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革命世家，父親是國務院副總理，母親是全國婦聯(lián)主席，舅舅舅媽更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先驅(qū)，家世顯赫得令人咋舌。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家境如此顯赫的人，晚年卻拿著厚厚的電話本，翻找父親生前的老友求助，卻頻頻被拒，甚至連電話都不敢接。

以至于后來她苦笑著對記者說：“他們都討厭我。”這是怎么回事？一個革命世家的后代，為何落得如此境地？

出身革命世家，從小就參與革命事業(yè)

李特特的外婆葛健豪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16歲結婚，生下三兒兩女，但丈夫卻整天游手好閑，不做正事，她對此非常失望。

受到閨蜜秋瑾投身革命，波瀾壯闊的事跡影響，一個堅定的想法在她心中油然而生，她要把自己的孩子培養(yǎng)成像秋瑾一樣的人，為中國革命事業(yè)做貢獻。

她賣掉了自己娘家陪嫁的嫁妝，又四處奔走借錢，準備帶著自己的幾個孩子去省城學堂讀書。在這之后，為了更一步精進學業(yè)，她又帶著幾個孩子遠赴法國留學，成為中國第一個赴歐留學的小腳老太太。

1923年，她的女兒蔡暢和李富春在法國結婚，不久后竟意外有了身孕。蔡暢知道懷孕后第一想法便是打掉，當時他們正投身革命事業(yè)，懷孕會耽誤很多事情。

但葛健豪知道后堅決不同意，她知道女兒有顧慮，為了讓女兒放心也能更好的投身革命事業(yè)，便安慰女兒，這個孩子生下來由自己撫養(yǎng)。

終究是自己的孩子，蔡暢就是再不愿要也是百般不忍的，加上葛健豪的強烈堅持，她把孩子生了下來，因為當時正處于特殊時期，所以為其取名為李特特。

一生完孩子，蔡暢便毫不猶豫的去做了結扎手術，李特特成為了她們夫妻唯一的女兒。

李特特一出生，蔡暢便把她交給了母親撫養(yǎng)，因為自己和丈夫則要接受組織的安排，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而葛健豪則是帶李特特回了湖南老家生活，這一呆，便是四年。四歲那年，李特特終于見到了父母。

當時，蔡暢和丈夫正在上海從事地下黨的工作，而她們家則被設為了聯(lián)絡點，為了更好地偽裝，她們將李特特還有外婆接來上海生活。

盡管一家人團聚，但李特特還是很少見到父母，由于革命需要，她們很少回家，偶爾回家也是偽裝成各種樣子，把年紀尚小的李特特嚇的不行。

父母一直在外奔波，而她和父母的相聚也更多是搬家的過程中。漸漸的，李特特適應了這種生活，每當父母喊她收拾行李時，外婆負責安全存放機密文件和經(jīng)費，而李特特則將外婆在搬遷中燒掉的文件放入滿滿一盆水中，然后倒進馬桶。

從一次到兩次，再到五次三番，每次搬家后，李特特都要更換姓氏。她不明白為何母親要讓她撒謊，每次憤怒地詢問時，只能得到一句“小孩子不要總問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

在李特特的年幼心靈中，她無法理解母親為何總是將自己獨自留在家中。她誤以為母親不喜歡自己，對于母親投入工作的全心全意，她只看到了被拋棄的寂寞。

直到長大后，她漸漸理解了父母工作的特殊性，她才知道父母這樣做是為了最大程度的保護自己，是為了躲避特務的追捕。

1931年，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李富春和蔡暢只好離開上海，而李特特也被送回了湖南老家，李特特再次離開了父母，母親嚴厲的樣子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國際兒童院，主要培養(yǎng)一些烈士遺孤和領導同志的后代，而李特特自然成了其中的一員。

在這異國他鄉(xiāng)，雖然偶爾會覺得孤單，但是李特特童年的經(jīng)歷鍛煉形成了她堅韌的性格，在這里，她與一些像她一樣的革命后代成為了朋友，過了一段相對來說還算安逸的生活。

然后不久之后，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就爆發(fā)了，李特特和兒童院里的其他朋友每天都要參加沉重的軍事訓練，準備作為后備軍參加戰(zhàn)斗。

十七歲的李特特每天要負重二三十斤，還要挖戰(zhàn)壕。當時正是冬天，土地被凍得非常硬，李特特的手時常被磨出血，吃的也只有一塊又黑又硬的面包。

她還要負責在醫(yī)院護理傷員，除了每天幫他們換藥，喂飯，它還有一項工作就是每天收集斷胳膊斷腿然后埋掉。

盡管生活條件艱苦，工作訓練繁重，但她從不抱怨，只是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還獲得了“馬克西姆機關槍手”的光榮證書。

2.為國奉獻，投身北方，西部

1948年，李特特成功考入了莫斯科吉米遼謝夫農(nóng)學院。在這她和一個俄羅斯小伙結了婚，生下一子。

1952年，她順利完成學業(yè)攜夫帶子回國，盡管父母當時已經(jīng)是國級機關干部，但她沒有享受任何特權。

而是出于專業(yè)需要，主動提出要去農(nóng)村實踐，以便更好地了解國內(nèi)情況。但當時國家非常需要人才，并沒有立刻派她去農(nóng)村，而是將她派駐到了農(nóng)科院從事研究工作。

但李特特并沒有放棄自己的想法，得知國務院決定在蘇聯(lián)的協(xié)助下，興建一個大型谷物農(nóng)場，即北大荒計劃，她毫不猶豫的報了名，帶著只有三個月的二兒子遠赴北方。

在這之后，由于文化的差異和當時中蘇關系的惡化，李特特和丈夫離了婚，選擇獨自撫養(yǎng)孩子。

李特特在這樣平凡的生活中過了一年又一年，在她晚年離休后，國家為李特特配備了保姆，她的居所是寬敞的三居室，即使她不愿意宅在家里，出去游山玩水，退休金也是綽綽有余。

但她卻做了件令所有人都震驚的事情，她散盡家財積蓄，選擇下鄉(xiāng)扶貧。1988年，李特特成為了中國扶貧基金會的終身理事。

和其他扶貧的人不太一樣，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腳落地，一手通天”。她一邊利用自己的關系，向省市區(qū)領導或北京的頭頭腦腦們，還有一些企業(yè)家說情、要錢；

一邊將得來的“好處”轉給最底層村民，幫助貧困地區(qū)架橋、打水井、修公路、辦學校、建工廠……

以至于后來有人連她電話都不敢接，紛紛對她避之不及。84歲的李特特在接受采訪時跟記者回憶道：“我爸爸以前和他們關系都很好，經(jīng)常往來，他們的聯(lián)系方式我都有，不過現(xiàn)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電話，都討厭我了，因為我找他們就一件事——‘化緣’?！?/p>

對她這種行為，不是所有人都看好，很多人風言風語：“老人家年事已高，可能腦子糊涂了，好好的生活不過，非要瞎折騰?！?/p>

對此，她總一笑置之，時常念叨：“難道讓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人怎么能這樣活著！現(xiàn)在有些人富得流油，一頓飯不知吃掉多少錢，可還有些地方的人，連飯都吃不飽，孩子窮得沒衣服穿，我一想起來就坐不住?！?/p>

她的一生起起伏伏，或許是受到獨特家庭背景的激勵，她總是閑不下來，覺得自己不做點什么都對不起家里人。

面對記者采訪時，她平靜地說：“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敵人用大鐵釘釘在墻上，死得很慘；二舅蔡林蒸1925年廣東省港大罷工時被砍成幾塊，丟在湖里；三舅媽向警予31歲被害……我家里這么多親人拋棄了家庭、犧牲了生命，出生在這樣的家庭，對我的人生影響太深遠了。”

現(xiàn)在國家和平，人們生活總體向上，但還是有一些人在貧困當中，李特特看到了他們生活的苦，面對這種困境，她堅定的表示：“我是革命家的后代，父輩們未完的事業(yè)我要繼續(xù)，參加扶貧工作正是我繼續(xù)革命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