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李仙洲被特赦，踏出功德林監(jiān)獄的大門，呼吸著久違的自由空氣，恍若隔世。

但比自由更讓他掛懷的，是一個十三年來夜夜在心中回響的問題。

于是，當他見到周總理后，迫不及待地說：“總理，我有一個問題，13年了都沒弄明白。”

他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周總理又是怎么回答的？

孤軍困境

1947年2月，國共兩軍在山東地區(qū)正展開一場關(guān)乎命運的博弈。

作為國民黨第二綏靖區(qū)副司令，李仙洲接到調(diào)令，奉命率三軍五萬余人南下，以新泰、萊蕪為依托，配合南線部隊對解放軍實施合圍。

國軍此次集結(jié)兵力龐大，兵鋒直指華東野戰(zhàn)軍根據(jù)地臨沂。

王耀武看得出，此番圍殲并非十拿九穩(wěn)，反倒有些用力過猛、虛張聲勢。

但上命難違，他只得將這支五萬人馬交給李仙洲，由他帶隊沖入解放軍布下的“局”中。

隨著戰(zhàn)局推進，李仙洲愈發(fā)感到不安，從臨沂以南一路北推，原本應出現(xiàn)的敵軍蹤跡寥寥無幾，華野主力仿佛憑空消失。

最令他頭疼的，是麾下46軍的“緩慢”行動。

本是戰(zhàn)力最強的主力軍之一，卻總是在關(guān)鍵時刻掉鏈子：調(diào)動總是延遲，補給問題頻出，連最簡單的偵查任務也屢屢錯過最佳時機。

軍長韓練成匯報的理由倒也合情合理：前線交通不暢、氣候惡劣、部隊需要休整。

李仙洲曾試圖調(diào)集各軍部隊在萊蕪一線會合，以便組織一場有效防御或反攻。

可46軍總是以種種借口拖延，與73軍、12軍難以形成合力。

原本三軍齊心協(xié)力，可攻可守，如今卻變成一條拉長的鞭子，中間松散、前后脫節(jié)。

李仙洲不止一次在夜間巡視時站在地圖前發(fā)愣，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情報出了問題？是不是中央判斷有誤？

他萬萬想不到，真正擾亂自己戰(zhàn)局節(jié)奏的人，不是華野的陳毅，不是粟裕，而是韓練成。

此時的韓練成，該出席的軍事會議一個不落，該遞交的計劃書一份不少，甚至連戰(zhàn)術(shù)圖都畫得條理清晰。

可偏偏，他的部隊卻始終慢半拍，始終未能及時進入指定陣地，始終“恰到好處”地避開了關(guān)鍵交火地帶。

突圍前夜

時間來到1947年2月22日晚，李仙洲坐在指揮部，神情凝重地翻閱著最新的戰(zhàn)場電報。

包圍圈已成，南北退路皆被切斷，唯一可走的西線也被解放軍迅速封鎖。

李仙洲明白，再不行動，整個軍團將無一人生還。

會議召開得匆忙，但來的都是各軍主將，十二軍、七十三軍軍長面色焦急，卻都在等待韓練成。

他是四十六軍軍長，位居三軍之首，戰(zhàn)力也最為強悍，若要突圍成功，非得他率先破陣不可。

可韓練成遲遲未至，直到會議開始近半個小時，他才姍姍來遲，風塵仆仆。

“對不起，剛剛部隊前線調(diào)動臨時出了一些狀況?！彼f話的語氣不緊不慢，與其他人眉頭緊蹙的模樣形成鮮明對比。

李仙洲忍著疑慮，壓下了心中火氣，直接切入正題：“我們打算明天拂曉前發(fā)起突圍，三軍協(xié)同，迅速突破敵人包圍，四十六軍打頭陣，有無問題？”

眾人目光齊刷刷投向韓練成，后者沉吟片刻，語出驚人：“部隊還未完全集結(jié)，建議將突圍時間推遲一天，哪怕晚一天，也能保證全軍整合、兵力集中，這樣突出去才更有把握。”

韓練成話音一落，其他兩軍雖有遲疑，但也沒有足夠底氣反駁。

李仙洲雖心存不安，卻也無法否決這看似合理的戰(zhàn)術(shù)建議，他沉聲道：“好，那就延后一天，23日拂曉前，全軍統(tǒng)一突圍，時間不能再改。”

會議結(jié)束，眾人散去，李仙洲獨自走到軍部營帳后的小坡上，心中的疑云卻越來越重。

果不其然，第二天拂曉前，一切都開始失控。

七十三軍、十二軍依照命令提前就位，集結(jié)完畢，只等四十六軍領(lǐng)頭破陣，李仙洲卻遲遲未能接到韓練成的最后匯報。

六點整，他派人前往四十六軍駐地催促，卻得知韓練成清晨外出，說是要親自召回一支走散的部隊，截至目前尚未歸來。

李仙洲猛地起身，幾乎是咬著牙說道：“馬上派人去找他！找不到人，直接啟動預案，我?guī)ш犕粐?/strong>”

數(shù)十分鐘后，依然不見韓練成蹤影，通訊員騎馬奔回，滿臉惶恐：“李副司令，前后找遍了幾里地，連個影子都沒有……軍部說，他是單人前往，無隨員。”

這一刻，李仙洲終于意識到問題可能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

無法再等，李仙洲咬牙下令突圍，三軍如猛獸出籠，沖向華野布置的圍堵口，可兵未動三里，便遭遇華野重兵伏擊。

而此時的四十六軍，沒有了軍長指揮，作戰(zhàn)節(jié)奏全無，各師各團自顧自亂竄，像失群的馬群般在戰(zhàn)場上四處驚跑。

有的部隊試圖強行突擊，有的則誤入伏擊圈被打得七零八落，更多的則干脆迷失方向、就地潰散。

多年困惑

李仙洲在萊蕪戰(zhàn)役中戰(zhàn)敗后被俘，隨后進入功德林改造，1960年被特赦。

而在他走出功德林的那一刻，除了迎接久違的自由，他最想知道的就是困擾了他13年的那個問題的答案。

在功德林的歲月里，他最常做的事卻是一個人望著天花板發(fā)呆。

他不是在想家，不是回憶戰(zhàn)場，而是在思考：韓練成是如何從他的部隊中逃出生天的？

那年萊蕪，五萬大軍陷入重圍，三個軍團如待宰羔羊，一夕崩潰。

而韓練成，卻像從刀鋒中悄然隱去的影子，不見蹤影，幾天后卻出現(xiàn)在南京，穩(wěn)坐軍席。

直到那天，他在人民大會堂后廳，第一次站在周恩來總理面前。

周總理笑容溫和，步履從容，對李仙洲的表現(xiàn)給予肯定，還親自遞上一杯熱茶。

臨別時，李仙洲終于忍不住問出了那個纏繞多年的問題：“周總理，我有個問題，十三年了，一直想不明白，韓練成他是怎么突圍的？”

總理略一停頓，抬眼望著李仙洲：“韓練成同志現(xiàn)在就在北京，你若有機會，不妨自己問問他。”

一句“韓練成同志”，瞬間點破了所有迷霧，李仙洲愣在當場，良久未語。

他當然聽懂了這句看似平常的回答所隱藏的深意，韓練成，是共產(chǎn)黨的人。

深藏功名

韓練成出身甘肅固原，自幼貧寒，十五歲輟學放羊、當學徒，打碎了地主家的壇壇罐罐后憤然出走。

他憑借族人借來的中學文憑，改名“韓圭璋”，考入軍官教導隊，正式踏入軍旅之路。

彼時中國烽火四起，軍閥割據(jù)、外侮當前，韓練成所在的部隊后來被編入馮玉祥麾下的西北軍。

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了共產(chǎn)黨人，劉志丹、劉伯堅、謝子長這些名字，像一束束紅色火焰點燃了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fā)后，馮玉祥被迫清黨，西北軍內(nèi)部的紅色力量被連根拔起，韓練成與共產(chǎn)黨組織失聯(lián)。

之后的歲月里，他輾轉(zhuǎn)在國民黨各派系之間，從西北軍投至中央軍，再被送進桂系，反復被當作“棋子”安插與調(diào)遣。

他曾為蔣介石擋過刺客之刀，亦為白崇禧挽救兵敗之勢。

一次次機變之中，他逐漸成為國軍內(nèi)部少數(shù)能游走于各大派系之間的“通吃人物”。

外人看來，他是老蔣麾下的得力悍將，實際上，他始終在等待重新與黨組織恢復聯(lián)系的那一刻。

這一等，就是十余年，直到1942年，在重慶，他終于見到了周恩來。

自此，韓練成成了隱秘戰(zhàn)線上的一顆棋子，一顆足以影響整個戰(zhàn)局的“暗子”。

1946年，蔣介石發(fā)動全面內(nèi)戰(zhàn)，韓練成隨46軍調(diào)往山東。

臨行前，他秘密會見董必武，表達了堅決為我黨服務的決心，在組織安排下，他與華東局建立了單線聯(lián)系。

萊蕪戰(zhàn)役爆發(fā)前夕，他多次以“調(diào)度遲緩”、“補給問題”為由拖延前進速度，將整個部隊節(jié)奏拖入泥潭。

在會議中提出推遲突圍，實為給我軍爭取圍殲時間；戰(zhàn)役當晚，他悄然“失聯(lián)”，實際是撤離戰(zhàn)場、赴華東野戰(zhàn)軍司令部面晤陳毅。

戰(zhàn)后，他并未立刻脫身，而是再次返回南京，蔣介石仍對他信任如初，甚至嘉獎其“忠勇可嘉”，提拔他進入國防要務部門，把他視為可以依靠的中堅。

1948年秋，何應欽通過軍情分析及戰(zhàn)役資料復盤，基本鎖定了韓練成“通共”的證據(jù)。

情報局很快開始調(diào)查，韓練成在警覺之下斷尾求生，在地下黨的協(xié)助下化名潛逃，穿越封鎖線，最終抵達西柏坡。

李仙洲自從得知韓練成的真實身份，總算釋懷，且一直希望與他當面談談，但韓練成那段時間正好出差未歸，兩人就此錯過。

直到1975年，北京飯店的一次偶然聚餐，命運終于安排了他們重逢。

彼時的韓練成，已是蘭州軍區(qū)副司令員，他剛走進宴會廳，便在人群中一眼認出李仙洲。

兩人目光相接，韓練成緩步走近，臉上的笑意帶著一絲久違的歉意，他舉杯敬酒：“當年之事，我……負你太多。”

李仙洲并未推辭，接過酒杯，一飲而盡，他放下杯，拍了拍韓練成的肩膀，笑道：“我還得感謝你，讓我從靈魂深處覺醒，不然今天站在這里的，不會是我。”

歷史已經(jīng)翻篇，他們曾在戰(zhàn)爭中互為敵手，如今在和平中并肩前行，為建設新中國各盡其力。

這一幕，不止是他們兩個人的寬恕，更是一代中國人的自我和解，是從戰(zhàn)火走向和平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