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曦后人祭拜吳石將軍，墳前一句話讓人淚目！“我爺爺還在臺灣”。

2025年4月2日，北京西山，云壓低，人不多，風(fēng)順著臺階往上爬，在無名英雄廣場的碑前，一個年輕人彎下腰，貼近石面說了一句“吳爺爺，您回家了，我也來接我爺爺”，話一落，他從背包抽出一瓶閩清米酒，倒一杯，灑在石碑腳邊，酒味清淡，人安靜，他說自己姓聶，叫聶思遠，是聶曦烈士的孫子，身邊站著七個小孩，胸前別著白紙飛機，紙上同一句話“我爺爺還在臺灣”。

那張照片總被拿出來講，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兩個人穿白襯衫并肩走著，眼神平穩(wěn)，步子不亂，鏡頭里是吳石將軍和他的副官聶曦，有人看了說這張是國民黨歷史里不太像宣傳照的宣傳照，沒拍到慌張，反而把一種站定的樣子留住了，槍響前一刻，聶曦湊近說“來生再做您的副官”，下一秒子彈穿胸，四口棺材被編號扔進六張犁的亂葬崗，沒有名字，沒人通知家屬，后來的人不曉得他們做過什么，也不曉得那些從臺北往延安送的情報是怎么一趟趟走過海風(fēng)。

吳石的路后來被指回來，2021年他的骨灰從夏威夷遷到北京，起靈那天，工作人員打開他留在美方檔案袋里的獄中詩，末尾寫著“夢里江山應(yīng)有涯”，紙發(fā)黃，字還在，像給自己立了個方向“這夢有盡頭，我要回家”，聶曦這邊，沒骨灰，沒照片，名字是三十年之后才寫進國家烈士名單，他的家人一直在等，等到七十多年，1973年，他的妻子高秀娟收到周總理親簽的烈士通知書，她抱著孩子坐了一夜，把通知書縫進孩子的書包夾層里，一針一針數(shù)到十三，她說不是怕丟，是怕再沒人提。

一家三代把事收緊在一件上，等一個人回來，2024年，聶思遠考進廈門大學(xué)航空系，他的畢業(yè)論文題目定成《1949—1950 臺灣空域運輸與隱秘行動路徑研究》，他說自己不追歷史熱點，也不迷情報，他挑這個題，是因為爺爺當(dāng)年護送朱楓阿姨從臺灣飛回福建，他想算清那條航線，看看風(fēng)會不會把人帶回來，今年清明，他從福建出發(fā)，在家里折了八架紙飛機，飛到北京，擺在吳石墓前一排，像跑道拉直了線，他說“我爺爺應(yīng)該是最后走的”，他把紙飛機留著，說爺爺該懂這條路怎么走，他下山前，左邊灑了一杯米酒，右邊也灑了一杯，中間留空，說是給爺爺留的。

兩岸的風(fēng)一直在吹，吳石遇害后，臺北警總沒跟任何人說一句話，高秀娟一個人帶娃，在北京邊縫衣邊教書，她知道丈夫做了大事，但不敢講，鄰居也不敢問，她說“他們用沉默把我們的記憶包起來，但我們沒忘”，2023年，有志愿者在臺北六張犁山腳清理草叢，一個掃地的阿嬤指過一個荒坡，說以前插過一塊木牌，上面寫一個“吳”字，后來臺風(fēng)把牌吹跑了，那地方?jīng)]有再找到棺槨，也分不清是誰是誰，風(fēng)在那兒來回。

2025年4月，聶思遠去了臺灣，他把一架白紙飛機偷偷插在六張犁山腳，機翼上寫著“爺爺，風(fēng)來了”，他當(dāng)晚回到北京，發(fā)了一句微信“幫我看看六張犁有沒有紙飛機”，五分鐘后，臺北的朋友回了一張照片，夜色里有七八個年輕人拿著手機光在山腳邊照著，在草叢里插下白紙飛機，最中間那架機翼上寫“歡迎回家”。

他們不喊口號，只把事往前做，從1973年起，高秀娟沒有再改嫁，她的說法很簡單“我要等他回家”，2013年，她拄著拐杖上西山，看紀念碑，手摸到“聶曦”兩個字的石縫，她笑了一下，說你還是這么倔，石頭也不讓人多劃一道，她走后，孫子把那封縫了十三針的信接過來，這些人不出聲，也不鋪排，他們把日子過下去，在一代代的日常里把一件事保住，把親人帶回來，把烈士帶回來，把歷史帶回來。

為什么要把這些無名者記住，事情擺在這兒，他們確實把局面改過來，吳石、聶曦、朱諶之、陳寶倉、朱楓，他們送出的每一份情報都在給后面的和平換時間，我們該做的不是把話說得好聽，是不讓他們的歸屬被割斷，幾十年過去，照片舊了，碑面被風(fēng)刷得更亮，紙飛機破了又折、折了又飛，很多人叫不出名字，我們把名字記著，我們還在找，還在等，還在講，這不是去制造一種感覺，也不是把歷史當(dāng)擺件，是因為他們來過，他們做過事，他們該回來，他們不屬于黑夜，不屬于亂葬崗，他們屬于中國，屬于這片山河。

最后一個畫面，夕陽下去前，吳石墓前的紙飛機排成跑道，風(fēng)一來，機翼輕輕抖，像要起飛，年輕人回頭看了一眼，笑著說“爺爺，風(fēng)已經(jīng)往這邊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