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北京宣武區(qū)大耳胡同那可是炸了鍋。

平日里那個走路拄拐、見誰都樂呵呵的半身不遂老頭李家琪，居然被荷槍實彈的公安給端了。

街坊四鄰當(dāng)時都懵了，心想是不是抓錯人了？

可等到那臺大彩電、微型膠卷、還有密寫紙從床底下掏出來的時候，大伙兒才回過神來：原來這就是披著羊皮的狼，平時裝得人五人六，骨子里全是壞水。

誰能想到，這老頭還是臺灣當(dāng)局欽點的“華北地區(qū)特派員”。

這名頭聽著挺唬人，其實干的就是陰溝里翻船的勾當(dāng)。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咱得把日歷往前翻翻。

80年代初那會兒，北京城剛有點改革開放的熱乎氣。

李家琪住在他五叔家，對外說是從青海勞改農(nóng)場特赦回來治病的孤寡老人。

按理說，一個刑滿釋放人員，日子應(yīng)該過得緊巴巴才對。

但這老頭不一樣，家里那臺彩色電視機，擺在那個年代的破四合院里，簡直就像現(xiàn)在誰家門口停了輛法拉利一樣扎眼。

那時候買個黑白電視都得托人找關(guān)系，他一個無業(yè)游民哪來的錢？

這彩電可不光是看的，那是他的護身符。

每到半夜，這老頭就把電視聲音開得老大，然后在屋里鼓搗收音機和化學(xué)藥水。

鄰居張大媽那鼻子比警犬都靈，老聞著他屋里有股燒紙味，還以為這老頭迷信搞封建活動，哪知道那一團團火苗燒掉的，全是咱國家的核心機密。

李家琪這人，那是典型的“壞人變老了”。

早在1947年，這貨就是軍統(tǒng)局的職業(yè)特務(wù)，當(dāng)年因為裝解放軍裝得不像，不懂規(guī)矩被一眼識破，蹲了半輩子大獄。

1975年國家寬大處理，把最后那批戰(zhàn)犯都放了，他也跟著沾了光。

幾十年牢飯沒把他改造好，反倒把心里的那點毒汁熬得更濃了。

他一出來，不想著怎么報恩，反手就跟臺灣特務(wù)機關(guān)搭上了線。

對于那邊來說，這就好比是在北京城里埋了一顆不需要維護的定時炸彈，劃算得很。

1979年，帶著活動經(jīng)費和間諜器材，李家琪回到了北京。

他心里門清，光靠自己這把老骨頭肯定沒戲，得找個替死鬼。

這一找，就盯上了同院寡婦王大姐的閨女——仇云妹。

在李家琪眼里，這就是送上門的肥肉。

這老頭玩得那叫一個陰。

他沒上來就談策反，而是玩起了“溫情殺”。

在這個重組家庭里，他裝得比親爹還親，噓寒問暖，還拿特務(wù)經(jīng)費給家里買大件電器。

仇云妹從小缺父愛，哪受得了這個？

一來二去，真把這老特務(wù)當(dāng)成了家里的大恩人。

等到時機成熟，李家琪就開始有意無意地打聽“國家大事”，說什么想開開眼界。

李家琪趁著家里人睡著，躲被窩里用微型相機咔咔一頓拍。

這手段，簡直就是現(xiàn)代版的“農(nóng)夫與蛇”。

短短幾年，這個看起來和睦的小院，成了最高效的情報中轉(zhuǎn)站。

那邊一看這老頭這么能干，直接封官許愿，李家琪做夢都想著反攻大陸后能混個一官半職。

但這世上哪有不透風(fēng)的墻？

先是那臺不合時宜的彩電惹了眼，再就是群眾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1980年初，一封舉報信就送到了公安局。

偵查員們沒急著抓人，而是在暗處足足盯了他兩年。

這一盯不要緊，發(fā)現(xiàn)這殘疾老頭“演戲”演穿幫了。

他經(jīng)常拄著拐杖在黨政機關(guān)門口晃悠，看著是在遛彎，其實眼神賊得很，專門記錄進出車輛的車牌和頻率。

更絕的是，他在沒人的時候，那腿腳利索得跟好人一樣，根本不用拐杖。

1983年1月，隨著兩個交通員在邊境落網(wǎng)，蘿卜帶出了泥，李家琪的底褲都被扒干凈了。

那些藏在阿司匹林藥瓶里、香煙盒夾層里的秘密，全成了鐵證。

抓捕那天特別利索。

面對滿屋子的證據(jù)，李家琪那層“慈祥長者”的皮算是徹底扒下來了，癱在地上跟一灘爛泥似的。

他以為自己是下棋的人，殊不知在歷史的車輪面前，他連個過河卒子都算不上。

最慘的是仇云妹。

直到手銬戴上，她才明白那個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的“慈父”，其實就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

她在法庭上哭得撕心裂肺，因為泄露國家重要機密被判了5年。

這姑娘的一輩子，就這么被毀了。

這案子當(dāng)時轟動全國，老百姓都驚著了：原來間諜不都是穿著風(fēng)衣戴墨鏡的，可能就是隔壁那個看起來人畜無害的大爺。

李家琪最后被判了無期徒刑。

這一次，他再也沒等到什么特赦。

1987年，他在監(jiān)獄里病死，那邊連個屁都沒放，仿佛這人從來沒存在過。

參考資料：

穆玉敏，《北京警察百年檔案》，人民公安出版社，2003年。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檔案史料》，2008年第3期。

中央電視臺，《法治在線》欄目組編，《新中國反間諜實錄》，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