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剛登基不久，便下發(fā)核查出國庫銀兩到底還有多少，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康熙整個60年留下的國庫僅八百萬兩白銀，這可不僅僅是讓他只感到意外的事情了。

對一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tǒng)王朝而言，這筆儲蓄最多也就算是聊勝于無。

當時大清官員的俸祿標準沿襲明代舊制，且較前代更為低廉：正一品文官年俸僅 180 兩白銀、祿米 180 石，折算成今日幣值不足 5 萬元；七品知縣年俸更只有 45 兩，連維持基本公務運轉都捉襟見肘。地方各省如何在俸祿短缺的情況下維持行政體系運轉？這一疑問促使雍正特意下發(fā)諭旨，讓全國督撫如實匯報各地 “陋規(guī)” 情況，想摸清封疆大吏們每年的隱性收入。

不久各地督撫分別將匯總數(shù)據(jù)上報，并且還來個“坦誠相對”。

山東巡撫衙門每年收受的陋規(guī)達十一萬兩，河南巡撫田文鏡在奏折中直言 “一年各項陋規(guī)不下二十萬兩”，而兩江總督所管轄的富庶地區(qū)，陋規(guī)數(shù)額更是遠超此數(shù)。令人意外的是，向來性情急躁、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雍正，此次卻一反常態(tài)，不僅沒有震怒，竟然一反常態(tài)，用非常溫和甚至感動的語氣批示道：“看到你的奏折朕很欣慰，都是真話，一點沒有虛報”。在兩江總督的折子上批示說：“朕信得過你，再不是負朕之大臣，保管從來督撫不曾奏你如此一個折子，令朕不忍視也。好！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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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之所以對陋規(guī)摸底持寬容態(tài)度，實則與他醞釀的兩項改革密切相關：一是推行 “養(yǎng)廉銀” 制度以重構官員俸祿體系，二是落實 “火耗歸公” 以規(guī)范地方財政。

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尚為雍親王的他隨同康熙下江南，這個時候他便看到地方官員僅靠額定俸祿無法維持運轉。當時御史劉子章在奏折中曾直言：“每見到知府官員，家口多至三四百人，州縣官員家口多至一二百人。” 這些人不僅包括官員親屬，還涵蓋幕友、書吏、長隨等衙役輔助人員 —— 一名知縣通常需雇傭 5-10 名幕友處理刑名、錢谷事務，每名幕友年薪需 80-120 兩，僅此一項便遠超知縣自身俸祿。這些開銷全依賴陋規(guī)支撐，若強行取消，清朝各級衙門恐將立即陷入癱瘓。
可以說，雍正未登基之前就已經(jīng)對大清基層經(jīng)濟狀況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

經(jīng)過雍正的全面調研和研究決定，正式推行養(yǎng)廉銀制度，說白了就是給各地督撫普調工資：總督每年養(yǎng)廉銀可達 1萬 到2 萬兩，巡撫為 1 萬 - 1.5 萬兩，知縣也有 400-2000 兩，最高者甚至超過正俸的 100 倍。火耗歸公則將地方官征收賦稅時的 “損耗加成” 合法化，統(tǒng)一納入國庫后再按比例返還作為辦公經(jīng)費。然而，這場看似徹底的改革卻未能根除陋規(guī) —— 官員們將養(yǎng)廉銀視為 “法定收入”，同時保留了各類隱性索取，甚至衍生出新的名目。

乾隆年間，江西巡撫郝碩以進京陛見 “盤費短少” 為由，公然勒派屬員七十一員，共索取白銀八萬余兩，便是陋規(guī)死灰復燃的典型例證。
到了道光時期，陋規(guī)已從 “行政補充” 演變?yōu)橥{清朝根基的主要矛盾。向皇帝哭窮是官員上折子的主要內容，有的倒霉官員引起雍正懷疑，最終被調查的引發(fā)地方貪腐的窩案。然而貪腐依舊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而是變成其他方式出現(xiàn)。

官場上下級間的送禮名目愈發(fā)繁雜，除傳統(tǒng)的節(jié)慶饋贈外，還出現(xiàn)了 “程儀”（差旅補貼）、“贄禮”（拜師費）、“賻禮”（喪葬慰問金）等數(shù)十種名目，甚至連官員家眷生日、子女婚嫁都要收取 “賀儀”。據(jù)《春明夢錄》記載，當時地方官向京官送禮已形成固定套路：“道、咸以前，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這些饋贈絕非小數(shù)目 —— 兩江總督每年僅炭敬一項便需支出數(shù)千兩，而督撫藩臬出京時的別敬更是動輒上萬兩。

清代飯圈文化

清代飯圈文化起初有意整頓吏治的道光，在聽取大臣英和 “從全面取消陋規(guī)入手” 的建議后，迅速下令廢除這一延續(xù)雍正以來百年的 “體制內最大腐敗”，要求對數(shù)十種有名目可查的陋規(guī) “存者存、革者革、違者議處”。然而，這道命令如同潑入油鍋的冷水，瞬間讓全國各級政府陷入混亂。四川總督鄂山率先上疏反對，直言：“取消陋規(guī)則州縣無辦公之資，若強令支撐必致私征加派，百姓更受其苦；且歷年積弊一旦公之于眾，恐引發(fā)民怨動搖國本?！?這份奏折精準擊中了道光的顧慮 —— 他深知官場早已被陋規(guī)深度捆綁，搞不好可能引發(fā)連鎖反應。
隨后，各地反對奏折如雪片般遞入京城：兩江總督蔣攸铦稱 “蘇松地區(qū)漕運陋規(guī)已行百年，一旦革除則漕船停運，江南稅糧無法入京”；湖廣總督李鴻賓則列舉實例，說明取消 “鹽規(guī)” 后鹽商罷市，兩湖食鹽供應中斷。當?shù)拦庾x到協(xié)辦大學士孫玉庭的上疏后，竟像做錯事的孩童般追悔莫及。孫玉庭在奏折中痛陳：“陋規(guī)雖弊，然實為官場運轉之‘潤滑劑’，若強行革除，州縣官或消極怠政，或另立名目苛派百姓，最終得不償失?！?道光隨即向全國官員表示：“取消陋規(guī)一事，不但無益于民生，抑且有傷國體。” 他將提議取消陋規(guī)的責任全推給英和，將其革去 “軍機大臣上行走” 之職；而堅決反對取消陋規(guī)的孫玉庭，則因 “直言無隱” 被表彰為 “公忠體國” 的賢臣。《喻大華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

正是這次讓步，讓道光時期的陋規(guī)達到歷史頂峰。官員張集罄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詳細記錄了親身經(jīng)歷，他歷經(jīng)道光、咸豐兩朝，從知府一路做到布政使，目睹陋規(guī)如何滲透到官場每個角落。當時的總督、巡撫依靠陋規(guī)斂財，豢養(yǎng)大批幕府師爺，自身則 “不肯究心政事，惟幕友之言是聽”。他在日記中記載：陜甘總督樂斌出身旗人，“僅粗通文字，對公務條例茫然不解”，卻 “嗜好聽戲宴飲，終日酣嬉淋漓，徹夜不休”。其幕府首席師爺每年 “束脩”（酬金）達一萬兩，遠超總督法定養(yǎng)廉銀；而這些開銷全來自甘肅各州縣繳納的 “節(jié)規(guī)”“賀規(guī)”，僅春節(jié)一次，各州縣便需按等級繳納 200-1000 兩不等的 “年敬”。

基層官場的陋規(guī)更是觸目驚心。張集罄任陜西糧道時，曾接待一位候補知縣，對方哭訴：“卑職候缺三年，為求實缺已花費兩萬兩，其中給藩臺‘別敬’八千兩，臬臺五千兩，道臺三千兩，剩下的還要打點知府、知縣，若再無差使，全家便要餓死。” 更令人咋舌的是官員的奢靡程度：他曾目睹一位被革職的浙江巡撫返鄉(xiāng)，“每日搬運財物者六七百人，整整十日方畢；仆從三千余人，途經(jīng)西安停留五日，每日擺宴四百余桌，燕窩燒烤、魚翅海參絡繹不絕，累計耗費逾萬兩白銀”。這些巨額開支全靠各地陋規(guī)支撐，也正因如此，清朝官場出現(xiàn)了 “爭肥缺、避瘦缺” 的怪象 —— 據(jù)《國聞備乘》記載，江南蘇州府、松江府等富庶州縣，每年陋規(guī)可達二十萬兩，而西北貧瘠州縣不足三千兩，官員們無不絞盡腦汁謀求富庶之地任職。
張集罄對陋規(guī)的運作模式有著相當清晰的見地。他在各地為官期間，總結出一套 “官場生存法則”：外官對京官的饋贈必須 “全覆蓋、分等級”，即 “燒香哪個菩薩都要燒到”。這些送禮以各類 “敬” 為名，被視作合理合規(guī)的潛規(guī)則：“別敬” 是外官出京時的告別禮金，“炭敬” 為冬季取暖費，“冰敬” 則是夏季消暑開支。更巧妙的是，官員們?yōu)楸芟樱l(fā)明了隱晦的計價方式：送八兩便在紅包上寫 “梅花詩一首”，四十兩寫 “四十賢人”，三百兩則寫 “毛詩一部”，將銅臭味包裝得文雅無比。
他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自己的送禮開銷：1845 年任陜西糧道時，出京送別敬花了 1.7 萬兩；1847 年任四川按察使時送了 1.5 萬兩；1849 年任貴州布政使時送了 1.1 萬兩；1850 年任河南布政使時送了 1.2—1.3 萬兩。即便是以清廉著稱的曾國藩也未能免俗 ，同治年間他任直隸總督時，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坦言，曾一次性給三江兩湖五省的京官送了 1.4 萬兩別敬。這些開銷并非個人承擔，而是通過 “攤派” 轉嫁給百姓：陜西糧道每年向各州縣攤派 “辦公費” 三萬兩，其中八成用于送禮應酬；江蘇漕運系統(tǒng)則在正稅之外加征 “漕規(guī)”，每石糧食多收三分銀子，每年可斂財五十萬兩。
陋規(guī)的用途除了官場應酬，還包括供養(yǎng)龐大的 “編外人員”。清代各級衙門的法定編制極少，縣級衙門僅設典史、驛丞等數(shù)名官員，而實際需要的書吏、差役、長隨等往往超過百人。這些人的薪酬全靠陋規(guī)支付：書吏通過 “掛號費”“抄錄費” 牟利，差役靠 “跑腿錢”“押解費” 生存，長隨則從官員的 “三節(jié)兩壽” 禮金中抽成。張集罄任知府時，其衙門有書吏 20 人、差役 80 人、長隨 15 人，每年需支付薪酬近萬兩，這筆錢全部來自 “戶規(guī)”（向百姓征收的手續(xù)費）和 “刑規(guī)”（訴訟案件提成）。
到了同光年間，陋規(guī)已從 “半公開” 變?yōu)?“公開化”，甚至形成了固定標準。據(jù)《春明夢錄》記載，炭敬的標準從八兩到三百兩不等，嚴格按照官階劃分：軍機大臣三百兩，六部尚書二百兩，侍郎一百兩，郎中五十兩，主事二十兩。除了現(xiàn)金，實物饋贈也十分盛行：兩廣總督每年向京官贈送燕窩、魚翅，四川總督送錦緞、藥材，江南督撫則送茶葉、絲綢。這些饋贈看似 “土特產(chǎn)”，實則價值不菲 —— 廣東巡撫每年送的 “官燕” 便值五千兩白銀，相當于一個知縣十年的養(yǎng)廉銀。
這種非典型腐敗一直延續(xù)至清朝滅亡。光緒元年，曾為曾國藩幕僚、時任易州知州的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李鴻章統(tǒng)領的淮軍腐敗狀況：“合肥公（李鴻章）專務養(yǎng)尊處優(yōu)，不做長遠打算，身邊竟無一位正直敢言之士 —— 諂媚者得到提拔，樸實勤勉者遭排擠?！?淮軍的陋規(guī)已滲透到軍事系統(tǒng)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將領虛報兵額 “吃空餉”，每營額定 500 人實則僅 300 人；軍需官采購糧草時 “克扣三成”，武器裝備以次充好賺取差價；甚至連士兵的口糧都被層層盤剝，“米中摻沙，面多霉變”。
趙烈文還發(fā)現(xiàn)，軍中不少軍官寧愿放棄軍銜，也要謀求地方官職。一位淮軍參將向他坦言：“軍營雖易升遷，然陋規(guī)有限；地方官雖品級低，然一縣之‘規(guī)’便抵軍營十年俸祿。” 當時官員的辦公薪水僅夠日用，不得不設法斂財：州縣官向百姓征收 “地丁銀” 時，每兩多收 “火耗” 二錢，每年可賺數(shù)千兩；知府則向州縣收取 “節(jié)敬”，逢年過節(jié)各州縣需送 200-500 兩。長此以往，士人對朝廷漸失向心力，趙烈文在日記中無奈慨嘆：“如今海疆多事，隱患已現(xiàn)，可又能如何呢！可又能如何呢！” 不久后，他便辭職歸鄉(xiāng)。
晚清之際，陋規(guī)已徹底失控，形成 “無官不貪、無吏不腐” 的局面。據(jù)《清末官場現(xiàn)形記》記載，當時京城各部院的書吏 “權力遠超堂官”，官員上任需向書吏繳納 “打點費”，否則 “公文積壓不辦，差役消極怠工”；地方州縣的 “漕規(guī)”“鹽規(guī)” 更是名目繁多，江蘇泰州的鹽商每年需向各級官員繳納 “節(jié)敬” 二十萬兩，而這些成本最終全部轉嫁到鹽價上，導致當?shù)佧}價比別處高出三倍。更嚴重的是，這種腐敗削弱了國家的國防力量 —— 甲午戰(zhàn)爭前，北洋水師的 “船塢經(jīng)費” 被挪用為慈禧太后的 “萬壽慶典” 開支，軍艦年久失修，炮彈中甚至填充沙土，最終在海戰(zhàn)中一敗涂地。
縱觀清代歷史，陋規(guī)的泛濫絕非偶然，而是源于體制設計的根本缺陷：過低的法定俸祿與龐大的行政開支形成尖銳矛盾，朝廷既無力承擔全額經(jīng)費，又不愿徹底改革，只能對陋規(guī)采取 “默認縱容” 的態(tài)度。從雍正的 “適度妥協(xié)” 到道光的 “全面退縮”，朝廷一步步喪失了治理灰色收入潛規(guī)則的主動權，最終讓陋規(guī)從 “官場潛規(guī)則” 演變?yōu)?“常態(tài)”。這種深入骨髓的腐敗，不僅耗盡了國家財力，更摧毀了官場風氣與民心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