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那年是1971年，杜家客廳墻上掛了一張新照，黑白的，杜聿明和曹秀清坐著，楊振寧站在旁邊，手自然垂著，背挺直，眼睛不生人也不熟人，像是準備好了也還保留一點分寸，那張照片后來進了幾位老教授的書房，也留在杜家后人的講述里，懂分量的人不多，這不是隨意的團聚照，是一段年代交叉處的合縫，三家人的線絞到一起，楊振寧就站在那個交界點上。

這段緣分的開頭不熱鬧，1944年在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附中，22歲的楊振寧第一次上講臺，講數(shù)學物理，臺下坐著一個高二女生叫杜致禮，成績穩(wěn)，人清爽，是杜聿明的女兒，兩人是師生，話不多，五年后在普林斯頓的一家中餐館，招呼聲是“楊老師”，一回頭就續(xù)上了記憶，兩人那時都是新到美國，身上還帶著戰(zhàn)亂后的那股慌張，城市很大，心里很空，說話就多了，一起走路吃飯也自然，1950年登記結婚，沒有大場面，只幾位朋友坐坐，婚禮那晚她突然說起父親，不知道人在何處，是否安好，誰也想不到這段婚姻后面會帶來一條分岔路。

淮海戰(zhàn)役結束沒多久，杜聿明被俘，這個消息過海以后，很多人關注，曹秀清也被問話，蔣介石的意思傳到家里，要楊振寧回臺灣做研究，一邊是大陸這邊，岳父在功德林，另一邊是臺灣那邊，耳目很多，楊振寧中間夾著，腳下不好邁。

五十年代初他的研究往深處去了，粒子對稱性的想法正在起形，人要是回去，研究還能不能接著拉下去，說不清，以后再回來也說不清，身份還卡著，他的岳父在那會兒是“俘虜”，可能會被列戰(zhàn)犯，他自己名字再響，也得先放穩(wěn)立場。

1955年，從北京那邊送來一封信，是周總理安排的，杜聿明親筆，說他在北京一切平常，讓女兒女婿別擔心，這封信走的路不直，先到英國駐美大使館，再轉到瑞士，最后才遞到他手里，通道就這么繞著，這也能看出他回去的路不算寬，科學家的名頭不等于一路綠燈，他不是不愿，他是不能隨意動。

1957年，他和李政道拿到諾貝爾獎，華人第一次站到那個臺上，杜聿明還是照例寫信，托張文裕帶到瑞典，信里一句話重量很足，是“你獲得的，是中華民族的光榮”，那時他還在觀察期，能寫這句話，是一種托付，楊振寧收到信心里不快不慢地轉著，獎拿到了，回國這件事反而更密了。

美國和中國隔著海風，他手里是美國護照，岳父的身份還敏感，一落地會不會有人來談，心里有數(shù)，那時候他更惦記的是岳母在臺灣，盯得緊，常被拿來安排一些事，他就找辦法，把線路繞起來，先從臺北去日本，再到日內瓦，最后到北京，他自己還在紐約，妻子陪著母親回大陸，他在老公寓里坐著，窗外是冬天的風，想著這樁婚姻有可能讓他往后很多年都回不來北京。

到了1971年，路開了一條，美國國務院低調放消息，中國不再是禁區(qū)，護照允許部分訪問，他那年快五十，父親楊武之病重，他看見窗口，他第一件事是寫申請，回國探親，信出去不到一個月，回信到了，大使館歡迎他回去，并且讓他到巴黎的中國大使館辦簽證，從紐約飛巴黎，他心里壓著兩件事，見父親，見岳父。

后面那件更復雜，飛機落地北京，外交部的人接機，杜家早就收拾好了，曹秀清在機場，見到女婿沒多說，握住女兒的手，站了很久，第二天楊振寧去見岳父，杜聿明穿著洗到發(fā)白的中山裝，頭發(fā)梳齊，見面拍了下肩，說“回來就好”，沒有長談，也沒有外面想的那些話題，楊振寧聽懂了，這句話是他等了二十年的準許，晚上一起吃飯，飯后拍照，就是那張合影，杜家人坐著，他站著，姿態(tài)直，分寸剛好，他心里清楚，這兩位老人身邊走過了很多事。

楊家的這邊不一樣，他父親是傳統(tǒng)士大夫，留美博士，做人很規(guī)整，兒子拿了美國護照，娶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女兒，離家二十多年，諾貝爾獎拿了也沒回家，他不吵不鬧，態(tài)度很明白，電話不接，信不回，1971年楊振寧回去，先去看父親，見面時臉色一直冷著，飯桌上話不多，后來有人說他病重時留下話，這個兒子不再認了，這些楊振寧沒有公開回應，圈里知道，他在美國的那些年，和父親幾乎沒有聯(lián)系，照片里他站得直，老父親的認可沒有回到手里，這段裂縫一直存在。

再往后他去得多了，給清華設獎學金，幫學生聯(lián)系國外機構，把期刊、資料往系里搬，校舍修建也出力，他和杜致禮回到北京，夫妻幾十年一直在一起，到晚年他和翁帆結婚，社會上出現(xiàn)不同聲音，很多人把話題又拉回到他過去的一切，他自己公開不說，私下說過一句，這一生沒有虧待任何人，除了父親，這句話的分量，懂的人都明白。

這張合影背后的事，大概就是這些，楊振寧不是要被擺在臺上的完美人，也不需要被封成某種符號，他站在那個年代的中間，國家和家庭兩邊都要顧，他對國家盡力，對妻子盡心，對岳父母盡禮，心里留下來的，是父親那道坎，照片里他站得很直，往心里走，有一道門一直沒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