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他是《西游記》里貪婪的“金池長老”，也是現實中廣受愛戴的“好人”程之，即便常常出演反派角色依舊備受觀眾歡迎。

然而，這位老戲骨的人生，最終定格在令人心碎的20分鐘里，從發(fā)病到去世，他帶著畢生遺憾撒手人寰，至死都未曾聽到兒子程前親口喊一聲“爸”。

程之生前和兒子程前有著怎樣的矛盾？又為何會猝不及防的離世？

編輯：CY

反派，一種主動的選擇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程之這個名字，幾乎等同于86版《西游記》里那個貪婪地盯著袈裟、滿眼欲望的金池長老，他把一個“壞蛋”演成了符號，刻在了幾代人的腦海里。

可這個符號背后，卻是一個被無數矛盾撕扯的復雜生命體，當我們嘗試把他的人生拆開來看，會發(fā)現三個截然不同的“面相”：一個是銀幕上的“惡人”。

一個是現實中的“善人”，還有一個，是親情關系里永遠“缺席”的父親，這三張臉，彼此沖突，卻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程之。

程之走上“反派專業(yè)戶”這條路，與其說是一種被動的選擇，不如說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反叛，他生在一個文化世家，祖父是晚清的學者，父親程君謀更是了不得，是京劇界響當當的人物，人稱“漢口譚鑫培”。

按理說，這樣的家庭，子承父業(yè)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偏偏程君謀打心眼兒里瞧不上自己的職業(yè)，覺得那是為了糊口而干的“下九流”行當，不光彩，嚴厲禁止兒子們碰戲曲。

可天賦這東西，是藏不住的，程之從小耳濡目染，6歲就能有模有樣地拉胡琴，11歲時在臺上客串一出《御果園》，技驚四座，直接得了“大小花臉”的美名。

連裘盛戎、張君秋這些京劇名家都對他青睞有加，覺得這孩子是塊好料，父親的禁令與骨子里的熱愛，形成了他人生的第一道巨大張力。

1944年，他順從家里的意愿，考進了復旦大學經濟系，這本是一條旁人艷羨的康莊大道，可僅僅一年后，他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震驚的決定——退學，他要投身自己真正熱愛的表演藝術。

為了不讓家人知道，他甚至把自己的本名“程會春”改成了“程之”，悄悄考進了上海劇藝實驗劇團，這一改，不僅是名字的變更，更是與家族規(guī)劃的“正途”做了一次徹底的決裂。

剛入行時，程之的日子并不好過，他外形普通，在那個年代很難演上主角，但他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沒人愿意演的反派角色，這成了一個絕佳的突破口。

他似乎把早年壓抑的反叛精神，全都傾注到了對“惡”的塑造上，1947年，他在電影《假鳳虛凰》里演了一個小小的理發(fā)師，戲份不多，卻被當時的《申報》點名表揚。

真正的轉折點是1953年的《雞毛信》，他在里面演的“歪嘴”漢奸，讓全國觀眾第一次記住了這張“壞人臉”，從那以后，他的反派之路越走越寬，他塑造的“惡”，從來不是臉譜化的。

為了演好金池長老，他翻閱了大量資料，去研究高僧的言行舉止，這才有了那個表面寶相莊嚴、內心貪婪成性的經典形象。

他的演技太好了，以至于和陳述、董霖、于飛一起，被并稱為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四大壞蛋”，這個聽起來不怎么光彩的稱號，恰恰是對他藝術成就的最高褒獎。

銀幕壞蛋，街坊好人

程之在銀幕上有多“招人恨”，在生活中就有多“惹人愛”，他的表演太過深入人心，以至于走在大街上，經常有婦女和小孩看到他就下意識地繞著走，仿佛他隨時會從口袋里掏出什么害人的玩意兒。

這對他來說，或許是一種哭笑不得的肯定然而，銀幕之外，他完全是另一個人，生活中的程之，和藹可親，熱情善良，與那些陰險狡詐的角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是個熱心腸的社會活動家，只要社區(qū)、學校、工廠有什么活動邀請他，他幾乎從不拒絕，不計報酬地去為大家表演，他把自己的藝術，真正地還給了人民。

1981年，他被評為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先進工作者”，這個榮譽，獎勵的不僅僅是他的演技，更是他高尚的品格，他對藝術的熱愛，持續(xù)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5年的元宵節(jié)當晚，年近七旬的他還登上了上海市政協的聯歡晚會舞臺，精神矍鑠地為觀眾表演了一段京劇《盜御馬》，甚至還為朋友的節(jié)目做了伴奏，誰也想不到，那竟是他最后的絕唱。

在工作中他一絲不茍，在生活中卻節(jié)儉到了近乎“吝嗇”的地步，他患有嚴重的坐骨神經痛，疼得厲害時，寧愿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也舍不得花錢打車。

這種節(jié)儉，甚至延伸到了對自己的健康上，其實早在1994年，他的心臟就已經出現過不適的癥狀，但他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種對身體的“吝嗇”，或許為他后來的悲劇埋下了隱患。

一聲“爸”，遲到了一輩子

在藝術上，他德藝雙馨，在品格上，他無可挑剔，可就是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人，人生中卻有一道最深、最痛的裂痕，這道裂痕，來自于家庭，來自于他被迫缺席的“父親”角色。

1963年，程之的兒子出生了，取名程前，然而，這個孩子僅僅在親生父母身邊待了15天，就被送走了，原來，程之的二哥程巨蓀夫婦一直沒有子女。

在那個年代，為了兄弟情誼和家族延續(xù)，程之與妻子郭葆璟做出了一個無比艱難的決定——將剛出生的兒子過繼給兄長，從此，在名義上，他不再是程前的“父親”，而是“三爸”。

程前就在這樣一種錯位的親情關系中長大，直到13歲那年，他才從旁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真相，這個消息如同一道晴天霹靂，讓少年程前難以接受，父子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無形的高墻。

程之內心充滿了愧疚，他笨拙地試圖彌補，有一次，他用自己一個多月的工資，給程前買了一雙價值20元的皮鞋，要知道，他當時的月薪只有18元。

可物質的補償，又如何能填平成長中缺失的陪伴？對于父親的示好，程前的回應總是很疏離，這段血緣關系，就這樣在愧疚與隔閡中，變得復雜而遙遠。

這種撕裂感，貫穿了程之后半生的歲月，他或許無數次地想聽到兒子喊他一聲“爸”，卻始終沒有等到，直到1995年的那個元宵節(jié)夜晚，在晚會后臺，表演結束后，程之突然感到胸口劇痛，隨即暈倒在地。

從發(fā)病到去世，前后不過短短20分鐘，急性心肌梗塞，帶走了這位還在為觀眾奉獻的藝術家，噩耗傳到北京，程前立刻動身趕往上海。

當他最終站在太平間里，面對父親冰冷的遺體時，他終于俯下身，第一次在現實中，對著眼前這個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人，輕聲地、遲到了一輩子地喊出了一聲：“爸”。

這一聲呼喚，是對血緣的最終承認，也是這段復雜父子關系最悲愴的注腳，然而，程之再也聽不到了。

結語

程之的人生，就像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他用精湛的演技，在銀幕上定義了“壞蛋”，又用一生的無私奉獻，在生活中詮釋了“好人”。

他贏得了觀眾的敬畏和同行的尊敬，卻在最基本的人倫情感中，品嘗了最深的苦澀與遺憾，盡管父子關系疏離，但程之依然是程前藝術道路的引路人。

正是他的鼓勵，程前才在高中畢業(yè)后放棄鉗工的工作，進入了九江話劇團，并最終在主持和演藝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份撕裂的血緣之下，藝術的傳承成了唯一隱性的慰藉。

“銀幕之惡”、“現實之善”與“家庭之痛”，這三個看似無法調和的面相，共同雕刻出了一個真實、立體、有血有肉的程之。

他不是一個簡單的符號，而是一個值得我們去尊敬、去理解、去深思的，真正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