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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則關于日本郵遞員的報道，令人不禁心頭一緊：烈日當空，氣溫高達35攝氏度，柏油路面幾乎被曬得發(fā)軟，某縣郵政員工小林（化名）卻背著幾十公斤重的郵件包，在熱浪中一路疾行。汗水早已將他的制服濕透，一層又一層，貼在身上像裹了層水膜。

只因上周投遞任務少了三單未達標，主管當場撂下狠話：“這周再完不成指標，要么跑步送件，要么就別來上班了?！?這句話如同懸在頭頂的利刃，逼得人喘不過氣。

反觀國內，近年來持續(xù)加大對職場“內卷”現象的治理力度，連互聯網行業(yè)盛行多年的“大小周”工作制都被明令叫停。

同樣是打工人，為何一邊是近乎壓榨式的嚴苛，另一邊則是逐步向人性化靠攏的制度調整？這種差異背后所折射出的勞動文化與制度設計，遠比表面看上去更值得深思。

先來剖析日本職場那股深入骨髓的“高壓感”。不只是郵差崗位，許多職業(yè)都彌漫著令人窒息的工作氛圍。

以小林所在的郵政系統(tǒng)為例，內部雖無明文規(guī)定，但有一條鐵律般的潛規(guī)則：每日派件完成率必須維持在99%以上——哪怕遭遇臺風肆虐或酷暑預警，也絕不能成為延誤的理由。

去年夏季尤為極端，當地連續(xù)發(fā)布高溫紅色警報長達半個月，一名資深郵遞員在送件途中因嚴重中暑昏倒，送醫(yī)時體溫逼近40度。蘇醒后的第一句話竟是：“我車上還有幾份信沒送完?！?并非他不愿休息，而是深知一旦停工，可能面臨的是崗位不保。

所謂“終身雇傭制”，聽起來像是穩(wěn)定保障，實則暗藏沉重枷鎖。一旦進入企業(yè)，便仿佛被牢牢綁上高速運轉的績效戰(zhàn)車，上級指令即為圣旨，鮮有人敢于質疑或反抗。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fā)布的調查數據，去年有近三成勞動者每月加班時間超過80小時，其中快遞物流、零售服務及IT科技領域尤為突出。

一位在東京某軟件公司任職的程序員朋友曾分享：他每天最晚下班時間都在晚上11點之后，周末還需隨時響應臨時任務。去年年底因連續(xù)高強度工作半月，突發(fā)胃出血被迫入院治療。

更為普遍的現象是，日本職場中的“恥感文化”根深蒂固——同事都在加班，你若準時離開，即便沒人明說，一個眼神、一聲嘆息就足以讓你內心煎熬難安。

不少人因此即使高燒感冒也不敢請病假，生怕被貼上“不負責任”“缺乏團隊精神”的標簽。除了顯性的“硬性內卷”，形式主義帶來的隱性消耗同樣令人疲憊不堪。

例如，許多企業(yè)要求員工每日提交詳盡的“日報”與“周報”，內容必須充實飽滿，哪怕當天并無實質性進展，也要絞盡腦汁湊字數；會議更是冗長低效，原本半小時可解決的問題，非要召集全員開兩小時，輪流表態(tài)、喊口號、表忠心。

一位從事對日貿易的年輕女性坦言，她每天花在應付這些流程性事務上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實際業(yè)務處理的時間。

“有時候客戶合同都已經簽好了，還得在會議上反復‘匯報進度’，從早說到晚，最后領導只回一句‘繼續(xù)保持’，整個人就像被抽干了一樣?！?/p>

轉而觀察我國的情況，近兩年針對職場“過度競爭”的整治措施已切實落地，成效顯著。

最典型的莫過于互聯網行業(yè)，幾年前“996”幾乎成了行業(yè)標配。一位在深圳某頭部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回憶，他曾每周僅休一天，半夜常被工作群消息驚醒。直到去年，公司正式宣布取消“大小周”制度。

不僅是大型平臺企業(yè)，各地政府也紛紛出臺具體監(jiān)管政策。人社部明確規(guī)定：“企業(yè)安排加班須提前審批，每月總加班時長不得超過36小時?！?/p>

若企業(yè)違規(guī)強制延長工時，員工有權直接舉報維權。去年就有某公司因連續(xù)三個月讓員工每日加班達4小時，被勞動監(jiān)察部門依法處罰5萬元。

更令人欣慰的是，我們正在遏制那些不易察覺的“隱形內卷”。過去一些單位打著“自愿奉獻”的旗號推行無償加班，實則不加點就會失去績效獎金。如今這類情況已大幅減少。

上海一家企業(yè)曾因“變相強制加班”遭員工集體訴訟，最終法院判決公司不僅要補發(fā)全部加班費用，還必須整改現有的考勤管理制度。

教育領域也在發(fā)生變化。曾經課外培訓機構教師普遍加班至深夜，如今隨著“雙減”政策全面實施，越來越多老師得以按時下班，不再需要抱著手機批改作業(yè)到凌晨。

那么，為何中日兩國職場生態(tài)存在如此巨大反差？其根源在于治理理念與執(zhí)行機制的不同。

在日本，企業(yè)長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勞動者議價能力薄弱，加之監(jiān)管部門對“過勞死”類事件的懲處力度有限，多數違法企業(yè)僅被象征性罰款，難以形成有效震懾。

而在中國，近年來始終將“勞動者權益保護”置于政策核心位置，不僅有頂層設計，更有強有力的執(zhí)法支撐。勞動監(jiān)察機構定期深入企業(yè)核查考勤記錄、工資明細，發(fā)現問題立即查處。

同時，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在悄然轉變——不再盲目認同“加班等于忠誠”，面對不合理要求，越來越多的人敢于站出來表達異議。

去年某互聯網企業(yè)員工發(fā)起聯名信，公開反對強制加班制度，最終推動公司重新修訂考勤規(guī)則。這在以往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也要承認，消除“內卷”并非一蹴而就。我國仍有一些中小企業(yè)暗中推行“996”，或以“彈性工作”為名，實則要求員工全天候在線待命；廣告、媒體等特殊行業(yè)因項目周期特性，加班現象依然存在。

但總體方向已然明確：政府在積極干預，企業(yè)在逐步調整，員工也在主動爭取權利。這樣的合力推進，遠勝于放任自流的“無人問津”。

無論在哪片土地上，職場的本質都應是讓人能夠體面而有尊嚴地勞動。那位在日本烈日下奔跑的郵遞員，并非出于崇高敬業(yè)才咬牙堅持，而是被生存壓力逼至絕境。

中國推動“反內卷”，并非否定奮斗精神，而是拒絕讓“努力”演變?yōu)椤白晕覛纭薄．吘谷藗児ぷ魇菫榱烁玫厣?，而不是把生命耗盡在打卡機前。

能準時下班回家陪家人吃飯，生病時可以安心請假休養(yǎng)，付出勞動后獲得應得報酬——這才是理想職場應有的模樣。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何中日職場差距如此之大？答案其實很清晰：一個是“無人守護的殘酷內耗”，另一個是“多方共護的理性回歸”。

愿日本社會早日正視勞動者的尊嚴與健康，也希望我國能堅定不移地走好這條“反內卷”之路，讓更多人在工作中找到平衡與希望，不必再在“活著”和“生活”之間做痛苦抉擇。

畢竟，真正健康的職場生態(tài)，從來不是靠“壓榨”塑造出來的，而是靠“守護”一點點建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