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融合 Superconvergence

概述

本書探討了人類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超級融合”時代。在這個時代，遺傳學、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革命性科技以指數級速度發(fā)展，其力量和影響已遠超人類社會的理解、治理和適應能力。

關鍵論點與重點：

1. 技術與治理的嚴重脫節(jié) (The Great Mismatch):
   • 科技的發(fā)展速度是指數級的，而人類社會理解其影響、建立治理框架的能力卻是線性的、緩慢的。
   • 這種巨大的錯配（mismatch）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其后果可能比COVID-19疫情更致命。
   • 書中多次強調：“一種能夠越來越激進地重塑生命密碼的科學如今已然存在。然而，一個能明智地駕馭這種神一般力量的框架卻并不存在?！?/li>
2. “合成生物學”的本質是“重塑”，而非“從零創(chuàng)造” (It's About Tinkering, Not Starting from Scratch):
   • 盡管常被稱為“基因工程”或“合成生物學”，但人類并非在白紙上創(chuàng)造新生命。
   • 我們是在數十億年進化所形成的自然復雜系統基礎上進行“修補”（tinkering），利用并引導其固有魔力，而非完全重新發(fā)明。
   • 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無法與自然相比，我們是在自然的“操作系統”上工作。
3. 人類命運的相互關聯性 (Interconnected Fates):
   • 在全球化背景下，風險是普遍存在的，我們的命運緊密相連。
   • 如果不能弄清大流行等危機的根本原因并彌補脆弱性，未來的受害者（我們的子孫后代）將質問我們?yōu)楹尾蛔鳛椤?/li>
4. 歷史的警示與不可逆性 (History's Lessons and Irreversibility):
   • 停止科技發(fā)展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就像阻止農業(yè)革命或工業(yè)革命一樣徒勞。
   • 人類被競爭壓力驅動，且技術帶來的潛在利益巨大，因此“停止這列火車不是我們的選項之一”。
5. 未來已來，責任在肩 (The Bioengineered Future is Here, and It's Our Choice):
   • 無論是否喜歡，一個生物工程化的未來正在到來。
   • 關鍵問題不在于是否要改變，而在于“如何最好地塑造它”。
   • 我們擁有改造生命的“神一般的力量”，如何使用這些力量是我們的選擇。這需要全球協作、強有力的治理和監(jiān)管體系，以最大化利益、最小化危害。
6. 呼吁集體行動與價值觀對話 (A Call for Collective Action and a Conversation on Values):
   • 這場對話最終不是關于技術本身，而是關于“價值觀”。
   • 每個人的聲音都必須被聽到，因為這些選擇將決定我們個人和集體的未來。
   • 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正是為了幫助讀者導航這個“不可思議且前所未有的時刻”，做出負責任的關鍵抉擇。

總而言之，《Superconvergence》是一部關于人類在科技爆炸時代面臨巨大機遇與空前挑戰(zhàn)的警世之作。它提醒我們，技術進步本身不是終點，關鍵在于我們如何運用智慧、倫理和全球合作來引導這些力量，為全人類構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引言

2018年11月，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在香港的一個高規(guī)格會議上震驚了世界，他宣布他已經對兩名最近出生的中國新生兒的基因組進行了基因編輯，這是世界上第一個CRISPR嬰兒。

多年來，我預測基因編輯人類的新時代即將到來。在那一天，它突然到來了——我感到憤怒。

我也感到某種方式上的滿足。

就在他在香港投下炸彈的同時，我的書《達爾文黑客：基因工程與人類未來》的第一版正在印刷中。在書中，我詳細解釋了基因技術革命如何改變人類生活。我預測第一個基因編輯的人類嬰兒將在不久的將來出生，并解釋了為什么，由于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原因的結合，第一步最有可能在中國采取。我甚至包括了賀博士修改的確切基因，他在可能編輯的目標基因列表中修改了一個短列表。

盡管我當時相信，正如我現在所相信的那樣，我們操縱生命密碼的新能力具有巨大的潛力，可以幫助我們過上更健康、更長壽、更強壯的生活，并以積極的方式改變我們周圍的生物世界，但這些偉大的力量也帶來了巨大的責任。

與許多人不同——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7年《人類基因組和人權宣言》——我不認為人類基因組是神圣的“人類共同遺產”，一個像圣經或古蘭經這樣的文本，真正的信徒不能編輯。我不認為生物世界永遠不能被人類基因操縱。

我們的基因組和其他物種不能以它們當前的確切形式被神圣化，因為基因組的形式永遠不會是恒定的。生命的本質是變化。生物學，就其本質而言，是流動的。恒定的變化是生命從38億年前簡單的單細胞生物到今天所有生命多樣性的演變方式。沒有生物會感覺它正在變成其他東西，但我們都在不斷地變化。你在生物學上，讀這句話結束時的你與開始時完全相同。

但我在《達爾文黑客》中寫道，人類生命的密碼原則上可以在狹窄的條件下被合法編輯，以這種方式傳遞給后代，這并不意味著我相信賀博士所做的是正確的。事實上，我感到完全相反。

他對他的目標基因CCR5的編輯，旨在為后代提供額外的HIV病毒感染抵抗力。這幾乎沒有必要的干預。盡管三個孩子的生物學父親（第三個中國CRISPR嬰兒在賀宣布后不久出生）都是HIV陽性，但有簡單的治療可以防止HIV陽性父親將病毒傳給他們的孩子，包括“清洗”精子，使其在到達卵子之前。因此，與其解決一個無法以其他方式解決的致命問題，我希望第一個可遺傳的人類基因組編輯有一天會這樣做，這個第一次嘗試給了它的受試者一個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受益的增強。下行風險與可想象的上行回報不匹配。

賀博士在他的草率的當地醫(yī)院內部審查委員會批準申請中撒謊，誤導了潛在的父母關于工作的必要性和好處，并且在危險和過度保密的掩護下進行，做了極其馬虎的工作，導致所有三個孩子都出現了意外的遺傳后果。由于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尚未足夠精確，可以安全地用于人類胚胎，因此他的努力似乎更像是不道德的人類實驗而不是醫(yī)療保健。他不負責任的實驗引發(fā)了關于我們在操縱生命密碼方面應該或不應該走多遠的基本問題。

盡管回答這些問題可能很誘人，但“沒有更遠”的答案在許多方面與我們物種的本質或歷史不一致。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我們對生物系統的積極干預定義的世界中，如果不是更久的話?；氐饺祟惒徊倏v生物的世界意味著回到一個我們用火烹飪食物之前的世界，一個農業(yè)、動物馴化和醫(yī)學之前的世界，一個你現在右邊的狗不存在的世界，你可能自己也不會在這里，因為人更少。

鑒于這段歷史，人類在地球上推動生命的巨大變化的能力只是我們星球不斷變化的生物學的另一個章節(jié)，這個故事在過去38億年中一直在上演。

在生命誕生后不到十億年，某些細菌開始增強它們處理水、二氧化碳和太陽輻射產生氧氣的能力。大約十億年后，這些細菌的數量增加到大氣中有足夠的氧氣，使地球上大多數生命生存的條件發(fā)生變化。早期生命實際上改變了地球。五億多年前，海洋和大氣中氧氣的可用性增加使捕食者和獵物之間的進化軍備競賽成為可能，并發(fā)展出捕食者和獵物之間的共生關系，這引發(fā)了地球上生命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一次重大飛躍，被稱為寒武紀大爆發(fā)。

我們現在正處于地球上生命故事的另一個過渡時刻，一個新的生物驅動因素——寒武紀大爆發(fā)。

在地球上近四十億年的生命之后，我們人類，曾經生活過的數十億物種之一，突然有了閱讀、寫作和黑客攻擊生命密碼的能力。我們今天處于一個旅程的最早階段，在接下來的幾年、幾十年、幾個世紀和千年中，我們將有能力以所有維度重新定向進化并重新激活生命，這將對我們在地球上的未來生活產生深遠影響，很可能還會更遠。

如果這沒有讓你大開眼界，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會。

盲人摸象的寓言，最早記錄在兩千多年前的佛教文本中，由于被過度使用，已經變成了陳詞濫調。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仍然沒有用。

故事是這樣的，一群盲人，每個人都在觸摸大象身體的不同部位，試圖弄清楚它是什么（可能他們都是聾子，沒有嗅覺）。每個人描述他所感受到的——樹干、象鼻、尾巴，或者他抓住的任何其他東西——但他們都很難理解彼此的經驗，更不用說大象的整體，直到他們把頭放在一起。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我們許多人在面對遺傳學、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新現實時所經歷的重疊革命。醫(yī)療、農業(yè)、制造業(yè)、能源、信息技術等領域的人們都在經歷他們工作中的快速變化，但大多數人往往只能看到他們自己領域中的變化——他們所觸摸的大象的一部分。

為患者進行基因治療的醫(yī)生、種植新品種作物或馴化動物的農民、將生物工程蜘蛛絲轉化為防彈衣的制造商、用生物燃料填滿車輛油箱的司機、在DNA中存儲數據的分析師，他們都在觸摸著更大故事的不同方面。就像寓言中的盲人需要匯集他們的個人經驗以開始理解他們周圍的更廣泛的現實一樣，我們也必須看到，各種技術的超收斂正在釋放人類創(chuàng)新的奇跡，并賦予我們超能力，這些能力將越來越多地觸及我們內外世界的幾乎每一個方面。

這個故事并不完全新，但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guī)模前進。我們的物種多次引發(fā)重大變化。我們粗糙的游牧祖先用他們復雜的大腦和社會結構以及原始工具獵殺了很多物種，并使我們的尼安德特人表親滅絕。我們馴化和繁殖植物和動物，重塑了地球上生命的混合。工業(yè)化使我們能夠以行星規(guī)模改變周圍的世界。但到目前為止，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仍然很難完全理解我們現在快速前進的方向。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變化大多緩慢，但偶爾也很快。大多數時候，人們的生活與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相似。但有時，瘋狂的事情發(fā)生了，甲板迅速重新洗牌。已故進化生物學家斯蒂芬·杰伊·古爾德稱這一概念為“間斷平衡”。同樣的原則適用于我們更現代的世界。農業(yè)在上一個冰河時代結束后迅速出現。工業(yè)化和電氣化迅速改變了我們制造和獲取東西的方式。計算機革命迅速改變了我們處理信息甚至思考的方式?，F在，遺傳學、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革命突然降臨。這些變化似乎是憑空出現的，但它們都是由突然變化驅動的。

如果感覺變化的速度在加快，那是因為確實如此。人們往往乞求更先進的人，想法乞求更先進的思想，技術乞求更先進的技術。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每個想法或技術都比之前的更先進，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會落入中世紀或中國大躍進的陷阱，只是我們的技術和能力總體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

經濟學家布拉德·德隆估計，在人類歷史上所有時間里，我們的世界總經濟產出在工業(yè)技術、交通和商業(yè)進步的推動下，過去160年增長了5000%。德隆寫道：“1870年后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是北美最先進經濟體發(fā)明了……如何系統地發(fā)明。不僅是個別大型組織，而是組織如何組織。”

未來學家雷·庫茲韋爾在2003年的一次采訪中也提出了關于加速創(chuàng)新的類似觀點，他說：

整個20世紀，因為我們一直在加速到這一點，相當于以今天的進步速度20年的進步，我們將在接下來的14年里再創(chuàng)造20年的進步，然后我們將在7年里再做一次。由于指數增長的爆炸性力量，21世紀將相當于今天進步速度的20,000年，這是20世紀的一千倍，而20世紀是一個沒有變化的世紀。

庫茲韋爾在智能手機、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基因編輯等事物出現之前就做出了這一預測?；仡欉^去二十年，不難感受到他的方向是正確的。展望未來，這種加速的進步將繼續(xù)根本性地改變許多領域，尤其是生命科學。

我們才剛剛進入21世紀的四分之一，但我們已經測序了完整的人類基因組，找出了如何將成人細胞轉化為干細胞，發(fā)現了重寫任何活細胞的遺傳密碼的方法，將基因黑客的成本降低了數百萬倍，并創(chuàng)造了能夠加速其他一切的新形式的智能。盡管我們仍處于這一旅程的早期階段，但我們前進的方向是明確的。如果19世紀是化學的世紀，20世紀是物理學的世紀，那么21世紀顯然是人類工程智能和生物工程的世紀。隨著我們的能力變得更大，明智地使用它們的好處和失敗的風險都會增加。

我們可以自信我們的物種將獲得重新設計生物學的日益增長的能力，因為我們周圍已經有訓練模型。當卡爾·本茨在1885年在他的曼海姆工作室里制造第一輛汽車時，他不得不想象他正在從頭開始建造的大部分東西，甚至利用并借用早期技術如馬拉車的設計。想象一下，如果卡爾能夠逆向工程一輛現代保時捷，事情會多么容易。我們人類可能仍在學習如何重新設計生物學，但所有生物學的龐大訓練集已經在這里。

我們擁有和正在開發(fā)的這些工具使我們有潛力構建一個未來，在這個未來中我們將擁有更健康、更長壽的生活，我們將在不破壞我們的星球的情況下增長所需的資源，并且我們可以在與我們周圍的世界和我們稱之為家園的星球更好地平衡中生活。但如果我們像賀建奎那樣盲目地向前沖，讓技術進步從我們的最佳價值觀中解脫出來，我們將無意中跌入一個未來，我們的奇妙技術破壞了我們的人性，并可能最終威脅到我們的存在。

這兩種可能的未來之間的差異不在于技術，而在于我們?，F在，當未來尚未確定且有多條道路仍然開放時，我們個人和集體所做的決定至關重要。

賀建奎致命的啟示發(fā)生五個月后，2019年3月，我發(fā)現自己在瑞士日內瓦的一個非正式會議室里，參加我們世界衛(wèi)生組織人類基因組編輯專家咨詢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該小組是由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為直接回應賀的宣布而創(chuàng)建的。輪到我發(fā)言了。

我受邀加入該委員會是基于我多年來探索技術革命對我們世界的重大影響的工作。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增加我們最神圣的價值觀可能指導我們最強大的技術應用的機會。在我生活的早期章節(jié)中，我預測了互聯網、沉浸式虛擬世界、信息戰(zhàn)和遺傳學與生物技術革命的未來，并已深深卷入所有這些領域。

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當時總統比爾·克林頓的白宮外交政策工作人員，在新創(chuàng)建的部門中負責理解和應對全球挑戰(zhàn)，我對當時相對新興的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那些日子里，對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模糊的話題。然而，我感到，重構生命所需的工具已經在桌面上，迫切的問題是如何使用它們以及這對美國和世界意味著什么。我深入研究，閱讀我能找到的一切，采訪最有趣的專家，并痛苦地自學基礎科學。

當我今天向包括世界頂尖大學、大公司、領先研究機構和尖端醫(yī)療技術會議的觀眾講授人類工程生物學的未來時，我承認我上過的最后一堂生物學課程是在高中，我是自學成才的科學家。我讓人們舉手，如果他們聽到我說錯話。幸運的是，他們幾乎從不這樣做。這并不是因為我比每個科學家都更了解每個科學領域的細節(jié)。我的博士學位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只是帶來不同的觀點。

我能夠整合科學、技術、歷史、政治、國際事務和文化的能力幫助我看到許多專家無法看到的未來，也許一系列未來。我們大多數人，無論背景如何，面對生命的驚人復雜性時，唯一合乎邏輯的反應是謙卑。我們相對于生命的復雜性了解得很少，這將需要我們所有人，帶著所有不同的視角和背景，更多地學習并共同確保我們集體明智地處理我們的新能力。

二十多年前，當我覺得自己已經學得足夠多，可以開始分享我的觀點時，我開始在專業(yè)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討論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位古怪而有影響力的美國國會議員，加州的Brad Sherman，讀了我的一篇文章，并要求我?guī)椭诿绹鴩鴷M織一次關于這個主題的聽證會，我是主要證人。

“當我們的后代在兩百年后回顧現在，問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戰(zhàn)是什么時，”我在9/11襲擊后不久告訴他的國會委員會，“我相信恐怖主義，盡管重要，將不會排在首位。我今天在這里作證是因為我相信我們作為美國人和國際社會，如何處理、管理和操縱我們的基因構成將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p>

當我們今天向包括世界頂尖科學家和其他專家在內的觀眾講授人類工程生物學的未來時，我承認我上過的最后一堂生物學課程是在高中，并且我是自學成才的科學家。我讓人們舉手，如果他們聽到我說錯話。的是幸運，他們幾乎從不這樣做。這并不是因為我比每個科學家都更了解每個科學領域的細節(jié)。我的博士學位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只是帶來不同的觀點。

我能夠整合科學、技術、歷史、政治、國際事務和文化的能力幫助我看到許多專家無法看到的未來，也許一系列未來。我們所有人——從最謙卑的高中生到最杰出的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學家——在面對生命的驚人復雜性時，唯一合乎邏輯的反應是謙卑。我們相對于生命的復雜性了解得很少，這將需要我們所有人，帶著我們所有不同的視角和背景，更多地學習并共同確保我們集體明智地處理我們的新能力。

二十多年前，當我覺得自己已經學得足夠多，可以開始分享我的觀點時，我開始在專業(yè)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討論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位古怪而有影響力的美國國會議員，加州的Brad Sherman，讀了我的文章，并要求我?guī)椭诿绹鴩鴷M織一次關于這個主題的聽證會，我是主要證人。

“當我們的后代在兩百年后回顧現在，問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戰(zhàn)是什么時，”我在9/11襲擊后不久告訴他的國會委員會，“我相信恐怖主義，盡管重要，將不會排在首位。我今天在這里作證是因為我相信我們作為美國人和國際社會，如何處理、管理和操縱我們的基因構成將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p>

整個生物學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兩位偉大思想家查爾斯·達爾文和格雷戈爾·門德爾的工作，他們擁有極其活躍和創(chuàng)造性的思維，但沒有高級科學學位?！拔⑸飳W之父”和顯微鏡的發(fā)明者，使我們能夠深入細胞以更好地理解生命，而不是基于迷信和幻想神話來假設，是未受教育的布料商人安東尼·范·列文霍克。這可能不是巧合，外行者以不同于他們時代更有資格的專家的方式看待事物。

無論任何人的背景如何，我們所有人——從最謙卑的高中生到最杰出的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學家——在面對生命的驚人復雜性時，唯一合乎邏輯的反應是謙卑。我們相對于生命的復雜性了解得很少，這將需要我們所有人，帶著我們所有不同的視角和背景，更多地學習并共同確保我們集體明智地處理我們的新能力。

二十多年前，當我覺得自己已經學得足夠多，可以開始分享我的觀點時，我開始在專業(yè)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討論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位古

怪而有影響力的美國國會議員，加州的Brad Sherman，讀了我的文章，并要求我?guī)椭诿绹鴩鴷M織一次關于這個主題的聽證會，我是主要證人。

“當我們的后代在兩百年后回顧現在，問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戰(zhàn)是什么時，”我在9/11襲擊后不久告訴他的國會委員會，“我相信恐怖主義，盡管重要，將不會排在首位。我今天在這里作證是因為我相信我們作為美國人和國際社會，如何處理、管理和操縱我們的基因構成將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p>

隨著我關于工程生物學激進未來的寫作和演講越來越受歡迎，我越來越擔心我的核心信息——我們需要為迅速接近的、截然不同的未來做好準備——沒有得到傳達。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將改變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決定這些激進技術應該如何以及不應該使用，不能僅僅留給少數從事這些問題的專家——這必須是我們所有人的事情。我意識到我需要接觸到更廣泛的受眾，并以更容易讓人們聽到我想要表達的內容的方式進行連接。

這就是我寫《創(chuàng)世紀密碼》和《永恒奏鳴奏》的靈感，這兩部近未來的科幻驚悚小說以我原來的家鄉(xiāng)堪薩斯城為背景。小說以有趣和有趣的方式探索了人類基因工程和生命延續(xù)的革命性科學如何在我們的生活和世界中顯現，以及這可能對我們個人意味著什么。在為這些小說的巡回演講中，發(fā)生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當我以我的方式解釋支撐我故事的科學和技術及其現實世界影響時，作為一個自學成才的人，我可以看到人們的眼睛睜大開，好像他們突然理解了更大的故事及其在其中的角色。他們以前聽過的詞語——遺傳學、DNA、轉基因、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但不知何故，這些概念以前沒有產生過親密感和緊迫感。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討論這些概念和能力，某種程度上彌合了這一差距。

這就是我意識到我需要以小說的興奮和敘述能量探索遺傳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哆_爾文黑客》于2019年以精裝版出版，并在次年以大幅修訂版出版，并已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書中，我想象了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將我們帶到哪里，以及我相信我們需要做什么來防止我們的基因夢想變成優(yōu)生噩夢。我試圖教育讀者了解正在發(fā)生的事情，遺傳技術有潛力改變我們的物種，以及這在風險中意味著什么。在核心，Hacking Darwin是一個號召行動，呼吁所有背景的人們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幫助決定我們基因轉變的未來如何最好地實現。

我的倡導包容和多樣化的“物種范圍”對話關于人類基因工程未來的觀點使我受到世界衛(wèi)生組織總干事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注意。當Tedros博士邀請我加入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人類基因組編輯專家咨詢委員會時，我感到謙卑和深深的榮幸。這個小組是由Tedros為直接回應賀的宣布而創(chuàng)建的。輪到我發(fā)言了。

我被邀請加入委員會是基于我多年來探索技術革命對我們世界的重大影響的工作。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增加我們最神圣的價值觀可能指導我們最強大的技術應用的機會。在我生活的早期階段，我預測了互聯網、沉浸式虛擬世界、信息戰(zhàn)和遺傳學與生物技術革命的未來，并已深深卷入所有這些領域。

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當時總統比爾·克林頓的白宮外交政策工作人員，在新創(chuàng)建的部門中負責理解和應對全球挑戰(zhàn)，我對當時相對新興的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那些日子里，對許多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模糊的話題。然而，我感到重構生命所需的工具已經準備好了，迫切的問題是它們將如何被使用以及這對美國和世界意味著什么。我深入研究，閱讀我能找到的一切，采訪最有趣的專家，并痛苦地自學基礎科學。

當我今天向包括世界頂尖科學家和其他專家在內的觀眾講授人類工程生物學的未來時，我承認我上過的最后一堂生物學課程是在高中，并且我是自學成才的科學家。我讓人們舉手，如果他們聽到我說錯話。幸運的是，他們幾乎從不這樣做。這并不是因為我比每個科學家都了解每個科學領域的細節(jié)。我的博士學位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只是帶來不同的觀點。

我能夠整合科學、技術、歷史、政治、國際事務和文化的能力幫助我看到許多專家無法看到的未來，也許一系列未來，我們大多數人，無論背景如何，面對生命的驚人復雜性時，唯一合乎邏輯的反應是謙卑。我們相對于生命的復雜性了解得很少，這將需要我們所有人，帶著我們所有不同的視角和背景，更

多地學習并共同確保我們集體明智地處理我們的新能力。

二十多年前，當我覺得自己已經學得足夠多，可以開始分享我的觀點時，我開始在專業(yè)期刊上發(fā)表文章，討論遺傳學和生物技術革命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一位古怪而有影響力的美國國會議員，加州的Brad Sherman，讀了我的文章，并要求我?guī)椭诿绹鴩鴷M織一次關于這個主題的聽證會，我是主要證人。

“當我們的后代在兩百年后回顧現在，問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戰(zhàn)是什么時，”我在9/11襲擊后不久告訴他的國會委員會，“我相信恐怖主義，盡管重要，將不會排在首位。我今天在這里作證是因為我相信我們作為美國人和國際社會，如何處理、管理和操縱我們的基因構成將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p>

當我倡導關于人類基因工程未來的包容性和多樣性的“物種范圍”對話時，我被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Tedros博士邀請加入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人類基因組編輯專家咨詢委員會。我感到謙卑和深深的榮幸，當Tedros博士邀請我加入該委員會時。與我們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不同，我不是一位在國家醫(yī)療監(jiān)管機構的前專員。就我而言，我一直在被貼上“未來學家”的標簽。當然，我們任何人都不可能對未來做出完全準確的預測。我們所能做的是盡可能多地收集和深思熟慮數據，學習歷史教訓，利用我們能收集的所有智慧，并不斷挑戰(zhàn)我們自己的感知，接受“真理”盡可能多的嚴格性、誠實和責任感。這就是我所追求的。

在委員會中，有時我感覺自己像一只丑小鴨，不太確定自己是天鵝。我的目標是擴大我們對人類歷史上這一關鍵時刻的對話，挑戰(zhàn)我們的小組更創(chuàng)造性和廣泛地思考，并盡我所能確保我們的過程和產品明確表明遺傳學革命的未來是每個人的事。

我們被要求提出一個框架，說明如何最好地為公共利益治理可遺傳的人類基因組編輯。在我們第一天的第一次會議上，我們被要求確定我們工作的關鍵利益相關者。

我的同事們在會議桌前發(fā)言時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建議：罕見疾病患者、殘疾人社區(qū)、少數族裔群體、醫(yī)生和衛(wèi)生提供者、醫(yī)院等。我同意所有這些，但也有一個額外的觀點。盡管我對賀博士的自私魯莽感到不滿，但我認識到這一不幸的第一步是一個里程碑，標志著我們物種新時代的開始，離我們面前的高聳山脈還有一小段距離，但這是即將到來的，以及正在到來的。

無論任何人的背景如何，我們所有人——從最謙卑的高中生到最杰出的諾貝爾獎得主生物學家——在面對生命的驚人復雜性時，唯一合乎邏輯的反應是謙卑。我們相對于生命的復雜性了解得很少，這將需要我們所有人，帶著我們所有不同的視角和背景，更多地學習并共同確保我們集體明智地處理我們的新能力。

在我們委員會的兩年半時間里，我們采訪了領先的科學家和監(jiān)管者、患者倡導和殘疾人權利團體、土著人口代表和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我們非常努力地編寫了我們的報告，并于2022年7月正式發(fā)布，提出了一系列下一步的建議。

但盡管我們努力工作，無論我們的報告和建議的質量如何，與任務的規(guī)模相比，似乎都遠遠不夠。

我們作為委員會面臨的挑戰(zhàn)，以及我們所有人最終在各自的社會和全球中面臨的挑戰(zhàn)是，盡管革命性技術使我們能夠以指數級的速度工程化人類生命和所有生物，我們對這一變化的范圍、規(guī)模和影響的理解過程只是線性增長，我們明智地管理這些類似神的能力的能力只是緩慢地向前發(fā)展。

突然之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激活生命的科學現在存在。一個明智地處理這種類似神的力量的框架尚不存在。我們委員會每秒鐘都在討論，科學比我們所有人集體管理它及其影響的能力更快地前進。

“我們工作的關鍵利益相關者是誰？”我重復道?！澳切┰噲D超越人類生物學限制的超人類主義者和其他人呢？那些未來可能需要不同生物學才能在我們變熱的星球或太陽膨脹、地球不再宜居后的太空中生存的后代呢？其他物種又該如何考慮？”

我的同事們用我認為是驚愕、但也可能是惱怒的眼神看著我。顯然，這些新出生的中國嬰兒所引發(fā)的實際近期影響亟需解決——但對我來說，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發(fā)生的這一令人不安的事件，預示著一場遠比“編輯未來人類”這一概念更為宏大的革命。正是那些使對植入前胚胎進行微小基因改變成為可能、并最終誕生了這些孩子的技術能力，正在為我們打開那更宏大故事的大門。

在我們委員會召開的兩年半時間里，我們采訪了頂尖科學家和監(jiān)管者、患者倡導與殘疾人權利組織、原住民群體代表以及其他許多關鍵利益相關者。我們竭盡全力編寫報告，并于2022年7月正式發(fā)布，其中提出了一系列下一步行動的建議。

但無論我們多么努力工作，也無論我們的報告和建議質量如何，相對于任務的巨大規(guī)模而言，這一切似乎都顯得遠遠不夠。

我們作為一個委員會所面臨的挑戰(zhàn)，也是我們所有人最終在全球及各自社會中將要面對的挑戰(zhàn)，即：盡管允許我們改造人類生命和所有生物學的革命性技術正呈指數級發(fā)展，但我們理解這種變化的范圍、規(guī)模和影響的過程卻僅在緩慢線性增長，而我們明智地治理這些神一般能力的能力更是只能蹣跚前行。

一種能夠越來越激進地重塑生命密碼的科學如今已然存在。然而，一個能明智地駕馭這種神一般力量的框架卻并不存在。我們委員會每 deliberating 一秒鐘，科學就比我們世界集體管理它的能力再向前邁進一秒，而這種錯配所帶來的影響也在不斷加劇。

在我2007年就人類基因組編輯的危險性向美國國會作證的十六年后，2023年3月，我發(fā)現自己再次回到美國國會，作為主要證人出席國會聽證會，探討COVID-19大流行的起源。這是全球范圍內首次就此議題舉行的議會聽證會。我深感責任與謙卑，并再次獲得了一種被正名的感覺。和2007年一樣，我之所以在那里，是因為我對事物的看法與大多數人不同。

當我在2020年初審視現有證據時，正值疫情暴發(fā)之際，我看到的是一個與我在新聞和科學期刊上所讀到的根本不同的故事。盡管主流媒體和期刊稱疫情很可能起源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但根據一份2020年1月下旬發(fā)表的中國研究，我知道超過三分之一的最早期感染者并未接觸過該市場。我最近曾受邀前往武漢發(fā)表演講，但在我原定發(fā)表演講的當天，當地官員意識到我打算說的內容后取消了邀請；因此，我知道這座城市并非如大多數美國人所假設的那樣，是一個鄉(xiāng)下地方，一群粗俗的人在吃蝙蝠和穿山甲，而是一座高度發(fā)達、受過良好教育且富裕的大都市——中國的芝加哥。

我還知道，雖然武漢沒有那種作為SARS-CoV-2病毒祖先攜帶者的馬蹄蝠，但它確實擁有中國首個也是規(guī)模最大的最高防護等級病毒學實驗室，并且該實驗室一直在進行積極的實驗，對類似SARS的病毒進行工程改造，使其能更有效地感染人類細胞——這正是SARS-CoV-2后來做到的方式。我成為國際上呼吁對所有相關大流行起源假說進行全面調查的領導者之一，包括大流行可能源于武漢一次與研究相關的事故這一獨特可能性。盡管在早期只有少數人支持這一觀點，但《福布斯》雜志在2020年5月1日的一篇報道中稱我是“最早提出新SARS冠狀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漢實驗室泄漏的人之一”。其他媒體則稱我為“COVID-19起源問題上的原始吹哨人”和“世界標準制定者”。

“我們的世界正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我在2023年那場備受矚目的聽證會上作證道，“在這個時代，革命性科學與技術的去中心化獲取、生物實驗室的 proliferating（激增）、國家間競爭的加劇、嚴峻的生態(tài)與氣候問題、快速增長的人口，以及其他諸多因素，正在全面增加風險，包括可能比COVID-19致命得多的大流行病風險?！?/p>

我解釋道，這場大流行暴露了我們世界中的一道危險裂痕——在這個裂痕中，風險在不斷增加，而我們預防壞事發(fā)生的能力卻未能跟上步伐?！盁o論我們是否喜歡，”我說，“在我們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們的命運是相互關聯的。如果我們不能弄清楚COVID-19大流行究竟哪里出了問題，如果我們未能勇敢地理解這場危機所清晰暴露的所有缺陷并彌補這些脆弱性，那么下一場大流行的受害者——我們的孩子和孫輩——將會質問我們：為什么在我們知道利害關系且擁有機會的時候，卻未能保護他們?！?/p>

距離我的首次作證已過去十六年，令人遺憾的是，我?guī)е鴰缀跬耆嗤男畔⒃俅位氐搅藝鴷?/p>

這一次的不同之處在于，我們沒有再等十六年的時間來更好地組織自己，以優(yōu)化我們如今正在經歷的巨大飛躍所帶來的益處，并將潛在危害降至最低——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接受這一點。

我們的革命性技術發(fā)展如此迅速，且后果如此深遠，以至于沒有任何人——無論是科學家、技術人員、政治家、政府官員還是國際機構——能夠跟上其步伐。這些技術的力量及其影響與我們理解其宏觀影響、并建立最基礎的治理體系之間的巨大錯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zhàn)——而這一挑戰(zhàn)并未得到充分應對。

盡管解決這些關于人類工程化生命未來存在的問題看似比我們每個人都更宏大，但它們需要我們所有人來回答。就像一幅修拉的點彩畫，其中的點共同構成了圖像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是由八十億個“我們”組成的。

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相信，在關于我們物種應如何最好地利用將改變我們生活、世界和后代的能力的對話中，我們所有人的聲音都必須被聽到。

人類歷史上的這一時刻，其利害關系再高不過了。我們要么迅速學會如何管理我們的普羅米修斯式技術，要么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被它們改造、且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越來越陌生的世界里。

停止這列火車并非我們的選項之一——遺傳學、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革命所帶來的潛在益處太過巨大，相關知識也過于分散，而我們的物種又太受競爭壓力驅動，以至于我們無法停下腳步?，F在就停止以規(guī)避風險，就如同一萬年前為了防止常備軍隊和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出現而阻止農業(yè)革命，或兩百年前為了防止人為造成的全球變暖而阻止工業(yè)革命一樣。我們的某些祖先可能很久以前作為狩獵采集者過得比今天的我們更好，但如果你坐上時光機，給他們機會過上免受動物捕食和持續(xù)饑餓威脅的生活，他們都會欣然接受。我們的祖先絕不會、或者很可能永遠不會因為害怕未來的復雜性而拒絕農業(yè)和工業(yè)的進步。那些曾試圖拒絕這些進步的社群，通常都沒有好的結局。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一個生物工程化的未來正在到來。對我們而言，核心問題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塑造它。我們幾乎肯定會編輯未來子女的基因，重塑幾乎所有馴化植物和動物，以及改造我們的經濟，為生物材料、生物制造、生物工程藥物、生物燃料和生物計算讓路——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現在就應該肆意妄為、草率行事。這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想象的一切在道德上都是可接受的，也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強有力的治理和監(jiān)管體系來幫助最大化利益并最小化潛在危害，更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大量亟待完成的工作。恰恰相反，我們負責任地應對這場日益增長的技術海嘯的需求從未如此迫切。

我們令人驚嘆的新技術和其背后的革命性科學，正是將我們帶入這場對話的原因，但這場對話最終并非關于技術本身。它是關于價值觀的。

我們今天所做的決定，將成為一個與昨日截然不同的明日的基石。如果我們理解當下正在發(fā)生什么，以及這場革命可能走向何方，我們就擁有一個獨特的機會，為自己、也為我們的家庭、社區(qū)、國家和世界，構建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幫助你們應對人類歷史上這一不可思議且前所未有的時刻所面臨的重大抉擇。這些抉擇將在許多方面決定你們個人以及我們共同的未來。

作為個體，我們或許并未有意識地選擇賦予我們物種改造已知生命形態(tài)的神一般的力量，但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現在已然擁有它們。

如何運用它們，是我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