭審時，他用手語和語言雙重方式，清晰地陳述了聾人群體的遭遇，也戳破了詐騙集團的謊言。

最終，法院判決聾人群體勝訴，他們拿回了被偷走的房子，老馬終于能回到自己的家，女孩也等到了哥哥出獄的消息。

李淇站在法院門口，看著聾人們用手語互相慶祝，臉上露出了久違的、釋然的笑容。

他終于找回了自己，也明白了律師這個職業(yè)真正的意義。

不是賺多少錢，不是爬多高，而是為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發(fā)聲，守住公平與正義。

最讓觀眾觸動的，是它沒有陷入“賣慘”的敘事陷阱。

聾人們沒有因為被騙就放棄，而是一次次找李淇求助，哪怕溝通困難也堅持維權(quán)。

女孩沒有因為孤苦無依就自暴自棄，哪怕靠騙小錢過活，也守住了內(nèi)心的底線。

就連看似固執(zhí)的助理，也始終堅守著對正義的信仰，哪怕離開也要提醒李淇“別忘本”。

這種反抗，讓電影跳出了“同情弱勢群體”的淺層框架，轉(zhuǎn)而探討更普遍的問題。

當(dāng)我們掌握著某種“工具”。

無論是手語、專業(yè)知識，還是權(quán)力與資源，該如何選擇它的用途？就像影片里，李淇和反派金松峰都是CODA出身，都懂手語，可李淇最終用它幫助了同類，金松峰卻用它幫詐騙集團欺騙聾人。

這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人性的復(fù)雜，也讓我們思考。

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是否也有過類似的選擇？是用自己的能力助人，還是為了利益妥協(xié)？

影片結(jié)尾，李淇站在窗邊，看著樓下熱鬧的街道，耳邊仿佛又響起了那句“最震耳欲聾的聲音，是沉默”。

這句話，或許就是整部電影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