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總會想：到哪里去尋找失去的“禮”？這位常在陜北榆林山中研究喪葬風(fēng)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傳統(tǒng)的：“禮失而求諸野。”

如今，王克明也試圖將這個信條貫徹于歷史書寫：歷時5年，老人遍訪民間，搜尋了一份“文革”懺悔者的名單。名單上的32個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時移事往，這些人大多跨進了花甲之年，最為年長者已有74歲，這些昔日的作惡者選擇寫下罪行，準備結(jié)集出版，以尋求寬恕。

“文革”結(jié)束后，由傷痕文學(xué)的控訴，到反思文學(xué)的沉思，再至零星個體發(fā)出懺悔之聲，對內(nèi)心之惡的審視尤顯艱難。如今，一群人選擇共同向歷史低頭致歉，幾乎是民間覺醒者所能走到的極限。

“‘我們’仍是少數(shù)，”王克明說，“真正的道歉與和解尚未到來?！?/strong>

▋“假若一切都是時代使然，那何來個人的罪與惡？”

61歲的王克明將編撰這本書的理由歸結(jié)于“贖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陜西余家溝下鄉(xiāng)，這個19歲的知青由此迸發(fā)了“革命的激情”。在隨后的“一打三反”運動中，王克明毆打了大隊書記谷志有。挨打時，那個頭戴白羊肚手巾的莊稼漢一聲不吭，涌著鮮血縮頭靠倒在磨盤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卻常幫王克明磨鐮擦鋤。王重病時，谷用三角針為其放血治療。“你一個北京娃娃，落難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卻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幾次回到余家溝，不敢再見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載，直至2004年，王克明終于鼓足所有勇氣走進谷志有的窯洞，說出了遲到的“對不起”。74歲的老人卻笑了：“嗨，運動嘛！你們那會兒娃娃家，懂個啥！”

喧囂年代仍存于民間的善良觸動了王克明，卻讓他陷入了對自己的反復(fù)詰問：“假若一切都說成是時代使然，那何來個人的罪與惡？”

王克明決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發(fā)了訃告，并在某雜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與好友岳建一、宋曉明商量，決定找更多的同時代者，征集文章，編撰一本名為《我們懺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來，從私下道歉，到個人發(fā)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體懺悔，是知青一代對于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結(jié)束?！?/p>

王克明陸續(xù)發(fā)出約稿信。得到的回饋讓其驚訝——他從未想到隱于民間，有如此多的人與往事糾纏，為曾加諸他人的傷害而陷入苦痛。

66歲的楊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楊里克和同伴們拿著沖鋒槍，在河邊齊腰深的荒草里，槍殺了一名對立面的武斗成員。

“文革”結(jié)束后，往事總堵在楊里克胸口。2008年，他決定在網(wǎng)上寫下文章反思成為“非人”的過往。他甚至開始尋找經(jīng)歷相同者：“誰殺過人？網(wǎng)上聊聊……”

施于身體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帶給他人的心理傷害：

作家老鬼敘述了如何出賣同學(xué)宋爾仁，上交了他寫滿“反動話語”的日記本；

丁珊回憶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時，她因懦弱而選擇了沉默；

教師章孟杰則因憎恨父親身份耽誤了前途，將他視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獨死去……

“記憶折磨著他們?！蓖蹩嗣髡f，“這是一代人共有的傷痕。”

▋“那樣一個年代，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盧曉蓉時，67歲的老人憤怒了：“我是受害者，為什么是我們懺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岳建一的話打動了她：“那樣一個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畫家李斌，“文革”中是上?！都t衛(wèi)戰(zhàn)報》的美術(shù)編輯。他創(chuàng)作的版畫《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號《人民畫報》封底滿幅登載。

李斌將自己視為“時代的推波助瀾者”，他并不認為自己無罪?！拔耶嬤^太多版畫，我充當過暴力宣傳機器的一部分?！?/p>

現(xiàn)在的李斌試圖用繪畫反思過往：名為《夢境》的畫作里，李斌以黑色筆調(diào)畫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難者，讓其出現(xiàn)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他也計劃將一些“文革”懺悔者的故事畫成連環(huán)畫，比如曾在“文革”中告發(fā)母親、導(dǎo)致母親被槍斃的張紅兵。

王克明隨后發(fā)覺，更多的人將懺悔延伸至更廣闊的層面，從而發(fā)掘出更為復(fù)雜的思考。

中央戲劇學(xué)院教授楊健始終記得，1966年，還是小學(xué)生的他，作為抄家者，沖進了一對夫妻的屋子。他們從家里抄出了幾十張唱片，有圓舞曲，有外國民歌。這時，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來。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給了這個孩子強烈震動。楊健后來才意識到，他無意中奪走了一家人動蕩歲月里的唯一快樂。

作家老鬼也決定給母親寫一部《懺悔錄》。他的母親叫楊沫，紅色經(jīng)典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無意中聽到了母親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訪錄音。采訪中，母親稱想寫一部盧梭式的回憶錄。她說，我佩服盧梭講真話的勇氣，我想要寫真實的一生，而不裝扮成完美無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親的遺愿，開始收集她的日記、手稿，并重新打量那個多面的母親：“文革”中勸兒子要低頭認罪、對領(lǐng)導(dǎo)奉若神明的母親，以及“文革”后重回純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親?！霸谀骋粋€階段，她不是一個正常的母親，她被異化了?！?/strong>

▋沉默與遺忘

編撰者們逐漸發(fā)現(xiàn)：他們始終與遺忘及沉默斗爭著。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參加同學(xué)聚會。飯桌上，朋友李嵐（化名）談及“文革”時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做過壞事，沒有斗過老師，也沒有打過人。這時，有個細細的女生的聲音響起：你抄過我的家……

記憶之門突然打開。李嵐想起了那次經(jīng)歷：她確實曾跟隨一群人，闖進對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嵐還從床頭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國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嵐將這本書偷藏了起來。后來，插隊、參軍，艱苦的勞動中，嚴格的思想改造中，這本《外國民歌200首》都給了她隱秘而巨大的慰藉?？墒?，眼花繚亂的年代過去后，她卻如何也想不起這本民歌選從何而來。

那次聚會，胡健目睹了李嵐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學(xué)，鄭重地道了歉。然而，當胡健受此啟發(fā)，回溯往昔，竟也發(fā)現(xiàn)了多年來的記憶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參與抄家，在一間間房屋里搜查金條、電臺，甚至將沙發(fā)拆毀，找尋其中的日記、手稿。

多年來，胡健卻將這件事“遺忘了”，一直認為沒干過這些“低層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訪談中發(fā)現(xiàn)，“文革”親歷者普遍存在著“選擇性記憶”的狀況，“如果一個時期的記憶過于痛苦和羞恥，往往會出現(xiàn)心理性的失憶”。

更為廣泛的遺忘與沉默則早已開始。

5年來，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絕了王克明的約稿請求。長期的斗爭經(jīng)歷讓他們害怕“犯錯誤”或“惹麻煩”。

作家老鬼面臨的阻力更加巨大。《母親楊沫》寫完后，他將書稿交予哥哥馬青柯查看。哥哥表現(xiàn)出了面對歷史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他將批評性的語言都刪改了，換上了不少溢美之詞。哥哥妻子的態(tài)度則更加嚴厲，“這是在鞭尸”。

老鬼說，“我們擁不同的人生，他在懷念贊美過往，我則更愿意去反思?！?/strong>

分歧帶來的問題似乎不僅如此。這群懺悔者發(fā)覺，上一輩的遺忘沉默，導(dǎo)致了下一輩對于歷史的漠視。

1990年代，楊健曾在大學(xué)里開過“知青文學(xué)”這門課。沒過幾年，選課的人越來越少，最終只能停課。這位61歲的大學(xué)教授，已不在課堂上提起“文革”，“年輕人們更關(guān)注楊冪，而非歷史”。

近30年來，王友琴收集了將近700個“文革”死難者的材料，建立“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wǎng)站。她經(jīng)常會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郵件：“我的父母從不告訴我，‘文革’時家里發(fā)生了什么，你能告訴我嗎？”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應(yīng)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馬人王冀豫寫下了《背負殺人的自責(zé)》，回憶了1967年，16歲的他參與北京糧食學(xué)校與北京師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學(xué)生。隨后，王冀豫接受了鳳凰衛(wèi)視的采訪，公開懺悔罪行。

未曾想，節(jié)目播出后，死者家屬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見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對方向他表達了幾點意見：

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現(xiàn)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親人的再度傷痛；

第二，我們?nèi)匀粺o法原諒你，畢竟創(chuàng)傷如此之深。

最后，這個30歲左右的年輕人告訴王冀豫：“我個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對的事?！?/p>

王克明則將這次交談視為一次良好的開始，“懺悔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們懺悔》一書編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機會——王克明找了兩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絕了，對方告訴他：“現(xiàn)在還不到時候。”

岳建一始終記得，一個知青聚會上，他曾提出：“我們這一代需要集體懺悔。”立刻引來了反對者的喊聲、噓聲，甚至有人搶他的話筒，將他轟下臺。

在另一次校慶征文中，陸曉婭決定寫出自己批斗老人的故事?！拔也蛔鼋淮?，不向老師道歉，我就無法心安?！?/p>

自己的文章卻意外攪起了同學(xué)的不安，沒有人再愿意想起往事，就連那些“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師也是如此。老師們偷偷找到她：“你怎么還提那些事情？過去的事就過去了?！?/strong>

陸曉婭并不認同老師的說法。她一直致力于傳遞歷史。在一所大學(xué)，陸曉婭開設(shè)了名為“影像中的生死學(xué)”的選修課，其中“社會性死亡”這一單元中，會重點講述“文革”、三年饑荒等內(nèi)容。

陸曉婭也會邀請學(xué)生用短劇、微電影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思考。最讓她欣慰的，是一個小組的學(xué)生演出了短劇《老舍之死》。提問時，陸曉婭問：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靈，看到半個世紀后，一群年輕人演繹他的死亡，會怎么看？

有同學(xué)的回答很真實：我們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有同學(xué)的回答讓她略感寬慰：如果沒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