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年，沙皇伊凡雷帝授意的斯特羅加諾夫家族組織了一支僅有840人的雇傭軍，裝備著火槍等先進武器，跨過烏拉爾山脈向東進發(fā)。

這支主要由囚犯和社會邊緣人組成的隊伍，面對的卻是比整個歐洲面積還大的西伯利亞。

而山脈另一側的中國明清王朝，對這片苦寒之地則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

為什么中國幾千年未將西伯利亞納入版圖，而俄羅斯人卻在一個多世紀內將其“收入囊中”？

當西歐人揚帆遠航探索新大陸時，俄羅斯人選擇了橫貫歐亞大陸的陸地擴張。這種東進沖動深植于俄羅斯的地理環(huán)境與歷史傳統(tǒng)中。

打開歐亞地圖，俄羅斯疆域占地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比美國、加拿大和中美洲的總和還大。更為關鍵的是，這片土地地形驚人地一致，極大程度上是一塊平坦的平原區(qū)。

縱貫俄羅斯的烏拉爾山脈平均高度僅2000英尺，且在北緯51度處便不再延伸，留下了一塊伸展到里海的寬闊平坦沙漠區(qū)作為缺口。

這種地形的一致性與西歐破碎的地理格局形成鮮明對比，為俄羅斯人迅速擴張?zhí)峁┝颂烊煌ǖ馈?/strong>

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的整個西伯利亞地區(qū)，實際上有著同樣的大陸性氣候：夏季短暫炎熱，冬季漫長酷寒。這得俄羅斯開拓者能夠在東西寬度達5000英里的整個平原區(qū)感到“同樣的舒適”。

俄羅斯的河流系統(tǒng)進一步助推了東進步伐。由于地形平坦，俄羅斯的河流普遍又長又寬，沒有湍流的阻礙。烏拉爾山脈以東灌溉西伯利亞平原的四大河流——鄂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和阿穆爾河——及其支流連在一起，提供了一張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交通干線網。

俄羅斯皮毛商人能夠通過水陸聯(lián)運東進，正如美洲的英法皮毛商人沿著類似的河流西進到太平洋一樣。

與俄羅斯人不斷向東推進形成對比的是，中國歷代王朝對西伯利亞表現出令人費解的冷漠。

從地理位置上看，當俄羅斯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莫斯科公國的時候，西伯利亞顯然更接近中國。

歷史研究表明，中國人在西伯利亞的活動要遠遠早于俄羅斯，歷代王朝也從不缺乏冒險和開拓精神。但現實是，這片土地最終落入了后來者俄羅斯的手中。

而俄羅斯向西伯利亞的擴張本質上是一場商業(yè)驅動的殖民運動。這場運動的先鋒不是正規(guī)軍，而是一群被稱為哥薩克的亡命之徒。

1572年，沙皇授意下的斯特羅加諾夫家族組織的雇傭軍跨過烏拉爾山，進攻山脈以東的西伯利亞汗國。這支隊伍只有840人，卻裝備有火槍等先進武器。更為特殊的是，這些雇傭軍的組成者大多是身負重刑的囚犯——殺人犯、縱火犯、強奸犯等社會不安定因素。

對俄羅斯當局而言，這是一舉兩得的策略：既能處理掉社會不安定因素，又能為東擴找到敢死隊。

這些亡命之徒面臨一個簡單的選擇：是繼續(xù)受刑罰，還是到西伯利亞冒險？雖然西伯利亞環(huán)境惡劣，但誰愿意失去自由？

于是，大批囚犯加入了拓荒大軍，成為了俄羅斯東進的急先鋒。

驅使他們冒險的根本動力是毛皮貿易。對于莫斯科公國來說，毛皮代表著可靠且利潤豐厚的收入來源。西伯利亞豐富的動物毛皮資源，成為俄羅斯國家資本積累的重要支柱。

隨著東進步伐的加快，俄羅斯人發(fā)現單純的毛皮貿易已不能滿足需求。阿穆爾河（黑龍江）流域的探索被寄予了額外期望——希望為北方荒涼地區(qū)的捕獸者建立糧食基地。

到1636年，一批又一批“流氓探險隊”成功抵達太平洋邊上的鄂霍茨克海，完成了貫穿西伯利亞的“壯舉”。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悍勇的俄羅斯人在當時也無法深入西伯利亞北方。

但通過在南部劃出一條線，俄羅斯將西伯利亞從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活動區(qū)分割了出去，這為以后獨占西伯利亞埋下了伏筆。

俄羅斯的殖民模式與歐洲模式迥異：原住民未遭大規(guī)模奴役，俄羅斯人與之深度融合，世代西伯利亞人的血脈中普遍留存著當地民族的印記，未發(fā)生歐洲殖民者慣行的種族滅絕行為。

這種相對“溫和”的殖民策略，降低了當時的統(tǒng)治阻力。

隨著俄羅斯勢力滲透到西伯利亞南部，不可避免與中國發(fā)生了接觸與碰撞。從俄羅斯人的視角看，早期中俄關系是一場認知不對稱的相遇。

1618年5月，在沙皇米哈伊爾·羅曼諾夫授意下，西伯利亞哥薩克人伊萬·裴特林率隊使華，帶回中國地圖和明神宗國書。這次接觸被普遍認為是中俄關系史的開端，但雙方對彼此的認知存在明顯差異。

在俄羅斯方面，1658年他們在尼布楚興建涅爾琴斯克堡，對中國尼布楚地區(qū)實行武裝占領，并在隨后重新占據雅克薩。1670年，俄國涅爾琴斯克軍政長官甚至在給派往大清帝國的使者的訓令中，要求其“向博格德汗呈明”，希望清朝皇帝“歸順于我沙皇陛下最高統(tǒng)治之下”。

與中國將俄羅斯視為朝貢國不同，俄羅斯從一開始就將擴張作為與清帝國交往的核心目標。

隨著對西伯利亞的開發(fā)進一步深入，俄羅斯人開始將目標轉移到了臨近西伯利亞的中國東北地區(qū)。東北是清王朝的龍興之地，故而統(tǒng)治階層對該地區(qū)的國土防御十分重視，幾次擊退了俄軍的侵擾。

但由于滿蒙漢八旗主力悉數入關進攻南明政權和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東北地區(qū)的清軍兵力甚為有限。俄軍利用這一真空，在東北地區(qū)活動頻繁。

俄羅斯人在東北的行為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恐懼。根據記載，當沒有糧食可吃時，他們便吃死去的戰(zhàn)友和被殺死的中國百姓的尸體。

這種吃人的場景嚇壞了清軍和百姓，由于佛教中管吃人的惡鬼叫羅剎，所以大家便稱俄國為“羅剎國”，俄國人為“羅剎鬼”。后來近代俄國在中國建立的東正教教堂，也被百姓們稱為“羅剎廟”。

隨著康熙帝繼位，清朝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亂、收復了臺灣，國力蒸蒸日上。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決定給“不聽話的毛熊們一個教訓”。

1685年6月，由都統(tǒng)彭春率領的清軍用“紅衣大炮”圍攻雅克薩三天之后，城中的俄軍不支，俄國的“阿爾巴津督軍”托爾布津乞降，保證將“不再來犯”。

清軍主帥彭春允許殘余的俄軍攜帶個人財物離開雅克薩，并提供了必需的馬匹和食物將其送至額爾古納河口。清軍焚毀木制的雅克薩堡壘后也退往黑龍江城（今璦琿）。

但在得知清軍班師之后，俄軍故技重施，背信棄義的托爾布津立即再次率兵入侵黑龍江流域，于8月27日悍然重占雅克薩。這時距離第一次雅克薩之戰(zhàn)結束還不足兩個月。

于是，1686年夏，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再次出兵雅克薩，并在攻城的第4天的戰(zhàn)斗中擊斃敵酋托爾布津。從1686年8月起，在低達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中，清軍圍困雅克薩長達10個月。

隨后，清、俄兩國開始談判，簽訂了著名的《尼布楚條約》。

該條約明確劃分了兩國邊界：從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到外興安嶺再向東直到大海，這一線以南屬于中國，以北屬于俄國；西邊以額爾古納河為界，以南為中國，以北屬于俄羅斯。

盡管《尼布楚條約》是兩國之間的平等條約，但從實際情況上看，憑借該條約，俄羅斯反而多得到了十余萬平方公里的新領土。

等于是清朝在戰(zhàn)場取勝的有利形勢下反而在談判桌上做出了重大讓步，也正式放棄了對西伯利亞地區(qū)的領土要求。

從俄羅斯人的視角看，這種結果的出現有幾個關鍵因素：一是當時清朝對這些苦寒之地“不感冒”，認為“有它不多沒它不少”；二是此時準噶爾部正嚴重威脅著清朝西北地區(qū)的穩(wěn)定，為了對準噶爾作戰(zhàn)，清朝希望盡早結束與俄國的敵對，避免陷入兩線作戰(zhàn)。

從軍事上講，由于當時清朝已經把統(tǒng)治重心轉移到關內，而且嚴禁內地人出關，關外沒有足夠的力量守衛(wèi)廣大的外興安嶺以北之地。

兩次雅克薩之戰(zhàn)，清軍一次出兵3000，另一次只有2100，大部分人馬還都是從關內調集的。出動這么點兵，在后勤補給上就已經吃不消了。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自然不愿為不屬于國家核心地區(qū)的地方耗費太多國力，因而也就不再對西伯利亞提什么主權不主權了。

對俄羅斯人而言，西伯利亞代表著未來的可能性，是俄羅斯民族“天命”的延伸。在俄羅斯人的歷史敘事中，西伯利亞的征服是與美國西進運動相媲美的“一篇傳奇史詩”。

不斷向前推進的疆界給俄羅斯人的性格和俄羅斯制度留下了如同它給美國人所留下的同樣持久的印記。

對中國歷代王朝而言，領土的價值在于其實用性和可治理性。西伯利亞面積雖大，但實際上只有南部一些地區(qū)適合人類生活居住，這些地區(qū)僅占整個西伯利亞面積的15%。

而其廣大的中部、北部地區(qū)，別說人類，就連很多耐寒動植物都生存不了。

歷史上生活在中國最北部的主要是彪悍的游牧民族，他們進入到西伯利亞腹地的記載少得可憐。

這一方面是史料缺乏，另一方面也足以反映出西伯利亞的環(huán)境實在太不怎么樣。

對中國歷史影響較深的如匈奴、鮮卑、契丹等民族，一般是生活在西伯利亞以南的蒙古高原。

而即便是這一地區(qū)，在以農耕立國的中原王朝看來，“那里土不可耕、地不可守，也就是能養(yǎng)個牛羊，即便占據了又有什么用？”

對蒙古高原尚且是這番態(tài)度，那么對比蒙古高原還要靠北的西伯利亞不感興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從治理成本角度看，清朝對西伯利亞的態(tài)度尤為明顯。

清朝前期雖然將最北部嶺北行省和遼陽行省的國境線劃到了北冰洋邊上，但很少對其進行有效管理，基本上也是處于沒人管的狀態(tài)。

等到明朝建立，干脆不要了，清朝也是，大幅度向南收縮國境線，為的就是減少國防開銷、保護好對王朝存系最為重要的中原內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