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我回家?guī)透改甘帐芭f物。我們翻出了一張紙頁發(fā)黃的老房契。我父親捏著那張白紙說：“這可是咱家的老底兒。想想看，當年要是沒這東西，我們憑什么能合法地賣掉那套老房子？”

他這句話說得很明白。這是一個樸素的道理：你必須先擁有一件東西，然后才能賣掉或轉(zhuǎn)讓它。

這個生活中的小插曲，讓我想起一個關于臺灣的討論。宋楚瑜先生曾用一個相似的比喻回應過一些言論。他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你沒有房產(chǎn)證，你能把房子送人嗎？

這個常識性的問題，指向了一個關鍵的歷史事實。1895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它被迫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

“割讓”這個詞很重要。這個動作本身，就是一份產(chǎn)權證明。

為什么？道理很簡單。一個人只能出讓或割讓屬于自己的東西。你不能賣掉鄰居的房子。你也不能把公園的長椅送人。

1895年的日本，在當時是一個強國。它為什么非要在《馬關條約》的文本上，清楚寫下“清國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永遠讓與日本”？如果臺灣當時不屬于清朝，日本不需要多此一舉。它直接占領就好了。

日本需要這份條約，需要清朝蓋章，是因為它需要一個來自“原房主”的法律文件。這樣，它的占有在國際上才“合法”。

這份條約雖然是恥辱的，但它從反面證明了一個事實：在1895年之前，臺灣的主權屬于清朝。

這份“房產(chǎn)證”不是憑空出現(xiàn)的。清朝政府用兩百多年的時間，一點一滴地“書寫”了它。

我們把時間撥回1684年。清軍入臺后，康熙皇帝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正式設立“臺灣府”，將其劃歸福建省管轄。這不是一個空洞的宣告。這是實在的行政管理。

清廷派去了知府和知縣。他們在臺灣駐扎軍隊。他們開始登記戶口、收取賦稅、開辦教育。島上的學生可以和大陸的學生一樣，參加科馬舉考試。這套管理體系，和內(nèi)地其他府縣沒有區(qū)別。

這份“房產(chǎn)證”的內(nèi)容還在不斷充實。隨著更多人從福建、廣東遷往臺灣，土地不斷開墾，原先的三個縣不夠用了。

清廷的對策是細化管理。雍正年間，增設了彰化縣。到了1727年，清廷還將負責臺灣事務的最高長官“臺灣道”的衙門，從大陸的廈門搬到了臺灣府城（今天的臺南）。

這意味著，中央派駐的高級官員直接在臺灣本地辦公。管理變得更加直接和深入。

這種管理在晚清達到了頂峰。19世紀70年代，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侵臺。80年代，法國在馬江海戰(zhàn)后又轉(zhuǎn)頭攻擊基隆和淡水。接連的戰(zhàn)火讓清廷警醒。他們認識到臺灣是東南沿海的“大門”。大門不保，全家難安。

于是，清廷在1885年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1887年，這個決定正式施行：臺灣從福建省獨立出來，升格為“福建臺灣省”。這是當時我國的第二十個行省。

首任巡撫劉銘傳的上任，讓這份“房產(chǎn)證”的含金量更高了。他做了很多事。這些都是“房主”才會做的事。

他清查田賦，重新登記“產(chǎn)權”。他推動近代化建設。他在臺灣修建了我國最早的官辦鐵路之一，連接基隆和新竹。

他鋪設了跨越臺灣海峽的海底電纜，讓臺灣和大陸的通訊變得快捷。他還設立了郵政局，開辦了新式學堂。

這些投入巨大的建設，不是一個“租客”會做的。只有對這片土地擁有主權的“主人”，才會為它的長遠未來這樣投資。

所以，當1895年《馬關條約》的“割讓”條款出現(xiàn)時，它“割”走的，正是這份清廷經(jīng)營了兩百多年、并由劉銘傳親手“裝修”過的“房產(chǎn)”。條約上的每一個字，都在說明清廷對臺灣的主權。

然而，被強盜搶走的房子，終究要還。我國人民為了收回這片土地，付出了長期的抗爭。在艱苦的抗日戰(zhàn)爭中，我國付出了巨大的傷亡代價。

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我國與美國、英國共同發(fā)表了《開羅宣言》。

這份文件向全世界宣告了一個目標：日本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臺灣、澎湖群島等，必須“歸還”中華民國。

請注意“歸還”這個詞。你只能把東西“歸還”給原來的主人。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確認了這一點。公告第八條規(guī)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p>

1945年10月25日，這一天被記入史冊。在臺北公會堂，日本末任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簽署了投降書。

我國代表宣布：自即日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土地、人民、政事均已置于我國主權管轄之下。

這就是“房產(chǎn)”的交接儀式。法律文件齊全，事實交接清楚。

至于后來的1971年聯(lián)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它要解決的是另一個問題。當時，中國經(jīng)歷了內(nèi)戰(zhàn)。

聯(lián)合國需要決定，由哪個政府來代表全中國，行使這份“房產(chǎn)證”上的權利。

那個決議解決的不是臺灣的歸屬問題。那個問題在1945年已經(jīng)解決了。聯(lián)大決議解決的是“誰代表中國”的問題。

決議的結果很清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lián)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所以，宋楚瑜先生那句“房產(chǎn)證”之問，并非一個簡單的比喻。它指向了一條清晰的邏輯鏈條：清朝的行政管轄是“房產(chǎn)證”的書寫過程；1895年的被迫“割讓”是“房主”身份的反向證明；1945年的受降是“房產(chǎn)”的合法收回；1971年的聯(lián)合國決議，則是確認了誰是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持有人。

這個道理，簡單、樸素，且事實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