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馬可·波羅時代起，西方開始了“發(fā)現(xiàn)東方”的歷史。此后，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大批中國物品藉傳教士、船員、商人等之手流入歐洲，其中亦不乏相當數(shù)量的漢籍。它們散見于英、法、德、荷蘭等國的各種圖書館乃至私人手中，除了作為供人賞玩的珍貴藏品外，有時也是早期漢學家研究中國的重要素材。從19世紀60年代起，因于中西關系日益密切，有不少中國人士或官、或商、或?qū)W，有緣游歷“泰西”，他們除了主要感受“歐風美雨”外，與各國的漢學界亦屢有接觸?！八l(xiāng)遇漢籍”，既增添了親切感，又常使這些遠離祖國“七萬里”之遙的游子產(chǎn)生“吾道不孤”的思緒。實際上，這也是中學西被或東學西傳歷史中一個極有意思的現(xiàn)象。本文以鐘叔和編的《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修訂本）為主要資料來源，力圖將這一華人、漢籍相遇于異域的特殊現(xiàn)象勾勒出來。

一、在英國所見

1、大英博物館

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位于英國倫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大羅素廣場，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它收藏了東西方各歷史時期的許多文物和圖書，藏品之豐富、種類之繁多，舉世罕見！該館也一向被認作是海外藏有最多最好中國文物的圣地。到19世紀中葉，大英博物館東方部（Oriental Department）大約入藏有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匯聚而來的漢籍2萬冊，其中相當一部分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時期英國軍隊從中國掠奪的珍籍。1866年，中國官派游歷者張德彝曾造訪大英博物館，目睹了這批漢籍的收藏狀況。此后，與他有類似經(jīng)歷的著名華人還有李圭、王韜、郭嵩燾、劉錫鴻、曾紀澤，等等。上述諸人均將參訪經(jīng)過或詳或略地留之筆端，具體情況可見下表：

從以上記載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一，諸人提到的“卜立地書院”、“播犁地士母席庵”、“布利來斯妙西阿姆”、“百利替施博物院”、“卜立地石米由自亞木”、“博物院”、“妙西恩博物館”等，實際上指的就是大英博物館，有些詞明顯是British Museum的音譯。其二，有人甚至不止一次地造訪該館，張德彝竟有5次之多，郭嵩燾和劉錫鴻則各有兩次。更有甚者，1877年6月11日中國駐英使團的重要成員幾乎集體參觀了館藏漢籍。其三，每次到館時，總有一個名叫“德格樂”、“德葛蘭士”、“德羅巴”或“德羅巴斯”的英國人出面接待，此人能講流利漢語，似是漢籍的管理者。據(jù)查，這個“德格樂”就是英國著名漢學家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13年），1858至1865年他曾來華從事外交工作，1865至1907年長期在大英博物館管理漢籍和東方書籍，此外還曾受聘擔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中文教授和皇家亞洲文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副會長，1903年受封為爵士（Knight）。他為大英博物館所作的最富意義的工作是編纂了館藏漢籍的目錄（正續(xù)兩編），即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877， 以及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03。該目錄按作者名的首字母順序編排，作者名和書名基本都有漢字和英文兩種文字表示。“前言”說明了館藏漢籍的不同來源，書末則有“索引”便于檢索。

順便一提的是，Robert K. Douglas不僅在館內(nèi)熱情地接待來訪的中國人士，切磋學問，而且還主動前往交際。例如，郭嵩燾1877年3月26日（光緒三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記稱：“德羅巴來見，始詢知妙西阿姆掌管漢文書籍，以居中國久，能通漢文故也?，F(xiàn)在京師購買《圖書集成》，已出價五千金。據(jù)梅輝立信，須銀八千?！?877年12月12日（光緒三年十一月初八）又載：“晚接得格拉斯一信，妙西因管理中國書籍，云新譯《元史》一卷?！?“德羅巴”、“得格拉斯”亦是Robert K. Douglas的譯名。

2、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是英語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其歷史大約可以追溯到12世紀末。該校的主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從1604年起即開始入藏中文圖書，以后經(jīng)蒙多批私人贈送，及在華傳教士代為購買，館藏漢籍日豐。1876年，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特地為它編纂了目錄，即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876 ,46 p。1881年，英國傳教士、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年）又將其從中國帶回的2萬冊中文書籍捐贈給該館，令其大為充實。

駐英公使郭嵩燾可能是近代首位見到牛津漢籍的中國官員，他在1877年11月28日(光緒三年十月廿四日)的日記中寫道：

里格約為阿斯福之游?！钟未髮W堂一，名曰波里安，藏書五十余萬帙?？傓k葛克斯，言西洋藏書以法國巴黎為第一，倫敦妙西因次之，此又次之。所藏各國書皆各為院，中國書亦為一院。

邀請郭嵩燾的 “里格”就是曾將中國的“十三經(jīng)”譯成英文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年），1876年起他被牛津大學聘為該校首任漢學教授。“阿斯福”顯系Oxford之音譯，波里安又系Bodleian之音譯。

29年以后，另一位中國官員也有過與郭嵩燾類似的探訪，那就是受清廷之命考察各國政治的滿洲貴族載澤,他在1906年5月15日（光緒卅二年四月廿二日）的日記稱：

……藏書樓存古籍極多，有中國歷史、苗蠻圖、肇慶府圖及佛像貝葉經(jīng)之屬。此校之搜庋古書，蓋夙著于歐洲云。

3、劍橋大學

就在拜訪了牛津大學的十天之后，即1906年5月24日（光緒卅二年閏四月初二），載澤一行又參觀了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這所世界名校的圖書館同樣有一處珍貴的漢籍寶藏。載澤如此述及：

……副校長導觀藏書樓，卷軸之富，于英倫居第三。所藏中國書一室，有七經(jīng)、廿四史、諸子集之屬，云為前駐華公使威妥瑪所贈。

實際上，早在15年前，時任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的晚清名臣薛福臣也曾到達過該地。1891年8月18日（光緒十七年七月十四日），薛福成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偕馬清臣、張聽帆赴干白雷池省，答拜英國前任駐京使臣威妥瑪。乘汽車行一點零十分鐘。此地向多大書院，系四五百年前所建，學生三千數(shù)百人，專攻格致、星算、輿地之學。威君年已七十四，而步履甚健。導游各處，風景清幽。書庫藏書甚富。另一大間儲中國書籍，皆系威君四十年間購覓于中國者，凡經(jīng)史子集應藏大部之書，幾無不備；尤難在多精板初印，大半于中國兵燹以前所得。若兵燹以后，則雖出善價，無從盡得之矣。

“干白雷池”即Cambridge之音譯。薛福成見到的威妥瑪，即英國著名外交官、漢學家Thomas Wade ( 1818—1895年)。威妥瑪早年曾從軍參加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1847年退伍后一直在華從事外交工作，從英國駐上海副領事最后升至駐華公使，并于1883年退休?；貒?，威氏于1888年受聘擔任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他遂將自己在華40年悉心收集的883部（4300冊）漢籍及滿文書籍捐贈給該校圖書館，由此構成了劍橋中國書籍的基礎。1898年繼威妥瑪出任第二任漢學教授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年）為威妥瑪?shù)倪@批贈書編纂、出版了題為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的目錄，1915年又推出了補充目錄。需要一提的是，威妥瑪還是著名的威氏漢語拼音法（Wade System）的創(chuàng)立者，他所著的《語言自邇集》是當時針對西方人的最好的漢語教材之一。

實際上，另據(jù)筆者查考，駐英、法、俄公使曾紀澤甚至比薛福成還要更早見到過威妥瑪?shù)牟貢?883年1月22日（光緒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曾紀澤在倫敦“拜威妥瑪之夫人，女兒在上房與主人談，余至書室觀威妥瑪所藏中國書籍”。從時間上看，這是在威氏將書捐給劍橋大學之前，而地點似應在威妥瑪?shù)乃秸?/p>

二、在法國所見

法國是歐洲近代漢學的中心，其所藏漢籍無論是質(zhì)量或數(shù)量，均不遜于英國。以下是幾則探訪法藏漢籍的記錄：

郭嵩燾抵達的“比茀立若代葛安那學那爾”，顯系Bibliothèque Nationale之音譯，即位于巴黎的法國國立圖書館，其前身是建立于14世紀的皇家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du Roi），1789年法國大革命后改為國立。該館是法國首屈一指的漢籍收藏機構，擁有17、18世紀活躍于中國的耶穌會及其他傳教士寄送或親自帶回的漢籍刊本和抄本總計在1萬冊以上。早在波旁王朝時期的1742年，東方學家傅爾蒙（E. Fourmont，1683—1745年）就曾為這批漢籍作了目錄，刊于其1742年巴黎出版的Grammatica duplex的附錄第343至511頁。后來到了1900年，里昂大學的漢學教授古恒（Maurice Courant，1865—1935年）又開始編纂一個新的目錄，即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etc. Fascicules 1-8,Paris,1900-1912，其中共著錄了9800部書籍，除大部分是漢籍外，還含有朝鮮文和日文書籍。

陳季同似乎對國立圖書館的漢籍質(zhì)量評價不高，這可能與他泛泛之閱有關，或許并未見到藏書的全貌和核心部分。

19世紀的巴黎有大小書庫數(shù)十處，曾紀澤所到的“巴黎書庫”，尚不能確認何處，極可能也是國立圖書館，或者是有大量漢籍收藏的東方語言學校（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和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

1868年初，王韜隨理雅各奔赴英倫的途中，曾途經(jīng)巴黎拜訪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nlien,1799—1873年），儒蓮是19世紀中葉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漢學之王”,除了長期擔任法蘭西學院（Collègede France）漢學講座教授外，還兼任許多學術和行政職務，所謂的“素波拿書院監(jiān)督”也是兼職之一?！八夭谩毕礢orbonne之音譯，今譯為索邦，即索邦大學（其人文部分系今天的巴黎第4大學）。

來到法國的漢籍除了入藏圖書館外，亦有部分流落民間，故而有張德彝向店主沙婁解讀其私人收藏的中國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

三、在德國所見

1878年11月15日（光緒四年十月廿一日），中國駐德公使李鳳苞在柏林受邀參觀了一座書庫，并瀏覽了其內(nèi)的漢籍。以下是詳細記載：

午后掌東方書籍者赫美里邀觀柏林書庫，在新王宮之旁，西名扣尼希力喜·比伯里烏臺克，同往者傅西士及劉羅兩員……又進為東方國之原書，則赫美里所掌也……《梵文字匯》、《蒙古舊史》、《吐蕃記載》皆中國所罕見。赫君任取何種文字，輒能成誦，且領略其大旨，前在中國十年通華文、操華語，明晰了當，知其于東方學問枕胙深矣。又進一門為中國、日本之書，有《大清會典》、《三才圖會》、《汲古閣十七史》、《元史類編》、《明史稿》、《西清古鑒》、《爾雅圖》、《文獻通考》、《司馬通鑒》等書，《古今圖書集成》只存《草木圖》，有《性理真銓》一冊，為乾隆朝西國教士所撰，雖發(fā)明西教，而元妙如禪理，精微似宋學，蓋其時教士尤多通儒也。日本書較多大半是唐土名勝，畫譜、類書、錦譜、花譜、雜記、小說而已。統(tǒng)計藏書九十萬冊，又手抄者一萬五千冊。

接待李鳳苞的“赫美里”應為德國漢學家Karl Himly（1836—1904年），1876年前他曾在德國駐華外交機構工作。 “扣尼希力喜·比伯里烏臺克”則是K?nigliche Bibliothek之音譯，意為王家圖書館，即今天的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該館建于1661年，是最早系統(tǒng)收集中國文獻的歐洲圖書館之一。其首批漢籍（約300冊）是由勃蘭登堡選帝侯弗里德里希·維爾海姆（Grosskurfürst Friedrich-Wilhelm），從荷蘭東印度商會的商館（特別是巴達維亞）那里購買來的。以后又逐步擴充，至19世紀已擁有約5.6萬冊單行本和6000冊叢書本以及《道藏》等。1822年，德國東方學家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年）為其編纂了目錄，即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1840年，德國漢學家芍兌（Wilhelm Schott，1807—1889年）又推出補編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ine Fortsetzung des im Jahre 1822 erschienenen Klaproth`schen Verzeichnisses（《御書房滿漢書廣錄》）。

四、在荷蘭所見

荷蘭是歐洲漢學的重鎮(zhèn)，而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又幾乎是荷蘭漢學的代名詞。該校自1575年建立以后，一直藉本國在遠東的殖民活動而獲得漢籍。1883年，第六屆世界東方學大會在萊頓大學召開，該校漢學講座教授希勒格（Gustave Schlegel，1840—1903年）向遠東分會的出席者們頒發(fā)了其編纂的本校圖書館的漢籍目錄，即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de Leide。 三年后，又出了補編，即Supplément au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qui se trouvent dans la Bibliothèque de l`Université de Leyde。

1906年5月31日（丙午閏四月初九），受清廷之命考察各國政治的戴鴻慈曾途經(jīng)萊頓，所記如下：

午二時，帶參隨數(shù)人乘汽車往來頓（Leiden）觀大學堂。東方教習博洛德（Broght）迎于車站……博君亦稍能讀中國書，然不能達辭也?！斡^藏書樓，書凡二萬六千卷，東方書籍以中日兩國代表。中國之書約六千卷，而佛經(jīng)為多。

五、在意大利所見

意大利漢學是古老的，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馬可·波羅時代。數(shù)百年以來，該國積累的漢籍實際上主要匯集在1475年建立的梵蒂岡教廷圖書館（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和1876年建立的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Vittorio Emmanuele）。1891年3月16日（光緒十七年二月七日），中國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薛福成曾來到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見到“中國書十種”。

13年以后，即1904年5月上旬，游歷西方的中國維新之士康有為也路經(jīng)意大利諸多城市。在羅馬的一座博物院二樓，他目睹了：

我國藏書，以宋元板為至古，唐前筆跡，幾于無有。而此院則幾于宋元后不收。一面觀之，一面私慚，甚憾吾國人之不能保存古物也。

筆者根據(jù)上下文康氏對該館的整體描述來判斷，此館應為設立于1889年的羅馬國立博物館（Museo Nazionale Romano），它主要收藏古代希臘、羅馬的雕像、浮雕、鑲嵌畫、裝飾品，亦有古代東方國家的印刷品。

六、在俄國所見

1879年5月12日（光緒五年閏三月廿二日），隨同崇厚出使俄國首都圣彼得堡的張德彝在日記中寫道：

乘車往看官書庫。在乃武斯吉街阿來三德戲園之左，周一里，高三層。建于俄歷一千七百一十一年……樓系磚石，梯皆木質(zhì)，規(guī)模整齊，與他國書庫無異。共存各國今古書籍萬卷，中國滿漢書亦數(shù)百卷。

1895年3月1日（光緒廿一年二月初五），奉使俄羅斯的王之春亦曾應邀參觀圣彼得堡的一座書庫，其記云：

因柏百福約復與許公同游其國書庫，凡數(shù)十楹……又有蒙古文、西藏經(jīng)典，其護頁皆用革，若英、法、荷蘭書不下數(shù)千種。中國書籍有《清文經(jīng)書》、《東華錄》、《性理精義》、《朱子全書》、《中樞政要》、《戶部則例》等數(shù)十種，亦有小說書若《西廂記》、《紅樓夢》之類，所藏約數(shù)十萬卷，天文、算學、輿地、醫(yī)學、化學分別部首，以類相從，亦有中國各色畫冊……

中俄土地相連，俄國獲得第一批中國圖書據(jù)說是在1730年，并入藏圣彼得堡的皇家科學院圖書館（Библиотекe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到18世紀末，該館的漢滿文藏書已達到200余種2800冊的規(guī)模，于是到1818年特地在館內(nèi)成立了一個收藏東方文化和文獻的“亞洲博物館”（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所有中國書籍即歸其中。張德彝所到的“官書庫”和王之春去的“其國書庫”很可能就是此館。有關館內(nèi)中國書籍的目錄，歷史上編過不止一個，而最全的應是1973年出版的《蘇聯(lián)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漢籍刻本目錄》（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其中著錄了3700種漢籍。陪同王之春前往的“柏百福”，即俄國著名外交官、漢學家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1842—1913年），他早年求學于圣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后投入對華外交工作，1886年成為俄國駐北京總領事，1902年起回歸母校任教。

既有在圖書館見到漢籍者，自然亦有在私人手中見到漢籍者。1888年2月1日（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廿日），奉使游歷俄羅斯國的戶部主事繆佑孫，就在與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滿專業(yè)三年級學生顆利索甫（Н.Ф.Kолесов）的接觸中，“于其案頭見有魏源所著《圣武記》，華文石印頗精，又鈔本《四庫全書》目錄第一百六七卷”。

七、在美國所見

美國漢學一個最重要的起點是，1877年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建立了首個漢學講座，由著名傳教士衛(wèi)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年）擔任教授。次年，前中國留學畢業(yè)生容閎將一批私人藏書（主要是5040冊的《古今圖書集成》）捐獻給母校的東亞圖書館（East Asian Collection）。1884年，衛(wèi)三畏亦將自己的收藏捐贈給該館。此后，中文藏書陸續(xù)增多。

1906年2月14日（丙午正月二十一日），來到美國考察政治的戴鴻慈曾見到這批藏書，其記如下：

……八時，至紐海文（New Haven），往觀耶路（Yale）大學……觀總藏書樓，樓中藏中國書籍不可勝數(shù)。

余 論

晚清中國人在眾多的域外游記中，曾對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了細致描述，從而令囿于國內(nèi)的讀者同胞大開眼界。在這個意義上，它屬于西學東漸的范疇。與此同時，歐美的漢籍收藏則是中國出版品流傳西方的直接結果，是中學西傳、西方漢學的基本反映。由此，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象——中國人在西方遇見漢籍并向國內(nèi)傳遞這些信息，無疑具有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交叉性。

晚清中國人對西方漢籍的探訪，尚處于 “走馬看花”的游歷階段，其中的大多數(shù)人是出使官員而非專門學者，通常缺乏足夠的古籍?？?、版本鑒別和目錄編訂的能力。這與同時代中國學人的日本訪書有著明顯的差別，后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楊守敬（1839—1915年），他是清末著名的大學者和藏書家，長于歷史地理學、金石學和目錄版本學。1880至1884年他作為中國駐日使館隨員長期旅日，在此期間，極力搜羅日本漢文古籍，襄助黎庶昌刻成《古逸叢書》26種、200卷，其中大多數(shù)是在中國已經(jīng)失傳或散佚的。1884年，又撰成《日本訪書志》16卷，至1901年刊行。

中國人與西方漢籍的關系要進入學術研究的階段，則是在民國以后，此前的1907和1909年已有大批敦煌文書被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年）與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分別劫往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國立圖書館，這大大吸引了國內(nèi)的相關學者。后來，鄭振鐸、胡適、王重民、劉修業(yè)、向達、程演生、劉復、姜亮夫、俞大維等一批學者萬里西渡，留下了歐美訪書的重要記載，于中西文獻信息交流貢獻甚多。是為后話?。R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