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四年，暮色中洛陽紫微城的銅匭泛著冷光，身著十二章紋袞龍袍的武則天，指尖劃過案頭《臣軌》絹本，目光投向嵩山封禪臺。

彼時武氏子弟借“革唐命，立周制”鉆營，武承嗣偽造瑞石刻讖語謀儲君之位。十四年后，這位唯一女皇帝在長生殿頒《退位詔書》還政李唐，朝野驚嘆背后，是史書勾勒的權(quán)力本質(zhì)博弈……

眾所周知，武則天登基之后，起初最中意的接班人并非李氏子孫，而是她的兩個族親，即武三思和武承嗣。

只是這兩個被武則天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皆為爛泥扶不上墻的主。

《舊唐書·武承嗣傳》中記載，武則天稱帝之初，曾對武承嗣寄予厚望，不僅擢升其為文昌左相，更讓他“監(jiān)修國史，掌東宮兵馬”，幾乎將儲君的核心權(quán)力盡數(shù)交付。

但這位武氏嫡侄的表現(xiàn)，卻屢屢將“外戚專權(quán)”的弊端暴露無遺。他為鏟除異己，羅織罪名構(gòu)陷宰相岑長倩，僅憑一封匿名書信便株連數(shù)十人，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而在處理突厥入侵的邊事時，他既無軍事謀略，又不懂安撫民心，反而強征民力修建家廟，導致河北流民四起，差點引發(fā)兵變。

相比之下，《資治通鑒》中關(guān)于武三思的記載更顯荒誕。這位梁王依仗姑母的權(quán)勢，在洛陽城內(nèi)強占民宅，甚至將御史大夫李承嘉的府邸改為自己的花園，被彈劾后在朝堂上又直言“天下乃武氏之天下，何關(guān)他人宅第”。

更致命的是，在武則天晚年病重時，武三思試圖聯(lián)合張易之兄弟“矯詔立儲”，卻因謀劃不周被宰相張柬之察覺，反而加速了李唐舊臣的復辟計劃。

武則天從感業(yè)寺的尼僧一步步登上權(quán)力巔峰，靠的是“通文史，多權(quán)謀”的政治智慧，以及在廢王立武、打擊門閥中積累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而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自幼生長在勛貴之家，既未經(jīng)歷過朝堂的爾虞我詐，也缺乏治理天下的遠見卓識。

他們對權(quán)力的理解，始終停留在“擅作威?！钡臏\層階段。

正如《新唐書·酷吏傳》中所評：“武氏諸侄，徒借外戚之勢，無經(jīng)世之才，若付以社稷，恐重蹈呂氏之覆轍。”

其實在武則天定都洛陽后，曾下令銷毀長安太廟，改立武氏七廟，試圖從禮制上切斷李唐與天下的聯(lián)系。

但《唐會要》中記載的一則細節(jié)耐人尋味：垂拱二年，她命人在洛陽街頭張貼《大云經(jīng)疏》，宣稱自己是“彌勒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卻有百姓在夜間偷偷將疏文撕去，換上“李氏當復”的字條。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當武則天派官員前往并州（李淵龍興之地）祭祀武氏先祖時，當?shù)匕傩站归]門不出，連酒食都不愿供應。而當廬陵王李顯被召回洛陽時，沿途百姓“夾道焚香，高呼萬歲”，甚至有老人哭著說“吾皇終于歸矣”。

這種深入骨髓的“李唐認同”，源于數(shù)代帝王積累的文化與社會根基。從李淵太原起兵“除隋之亂，安天下之民”，到李世民開創(chuàng)貞觀之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李唐王朝早已在百姓心中樹立起“正統(tǒng)”的形象。

《通典·食貨志》記載，貞觀年間“斗米不過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shù)月”，這樣的治世景象，成為百姓衡量政權(quán)合法性的標尺。

而武則天稱帝后，雖在吏治、科舉上多有革新，但為鞏固權(quán)力重用酷吏，導致“朝野震恐，冤獄遍天下”，僅天授年間被酷吏周興、來俊臣迫害致死的官員就達數(shù)百人，民間對武周政權(quán)的信任度始終未能超越李唐。

更關(guān)鍵的是，唐代社會的核心紐帶門閥士族與科舉士人，大多心向李唐?！杜f唐書·宰相世系表》顯示，武則天時期的宰相中，出身關(guān)隴集團、山東世族的官員占比達七成，這些家族與李唐皇室世代聯(lián)姻，利益深度綁定。

而通過科舉入仕的寒門士子，雖得益于武則天“破格用人”的政策，但他們誦讀的儒家經(jīng)典中，“君權(quán)神授”“嫡長子繼承”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難以接受“外戚繼位”的倫理挑戰(zhàn)。

正如宰相狄仁杰在《諫立武承嗣疏》中所言：“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矢石，以定天下，傳之子孫。陛下今乃欲以武氏為后，恐天下人心不服，社稷危矣。”

朝臣與百姓皆反對，加之武則天晚年常居長生殿，病榻前的權(quán)力博弈，成為決定王朝走向的關(guān)鍵。

《資治通鑒》詳細記載了長安四年的一場對話：武承嗣、武三思多次請求立武氏子弟為儲，武則天始終沉默，直到狄仁杰進言：“姑侄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后，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strong>

這句話精準擊中了武則天的核心顧慮，作為女性皇帝，她既想延續(xù)武氏的榮耀，又無法擺脫傳統(tǒng)宗法制度的束縛。

在宗法制度下，“父死子繼”是天經(jīng)地義的傳承法則，而“姑侄”關(guān)系在家族祭祀中毫無位置。若立武承嗣為儲，待其繼位后，武周的太廟中供奉的將是武承嗣的父親武元爽，而非武則天。

而立李顯或李旦為儲，她作為“皇太后”，既能保住“配食太廟”的地位，又能避免武氏家族因“謀逆”被清算。

這種對身后名的考量，成為武則天轉(zhuǎn)變態(tài)度的重要推手?！缎绿茣t天武皇后傳》記載，此后武則天多次召見李顯，“賜其甲第，令居洛陽，恩寵甚厚”，實際上已將其定為繼承人。

與此同時，武則天開始不動聲色地為還政李唐鋪路。她先是借“二張之亂”，默許張柬之、崔玄暐等大臣發(fā)動神龍政變，誅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掃清朝堂上的腐朽勢力。

隨后又以“年老多病”為由，主動退位，傳位于李顯，詔書中“朕復以皇帝為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則天大圣皇后”的表述，既保留了自己的尊榮，又明確了李唐的正統(tǒng)地位。

這種平穩(wěn)過渡，避免了像西漢呂氏之亂那樣的血腥清洗，武氏子弟雖被削奪權(quán)位，但大多得以善終，武三思甚至在中宗時期仍擔任司空，這與武則天“平衡各方勢力”的政治智慧密不可分。

公元705年正月，武則天在上陽宮病逝，遺詔“去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與高宗合葬乾陵”。這座矗立在梁山之巔的陵墓，以“無字碑”見證著這位女帝的復雜一生。

她打破了“女性不得稱帝”的傳統(tǒng)，卻最終選擇回歸“李唐皇后”的身份；她曾試圖建立武氏王朝，卻在權(quán)力的巔峰保持著難得的清醒。

總之，武則天還政李氏的抉擇，本質(zhì)上是對“權(quán)力本質(zhì)”的深刻認知：皇權(quán)并非個人私產(chǎn)，而是需要依托民心、文化與制度的共同體。

武氏子弟的無能，讓她明白“外戚專權(quán)”終將引發(fā)動蕩；民心對李唐的認同，讓她看清“正統(tǒng)”的力量難以撼動。

宗法制度的束縛，則讓她不得不接受“母以子貴”的現(xiàn)實。正如《舊唐書》對她的評價：“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責，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千年后立于乾陵無字碑前，方知其深刻智慧：真正的權(quán)力非占有，而是在恰當之時歸還天下。

參考資料：

[1]徐琦淇.淺析武則天還位于李唐王朝的深層原因[J].新楚文化

[2]季慶陽.武則天與忠孝觀念[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