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迎來了建院百年之慶。從1925到2025，百年時光流轉(zhuǎn)中，故宮不僅鐫刻下自身從皇宮到博物院的轉(zhuǎn)型印記，更成為中華文明在時代浪潮中堅守本源、開拓新篇的精神坐標——它承載的不僅是文物，更是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與精神基因。

章宏偉所著的《故宮掌門人1925—1949》，便以厚重的筆墨為我們打開了理解這一精神坐標的窗口。作者跳出傳統(tǒng)故宮研究的文物視角，轉(zhuǎn)而聚焦“掌門人”這一核心群體，填補了故宮早期管理史研究的空白，讓我們得以透過親歷者的眼睛，觸摸那段動蕩歲月里文物守護與文脈賡續(xù)的真實溫度。

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時的神武門

歲月經(jīng)緯中的文化堅守

全書結(jié)構(gòu)嚴謹，體系完整。第一至第七章為主體，以時間為軸，系統(tǒng)評述了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至1949年間七位核心行政負責人的作為。從時局動蕩中文物的顛沛流離，到人事變遷里故宮的艱難存續(xù)，再到一代故宮人對文化的執(zhí)著堅守，百年故宮的早期命運，皆濃縮于這七章文字之中。其中第七章尤為動人，字里行間盡顯故宮人在絕境中的職業(yè)操守與不屈風骨，堪稱全書精神內(nèi)核之所在。

附錄《故宮博物院組織架構(gòu)（1924—1949）》是全書的重要補充，足見作者考證之功力。這份附錄并非簡單的資料羅列，而是對故宮博物院早期管理體制、機構(gòu)名稱演變的系統(tǒng)梳理，既印證了作者深耕史料的付出，也為讀者厘清了書中歷史線索，讓百年前的故宮管理脈絡清晰可見。

該書的前言與后記形成巧妙呼應，共同勾勒出故宮的文化坐標。前言清晰追溯了故宮從皇家禁苑到公共博物院的歷史轉(zhuǎn)折，為全書奠定“文明轉(zhuǎn)型”的基調(diào)；后記《于宮闕之間尋繹中華文化的棲居之地》則是對全書主旨的升華——它不僅延伸了文本內(nèi)容，更提煉出故宮與中華文化的深層聯(lián)結(jié)，同時對掌門人的分類與價值做了正文之外的補充闡釋，讓人物形象更趨豐滿。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的圖片設計。正文已穿插諸多插圖以佐史實，作者仍將部分核心圖片單獨排版，且打破“圖片置于書前”的慣例，將其放在卷末。這種設計絕非刻意標新，而是希望讀者在讀完文字后，能通過圖像與歷史形成二次對話，進一步深化對“文物守護”主題的認知。

第三批古物南遷木箱裝車情況（1933年3月）

現(xiàn)代文明的中國樣本

這部著作看似是“寫人”，實則是“以人寫史、以史見文”——它的核心，是揭示故宮與中華文明的共生關系，以及故宮人作為“文化守護者”的使命擔當。正如封面所題“七個人的中華文明守護史”，短短11個字，精準點出了全書的靈魂：七位掌門人的故事，本質(zhì)上是一部濃縮的中華文明守護史。

作者對故宮的認知，深植于“文明轉(zhuǎn)型”的宏大視野。他指出：“紫禁城由皇宮轉(zhuǎn)向博物院，不僅塑造了現(xiàn)代文明的中國樣板，更開辟了中國博物館事業(yè)的新紀元——這一轉(zhuǎn)型在當時的社會與現(xiàn)代中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為文化傳承與公共文明建設注入了持久活力?！边@一判斷，正是全書立論的邏輯起點，也讓掌門人的故事有了更廣闊的歷史維度。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始終帶著清醒的問題意識展開研究。他不盲從主流觀點，敢于對歷史細節(jié)提出辨析：序章中，他重新審視“驅(qū)逐溥儀出宮”的歷史意義，厘清“故宮建立是否為政府行為”的爭議；第四章中，他考證“故宮維持動議是否出自李石曾”，還原歷史真相。更重要的是，作者善于從被忽略的細節(jié)中挖掘文化價值——每一章都能提出關乎故宮命運的關鍵問題，并以扎實的史料給出有溫度的答案，讓歷史不再是冰冷的事件堆砌。

作者的見解更具突破性與人文關懷。例如，他客觀評價張作霖在故宮保護中的作用：“正是他力阻故宮博物院對所藏金砂銀錠的‘處分’，避免了文物因經(jīng)費短缺而被挪用的命運?！睂τ趹?zhàn)前“反對文物南遷”的一派，他亦給出中肯評價：“奮力護送文物南遷的先賢值得銘記，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守護者同樣值得欽敬——盡管主張相異，他們的初心始終一致：守護故宮，便是守護中華文明的根脈?！边@種不偏不倚的視角，讓歷史人物的形象更顯立體。

百年故宮的“文化守門人”

這既是一部故宮掌門人的合傳，也是一部故宮早期的“生存史”。1925至1949年的24年間，七位掌門人在不同時局中接過“守護之責”，雖任期有長有短、貢獻各有側(cè)重，卻共同撐起了故宮的存續(xù)之路。尤其是北洋政府時期的幾位掌門人，因政局動蕩，任期多不足一年，但正是他們的接力堅守，才讓故宮博物院在初創(chuàng)期站穩(wěn)腳跟，為后續(xù)發(fā)展奠定基礎。

北洋政府時期的五位掌門人，各有其“使命坐標”：

李石曾是“奠基者”。留法經(jīng)歷讓他最早意識到故宮文物的世界價值，也最早提出建立故宮博物院的構(gòu)想。正是他牽頭推動，不僅讓故宮博物院從構(gòu)想變?yōu)楝F(xiàn)實，更初步建立了“董事會與理事會并行”的管理體制——這一雙軌體系，成為后來故宮管理模式的雛形。

莊蘊寬是“守護者”。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政權更迭如走馬燈，莊蘊寬卻以一己之力守住故宮：他兩度拒絕軍隊占用故宮的要求，一句“我們都有責任，萬不能拱手相讓”，道盡對文化的敬畏；他更以靈活的策略制止軍閥侵占，形成“故宮非軍事禁地”的慣例，為故宮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趙爾巽是“失意的接管者”。1926年7月，吳佩孚扶持的杜錫圭內(nèi)閣秘密成立“故宮保管委員會”，任命清朝遺老趙爾巽、孫寶琦為故宮博物院正副委員長。同年8月，二人以“參觀”為名赴故宮接任，卻遭遇莊蘊寬等人的堅決抵制——莊蘊寬堅持按規(guī)逐項點交，拒絕隨意交接職權，最終趙爾巽等人無奈辭職，這場“接管風波”也成為故宮早期管理史上的一段特殊記憶。

江瀚是“民間護院人”。70歲高齡的他，并非由政府任命，而是在故宮保管委員會流產(chǎn)、故宮陷入“無人管理”的混亂時，由各方文化名流共同推舉為“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長。他以民間力量整合資源，平息混亂，最終獲得政府認可；任內(nèi)，他堅持“文物留京”的主張，背后是對“文化根脈不宜輕動”的深層考量。

王士珍是“北洋系的守護者”。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故宮博物院一度陷入群龍無首的困境，北洋系核心人物王士珍挺身而出，于同年10月出任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長。他憑借自身影響力，多次阻止奉軍對故宮珍藏的掠奪，為文物安全筑起了關鍵防線。

國民政府時期的兩位掌門人，則推動故宮邁入新的發(fā)展階段：

易培基是“轉(zhuǎn)型期的開拓者”。1929年2月，他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首位“院長”，卻因時局所限，直至1931年3月才正式到任。上任之初，他便面臨“廢除故宮博物院”的提案，以堅定立場保住了這一文化機構(gòu)；此后，他推動故宮物品系統(tǒng)清理、完善公眾參觀制度、組織文獻整理出版，更在平津危急之際，牽頭啟動文物南遷——這場“文化長征”，讓百萬文物免遭戰(zhàn)火損毀。然而，他的一生卻與“故宮盜寶案”的爭議相伴：案件曾引發(fā)全國關注，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開庭審理，最終卻因時勢變遷與證據(jù)不足不了了之，直至易培基離世，這一爭議仍未蓋棺定論。但作者以客觀史料為依據(jù)，充分肯定了他對故宮轉(zhuǎn)型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讓這位“爭議院長”的文化功績得以彰顯。

馬衡是“穩(wěn)定期的掌舵者”。他與故宮的淵源早在1925年便已開啟——彼時他以北京大學教授身份兼職參與院務，1933年7月正式投身故宮管理，先任代理院長，三個月后轉(zhuǎn)正，成為故宮博物院史上首位長期任職的正式院長。在他主導的“馬衡時代”，盡管時局依舊動蕩，但憑借蔡元培等理事會成員的支持，他推動故宮建立了更系統(tǒng)的管理機制，讓文物保護、學術研究與公眾開放同步推進，為故宮博物院的穩(wěn)定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讓“故宮精神”得以進一步傳承。

懸掛李煜瀛手書“故宮博物院”門匾之神武門門樓（1925年10月10日）

守護中華文明的根脈

“故宮掌門人”，看似通俗的稱謂，背后是沉甸甸的文化責任——他們是故宮的行政管理者，更是中華文明的“守門人”。

透過這本書，作者向我們揭示了兩個深刻的事實。其一，1925至1949年的24年，是故宮最艱難的“求生期”——它歷經(jīng)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日偽政權的更迭，多次面臨“關張”危機：北洋時期的經(jīng)費匱乏、政權動蕩自不必說，即便國民政府統(tǒng)一全國后，“廢除故宮博物院”的提案也曾擺上議程。其二，故宮能在如此絕境中存續(xù)，核心在于一代故宮人的堅守——七位掌門人與全體故宮人以“視國寶為生命”的信念，將個人命運與文物命運緊緊捆綁，才讓這份文化遺產(chǎn)得以完整傳承。

當然，這七位掌門人的文化功績，仍有更多細節(jié)待發(fā)掘；但《故宮掌門人 1925—1949》的價值在于，它首次為我們留住了對這群“文化守護者”的集體記憶——當我們在2025年回望故宮百年時，不應只看到宏偉的宮墻與珍貴的文物，更應記得：百年故宮的背后，是一群人用一生守護文化根脈的故事。而這，正是該書最動人的力量。（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化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故宮掌門人1925—1949》

章宏偉 著

中華書局

原標題：《故宮博物院百年之慶：藏在“掌門人”故事里的故宮歲月》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王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