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載春華秋實，筆墨與時代同行。2025年10月15日，《社會科學報》迎來創(chuàng)刊40周年。

值此40周年報慶之際，本公眾號從9月1日起，陸續(xù)推出“社科報創(chuàng)刊40周年”專題，擷取我們創(chuàng)刊以來的經(jīng)典篇章，以饗讀者。

原文刊載于《社會科學報》2003年6月19日

原標題 | 理性何為？

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 朱國華

傾聽一下這位異域?qū)W人對于我們很多人奉若神明的存在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甚至某種程度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無情揭露和思想清理，不啻一帖清涼醒腦的解毒劑。

理查德·沃林的著作《文化批評的概念》，決不是其標題所暗示的那樣，是便于學術追星族們迅速增加話語資本的思想時尚讀物或最新思潮地圖集，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對于上個世紀理性歷險記的一種局部掃描，也可以算作是對于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一種深度回應。作者選擇了三種具有重要意義的哲學思潮，即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展現(xiàn)了理性在20世紀的哲人那里遭遇的歷史命運。

事情的由頭還是從黑格爾說起。黑格爾通過繁復的論證，把現(xiàn)實性與合理性畫上等號，從而完成了世俗神正論的使命，并使得啟蒙以來作為批判現(xiàn)實的最為銳利的武器即理性，轉(zhuǎn)而變成它的敵人，變成為現(xiàn)存制度辯護的首席律師。這樣，理性本身也受到牽連，或者說，受到啟蒙以來幾乎從未發(fā)生過的嚴厲審問。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諸多空前劫難，科學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邏各斯暴力，難道能夠逃脫其咎責嗎？而且，在上帝已經(jīng)死亡的語境條件下，理性能夠自我論證而成為上帝的代用品，成為自身的最后根據(jù)嗎？對此，柏拉圖筆下的色拉敘馬霍斯早就質(zhì)疑了正義與強者之間的共生關系，而薩德的下面一段話“邏輯是不容爭辯地、一絲不漏地和精確地連貫地：‘如果罪惡是自然的精神，那么就不存在違反自然的罪惡，因此，就不可能存在罪惡。’”尼采把權力和意志看作評判一個人的標準，實際上是承認理性無效的一種更為干脆的說法。極端一點說，在某些憑借理性思維的哲學家那里，理性乃是一種人盡可夫的娼妓形象。無論善還是惡，都可以援引它來為自己服務。

在對于政治存在主義的討論中，沃林談到了德國法學理論家施密特如何通過批判法律形式主義的平庸和強調(diào)權力不受限制的例外，自覺地與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理論相兼容；也談到了擁護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梅洛—龐蒂如何堅持主張，暴力就其蘊涵的人道主義目的而言所具有的正當性。集中表現(xiàn)在海德格爾思想中的存在主義認為，西方傳統(tǒng)價值已然失效，因而人類存在的至上性已經(jīng)不再需要價值建構的支撐，生命中唯一真實的可能性只剩下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這樣，任何抉擇必定在其終極意義上是毫無理由可言的。因此，從邏輯上來說，假如根據(jù)的不在場是個壞事情，那么，納粹主義不就可以看作是對于歐洲虛無主義的一種克服嗎？當海德格爾贊揚“國家社會主義的內(nèi)在真理和偉大性”的時候，他不是在批判著理性所謂的邏各斯暴力的同時，實踐著另一種更可怕的邏各斯暴力嗎？

至于后結構主義或后現(xiàn)代主義，盡管還暫時沒有像存在主義那樣，被接納到某種政治實踐中進行充分的政治表演（這并不是說它沒有其不無問題的政治立場），但是其反理性立場卻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羅蒂對強式超語境真理斷言的斷然拒絕，對趣味和享樂主義的津津玩味；或者是?？陆柚跈嗔ΑR的邏輯，借助于對瘋狂與文明、性的歷史等的研究，毫不掩飾地表現(xiàn)出的對于“理性的他者”（即非理性）的迷戀；還是德里達以某種后啟示錄的口吻對在場形而上學的顛覆，對泛文本主義的大肆宣揚，在客觀上他們只是把虛無主義重新合法化了，而除了提出一些諸如延異、原欲經(jīng)濟學、根莖思維等華而不實的思路，他們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建設性的話語資源。最后，如果說上述兩種思想傾向還有什么共同之處的話，那就是對于美學在邏輯上優(yōu)先性的強調(diào)。的確，再也沒有什么地方比藝術領域更能凸顯出非理性的勝利，尤其是在19世紀以來唯美主義獲勝，藝術自主性得到普遍確認的當代語境中。

作為一個法蘭克福學派的信徒，沃林贊賞霍克海默或者馬爾庫塞挽救理性的努力，認為時代的悲劇不是因為理性的過剩，而是因為理性的匱乏。他舉例說：“極權主義政治形勢的勝利不是發(fā)生在歐洲民族國家的內(nèi)部，而是發(fā)生在一些‘落后的國家’： 德意志、意大利和俄羅斯。但是這些國家沒有完成向立憲政體的現(xiàn)代秩序的轉(zhuǎn)變。”然而，他又承認，他們畢竟沒有找到作為規(guī)范基礎的普遍意義的那種理性。實際上，隨著對于理性概念理解的分歧，霍克海默在晚年被迫遁逃到宗教領域?qū)で蟠_定性，而馬爾庫塞和另一位思想家阿多諾則相信： 唯有美學的立場才可能一方面繼續(xù)著對于現(xiàn)實的批判，同時又內(nèi)在地包含著烏托邦的維度，從而可以賴以全面實施法蘭克福學派的救世計劃。這倒是與上面提到的存在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殊途同歸了。

但是，藝術能夠承受這樣的歷史重任嗎？要么藝術固守自身的自治原則，那么它與任何一種烏托邦的拯救功能就沒有必然聯(lián)系；要么藝術在做出必然解放的承諾的條件下，使自己變成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未來資源，而可以期待的必然結果是藝術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工具理性，換句話說，變成與它自身相疏離的另一種東西，變成某種體制的一部分。無論哪一種將美學置于理性或倫理學之上的邏輯，必然無法回避這樣的兩難困境。

在沃林看來，幸虧有了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合法繼承人哈貝馬斯，幸虧有了他所倡導的交往行動理性，理性終于在普遍語用學的理論基礎上起死回生了。如果我們以對話和商談的方式在生活世界的領域中構建一種交往倫理學，如果我們只承認在公共話語中得到認同的規(guī)則，也許我們就有可能“把民族的、后形而上學的類型要求同后極權主義時代的需要結合了起來”。這樣，在保全了理性的同時，我們又沒有喪失烏托邦的精神。

多少有些遺憾的是，哈貝馬斯的理論何以得到他的充分首肯，書中有關論述有些語焉不詳，至少不能讓筆者在寥寥數(shù)語中心悅誠服。沃林的行文風格詳于批判，略于建設，這好像和批判理論見長于批判，卻無法提供一個堅實的烏托邦理想的內(nèi)在品性是一致的。好在對于我們中國讀者而言，對于那些還顯得遙遠的烏托邦，暫時未必有太多的激情。那么，傾聽一下這位異域?qū)W人對于我們很多人奉若神明的存在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甚至某種程度的法蘭克福學派的無情揭露和思想清理，不啻一帖清涼醒腦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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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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