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塘至拉薩路程圖：1950年“進軍西藏”地圖繪制記

文/白云蒼狗 圖/建川博物館及網(wǎng)絡

在建川博物館多達千萬件的海量藏品中，它看上去非常“平凡”：泛黃的紙面散布斑駁黑膩的印漬，邊緣亦不復平滑，右邊三分之一處更有一道巨大的鋸齒狀殘缺貫穿上下，沿著紅黑色筆跡勾勒的曲折線條，略顯潦草的手寫字體標注著各種信息：

“寧靜山，蕃名邦拉。為高原受水侵蝕后所存之平頂。山頂平潤數(shù)里，有雍正四年豎立之四川西藏界碑，僅其石積風化，字已無存?！?/p>

“南墩至古樹14400公尺，舊云四十里，實只有二十五里九分”

“邦木至邦木塘，通稱莽嶺或莽里，分上中下三村，各蕃民十數(shù)戶，耕種為業(yè)，地漸高寒，產(chǎn)麥不及打戛以下之盛矣”

“寧靜至大壩一路皆平原，且有林木”

地名、里程、海拔、物產(chǎn)、風俗、山脈、河流、史跡……，倘若仔細辨識，眼前仿佛打開了一個歷史地理的信息庫：紅黑曲線正是金沙江沿岸的山河道路走向，紙面的殘缺之處則形似一南北向之巨大幽深峽谷，真是暗合了頂部那“巴塘至拉薩二十五萬分之一路程圖”、“巴安”等字樣所指向的地域，暨今日炙手可熱，不少國人揚言“自生必駕”的318國道川藏交界區(qū)域——從巴塘（圖標“巴安”）到芒康（圖標“寧靜”）路段。

就是這張其貌不揚的舊地圖，安靜地躺在建川博物館西康省主題展廳一處角落的玻璃框內(nèi)，參觀者絡繹不絕，匆匆一瞥，少有人駐足停留，知曉其為國家一級文物者更是寥寥無幾，但諸多公開信息將其描述為“五十萬分之一的康藏地圖”，亦實屬訛傳，盡管二者出自同一時期的同一人之手，也被施以同一重大用途。

建川博物館藏巴塘至拉薩二十五萬分之一路程圖（巴塘-芒康部分）

這一切，源自1950年元旦剛過不久，成都城內(nèi)那場熱火朝天的討論。

最初，任乃強并未沒有意料到事情的急迫性。

他心里惦記著自己那本即將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張獻忠》。根據(jù)新政權的規(guī)定，任何擬公開出版物皆需通過審核后，方可付梓印刷。

于是，他當著在場的廖志高、李大章、胡耀邦、李井泉等三十多位軍政要員的面，向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三書記兼第一野戰(zhàn)軍司令員的賀龍?zhí)岢鲂枵埣僖惶?，先去文教委員會辦理完書籍立案，再著手從事分配到的“任務”。畢竟，當副參謀長李夫克剛才急急忙忙把自己從四川大學課堂拉過來的時候，連衣服都還沒來得及換呢。

著名史地專家任乃強 圖源網(wǎng)絡

賀龍微微一愣，眼前這位穿著破氈鞋、舊長袍，戴著絨瓜皮帽的老先生，顯然并不了解軍人雷厲風行的做派，更未意識到自身的重要性，李夫克之所以在一天之內(nèi)兩次往返軍區(qū)和川大，不僅因為任乃強正是《西康圖經(jīng)》、《康藏史地大綱》等文獻的作者，更毫無保留地提供了自己已經(jīng)繪制校正完畢的部分“五十萬分之一康藏地圖”，而方才兩個多小時的侃侃而談，任先生所展現(xiàn)出的博聞強記、精深見解以及中肯建議，讓曾率軍經(jīng)巴塘、甘孜抵達陜北的賀龍十分認可，使解放軍奉命進軍西藏的計劃變得愈加清晰可行，誰料正在滿堂文武感嘆劉文輝舉薦之人名不虛傳之際，老先生卻表現(xiàn)得不辨輕重緩急起來。

其實，哪能怪任乃強的“書生之見”呢？就在不到半個月前的1949年12月27日，西南重鎮(zhèn)成都才剛剛完成政權更迭，三天后，解放軍方整隊舉行盛大入城儀式，作為四川大學農(nóng)經(jīng)系的一員教授，彼時寒假未至，正忙于教學考試，頃刻之間，怎會清晰理解新政權如此重大的戰(zhàn)略決策？

1949年12月29日，解放軍舉行入成都城儀式 圖源網(wǎng)絡

但對于賀龍所代表的中國新執(zhí)政者而言，“進軍西藏”并非臨時起意之舉。1949年2月1日到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同斯大林派來的代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談及解放戰(zhàn)爭的發(fā)展時，就曾明確提到：“西藏問題并不難解決”，但制約因素一是交通問題，二是民族問題，表明中共中央對“進藏之難”早有清醒認知，所以當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彭德懷并轉(zhuǎn)發(fā)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的電報中說道：“爭取于今年5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10月以前占領全藏”，并明確提到以打箭爐（今康定）“為基地籌劃入藏事宜“，由此分兩路“推進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區(qū)”之時，兩個難題已亟待現(xiàn)實解決之道。

常年行走川康邊區(qū)、提倡“經(jīng)世致用”的任乃強正是咨議方案的最佳“人選“。這位北京農(nóng)業(yè)高等學堂（今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地理的畢業(yè)生，酷愛實地考察并繪制地圖，研究涉獵藏學、輿地、教育等眾多領域。早在1927至1928年間，任乃強便接受同窗胡子昂之邀，以劉文輝軍部“邊務視察員”身份，徒步考察了川邊11縣，他“登山必登其巔，涉水必溯其源”，不僅完成《西康十一縣考察報告》，還用隨身攜帶的氣壓表和六分儀，一一繪制分縣地圖。那次考察旅行促成他與上瞻對（今新龍境內(nèi)）甲日土司之女羅哲情措結為連理，在妻子的協(xié)助下，任乃強隨后完成了流傳后世的《西康圖經(jīng)》〈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等著作，“開康藏研究之先河”，后被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增補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被譽為當時學者中最熟悉康區(qū)情況之人。

任乃強著作《西康圖經(jīng)》

無怪乎賀龍當場駁回了任乃強的“假條”，但同時立即請來文教文員會主任委員杜心源解決其后顧之憂，隨即迫不及待地安排起繪制地圖之事。對于李夫克先前拿來的“五十萬分之一康藏地圖”，任乃強做出極為詳細的解釋，這些以英印測量局“十萬分一喜馬拉雅山區(qū)與西藏部分地圖為藍本，按經(jīng)緯度定點，用圓錐投影法”繪制的分幅地圖，廣泛匯集參考了近百年來斯文·赫定、柯爾斯等海外探險者，以及趙爾豐派遣的四川陸軍測量局、劉文輝派遣的四川陸地測量局等官方勘測信息，并結合自身“考察繪制的各縣地圖篆合制成”，全圖依經(jīng)緯度分割為二十幾幅，尚有兩幅未繪制完成，但“所有地名部位完全可靠”，任乃強對此非常自信。

賀龍聞言更加興奮，他囑意任乃強“當晚就作安排，明天開始繪圖”，并將剛接收的胡宗南部隊測量隊和原四川測量局人員撥由任乃強調(diào)配，“趕快把全圖繪完，愈快愈好！”散會后，賀龍讓李夫克送任乃強回到家中。

任乃強與藏族夫人羅哲情措 圖源網(wǎng)絡

自此，藩署街的任家堂屋里，“天天點著100瓦的大燈泡，擺了很多張繪圖桌，同時開工”（據(jù)任乃強之子任新建回憶）。但整個測繪團隊人員加起來有四十多人，全賴自己一人供稿，任乃強實在難以應付，于是他留下六個人在自己家中，繼續(xù)繪制未完成的“五十萬分之一康藏地圖”，其余人員則安排到位于成都市中心明代皇城內(nèi)的四川測量局舊址翻繪舊圖。

面對燃眉之急，他想起了清末民初一位名叫黃德潤的人。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這位頭戴起花金頂、身著鵪鶉補服的壯年官員，帶著一名學生，幾個隨從，奉川滇邊務大臣、護理四川總督趙爾豐之命，前往康區(qū)和西藏勘測電話線路。黃德潤從成都出發(fā)，經(jīng)打箭爐，過巴塘、察木多（今昌都），抵達拉薩并至江孜而止。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十月，他再度出關進藏勘測，后因辛亥事變而中止，但經(jīng)過前后兩次的實地測量，黃德潤不僅勘定了沿途里程，并且繪出了圖紙，為后人留下了相當準確的進藏信息，比如他在報告中寫道：“由巴塘至察木多舊制定為1210里，既經(jīng)實測不及十分之六。”

黃德潤的認真履職為任乃強領銜的繪圖工作省卻了不少時間。任乃強根據(jù)黃德潤繪制的自巴塘到拉薩、日喀則的十萬分之一路線圖，先將其縮繪為二十五萬分之一的地形圖，再根據(jù)自己的成果，補充上經(jīng)緯度和海拔數(shù)字，分幅加以說明。在眼前的這張縮繪的巴安（今巴塘）—寧靜（今芒康）段地圖上，任乃強鄭重寫道：“本圖系照黃德潤勘測之十萬分之一圖縮繪，一切皆系原圖式樣。惟經(jīng)緯度分與各地海拔數(shù)字，為編繪時增入。圖說之間，亦略有變更，謹記。任乃強”，以示不攫前人之功的敬意。

位于成都市中心明皇城（已拆）內(nèi)的四川大學舊址 圖源網(wǎng)絡

很快，這批“應急之圖”便交由軍方。賀龍見此大喜，立即安排付印，分發(fā)部隊使用。隨后不久，原計劃的“五十萬分之一的康藏全圖”繪制完成，卻因先前合同制約未有大量印刷，好在彼時軍方尊重版權歸屬，在使用后悉數(shù)交還任乃強并寄給了出資者顧頡剛。

完成地圖繪制任務后，任乃強回到川大教學。與此同時，西藏局勢正在醞釀巨變，1950年2月，西南軍區(qū)成立；1950年3月，張國華、譚冠三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八軍及14軍一部，揮師西進，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戰(zhàn)役結束后，西藏噶廈政府昌都噶倫阿沛·阿旺晉美遣人和談。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俗稱“十七條協(xié)議”）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簽訂。

任乃強在那場討論會上提出的防范“暈山”、尊重宗教、止軍昌都、力促和談等意見幾乎被悉數(shù)采納。

注：本文收錄于《成都民間博物館里的鎮(zhèn)館之寶》一書，新知·生活·讀書三聯(lián)書店，2025年出版

附：十七條協(xié)議主要內(nèi)容：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qū)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xié)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jù)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tǒng)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權力。

四、對于西藏的現(xiàn)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規(guī)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jù)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fā)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jù)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fā)展西藏的農(nóng)牧工商業(yè)，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xié)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系，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xù)供職，不咎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tǒng)一處理西藏地區(qū)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fā)展公平的通商貿(mào)易關系。

十五、為保證本協(xié)議之執(zhí)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qū)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qū)、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xié)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qū)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jīng)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協(xié)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xié)議于簽字蓋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

首席代表： 李維漢（簽字蓋章）

代表： 張經(jīng)武（簽字蓋章）張國華（簽字蓋章）孫志遠（簽字蓋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晉美（簽字蓋章）

代表： 凱墨·索安旺堆（簽字蓋章）土丹旦達（簽字蓋章）土登列門（簽字蓋章）桑頗·登增頓珠（簽字蓋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于北京

——據(jù)：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系列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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