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

　　作者丨梁曉聲

　　當今時代，中國青年的真實生存狀態(tài)是怎樣的？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現(xiàn)實？

　　作家梁曉聲用坦率的筆調(diào)、睿智的語言娓娓道出了中國青年的精神狀態(tài)、生活現(xiàn)狀和階層分析，以及中國的社會現(xiàn)狀，并從根本上分析了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原因。

　　梁曉聲對中國青年很失望，但也對之充滿希望。

　　01.

　　不差錢的“富二代”

　　報載，當下中國有一萬余位資產(chǎn)在2億以上的富豪們，“二世祖”是南方民間對他們兒女的叫法。關(guān)于他們的事情民間談資頗多，人們常津津樂道。某些報刊亦熱衷于兜售他們的種種事情，以財富帶給他們的“瀟灑”為主，羨慕意識流淌于字里行間。

　　竊以為，一萬多相對于十三億幾千萬人口，相對于四億幾千萬中國當代青年，實在是少得并沒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為他們是某家族財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傳媒特別關(guān)注之意義。

　　故應(yīng)對他們本著這樣一種報道原則——若他們做了對社會影響惡劣之事，譴責與批判；若他們做了對社會有益之事，予以表揚與支持。否則，可當他們并不存在。

　　在中國，值得給予關(guān)注的群體很多，非是不報道“二世祖”們開什么名車，養(yǎng)什么寵物，第幾次談對象便會閑得無事可做。傳媒是社會的“復眼”，過分追捧明星已夠討嫌，倘再經(jīng)常無端地盯向“二世祖”們，這樣的“復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謂“富二代”的界定難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們，“富二代”通常被認為是這樣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實現(xiàn)起來非常容易，比如出國留學，比如買車購房，比如談婚論嫁。

　　他們的消費現(xiàn)象，往往也傾向于高檔甚至奢侈。和“二世祖”們一樣，他們往往也擁有名車。他們的家庭資產(chǎn)分為有形和隱形兩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觀，隱形的究竟多少，他們大抵并不清楚，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對我說：“老師，人比人真是得死。我們這種學生，畢業(yè)后即使回省城謀生，房價也還是會讓我們望洋興嘆?？晌艺J識的另一類大學生，剛談戀愛，雙方父母就都出錢在北京給他們買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結(jié)婚，就會給他們添輛好車。北京房價再高，人家也沒有嫌高的感覺！”——那么，“另一類”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還知道這樣一件事——女孩在國外讀書，忽生明星夢，非要當影視演員。于是母親帶女兒專程回國，到處托關(guān)系，終于認識了某一劇組的導演，聲明只要讓女兒在劇中飾一個小角色，一分錢不要，還愿意反過來給劇組幾十萬。導演說您女兒也不太具有成為演員的條件啊，當母親的則說，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兒，讓她過把癮啊！——那女兒，也當屬“富二代”無疑了。

　　如此這般的“富二代”，他們的人生詞典中，通常沒有“差錢”二字。

　　他們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們，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國企高管，要么是操實權(quán)握財柄的官員。倘是官員，其家庭的隱形財富有多少，他們確乎難以了解。

　　他們往往一邊享受著“不差錢”的人生，一邊將眼瞥向“二世祖”們，對后者比自己還“不差錢”的生活方式消費方式每不服氣，故常在社會上弄出些與后者比賽“不差錢”的響動來。

　　我認為，對于父母是國企高管或?qū)崣?quán)派官員的他們，社會應(yīng)予必要的關(guān)注。因為這類父母中不乏現(xiàn)行弊端分明的體制的最大利益獲得者及最本能的捍衛(wèi)者。

　　這些身為父母的人，對于推動社會民主、公平、正義是不安且反感的。有這樣的父母的“富二代”，當他們步入中年，具有優(yōu)勢甚至強勢話語權(quán)后，是會站在一向依賴并倍覺親密的利益集團一方，發(fā)揮本能的維護作用，還是會比較無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團，站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立場，發(fā)符合社會良知之聲，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如果期待他們成為后一種中年人，則必須從現(xiàn)在起，運用公平、正義之自覺的文化使他們受到人文影響。而談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響力，依我看來，在中國，不僅對于他們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對最廣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喪的。

　　故我看未來的“富二代”的眼，總體上是憂郁的。不排除他們中會產(chǎn)生足以秉持社會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計不會太多。

　　在中國，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數(shù)，大致不會少于一兩千萬。這還沒有包括同樣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娛藝術(shù)界超級成功人士的子女。不過他們的子女人數(shù)畢竟有限，沒有特別加以評說的意義。

　　02.

　　中產(chǎn)階層家庭的兒女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幾乎必然是該國中產(chǎn)階層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則占1/3，多則占一半。中國國情特殊，20世紀80年代以前，除少數(shù)高級知識分子，一般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雖比城市平民階層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實高不到哪兒去。

　　20世紀80年代后，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謂不大，他們成為改革開放的直接受惠群體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不論從居住條件還是收入情況看，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階層。另一批，正有希望躋身于中產(chǎn)階層。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過所謂小康。

　　然而2009 年以來的房價大飆升，使中產(chǎn)階層生活狀態(tài)頓受威脅，他們的心理也受到重創(chuàng)，帶有明顯的挫敗感。

　　僅以我語言大學的同事為例，有人為了資助兒子結(jié)婚買房，耗盡二三十年的積蓄不說，兒子也還需貸款一百余萬，淪為“房奴”，所買卻只不過八九十平方米面積的住房而已。

　　還有人，夫妻雙方都是五十來歲的大學教授，從教都已二十幾年，手攥著百余萬存款，兒子也到了結(jié)婚年齡，眼睜睜看著房價升勢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喚奈何。

　　他們的兒女，皆是當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學學歷甚至是碩士、博士學歷。這些青年成家立業(yè)后，原本最有可能奮斗成為中產(chǎn)階層人士，但現(xiàn)在看來，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極為遙遠了。

　　他們順利地謀到“白領(lǐng)”職業(yè)是不成問題的，然“白領(lǐng)”終究不等于中產(chǎn)階層。中產(chǎn)階層也終究得有那么點兒“產(chǎn)”可言，起碼人生到頭來該有產(chǎn)權(quán)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

　　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萬元，要買下一套兩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購房款，也還得自己貸款一百幾十萬。按每年可償還10萬，亦需十幾年方能還清。

　　又，他們從參加工作到實現(xiàn)月薪萬元，即使工資隔年一升估計至少也需10 年。那么，前后加起來可就是二十幾年了，他們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歲時，才終于擁有產(chǎn)權(quán)屬于自己的兩居室，盡管總算有份“物業(yè)”了，恐怕也還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產(chǎn)”。

　　何況，他們自己也總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兒女，那一份支出就大為可觀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閑視之。于是，擁有產(chǎn)權(quán)屬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標，便離他們比遙遠更遙遠了。倘若雙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兩位同時或先后患了難以治療的疾病，他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據(jù)我了解，這樣一些青年，因為終究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識出身”這一良好形象為心理的盾，抵擋住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現(xiàn)實的猛烈擊打。所以，他們在精神狀態(tài)方面一般還是比較樂觀的。

　　他們普遍的人生主張是活在當下，抓住當下，享受當下；更在乎的是于當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覺。這一種拒瞻將來，拒想將來，多少有點兒及時行樂主義的人生態(tài)度，雖然每令父母輩搖頭嘆息，對他們自己卻未嘗不是一種明智。

　　并且，他們大抵是當下青年中的晚婚主義者。內(nèi)心潛持獨身主義者，在他們中也為數(shù)不少。1/3 左右按正常年齡結(jié)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國當下青年中，他們是格外重視精神享受的。他們也青睞時尚，但追求比較精致的東西，每自標品位高雅。他們是都市文化消費的主力軍，并且對文化標準的要求往往顯得苛刻，有時近于尖刻。

　　他們中一些人極有可能一生清貧，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淪為“草根”或弱勢。成為物質(zhì)生活方面的富人對于他們既已不易，他們便似乎都想做中國之精神貴族了。事實上，他們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確乎同時具有精神貴族的特征。

　　一個國家是不可以沒有一些精神貴族的。絕然沒有，這個國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們的文化精品為快事的 “精神貴族”。

　　他們中有不少人將成為中國未來高品質(zhì)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說這類守望者只能出在他們中間，而是說由他們之間產(chǎn)生更必然些，也會更多些。

　　03.

　　城市平民階層的兒女

　　出身于這個階層的當下青年，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相當一部分內(nèi)心是很凄涼悲苦的。

　　因為他們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此類父母的人生大抵歷經(jīng)坎坷，青年時過好生活的愿景強烈，但這愿景后來終于被社會和時代所粉碎。

　　但愿景的碎片還保存在內(nèi)心深處，并且時常也還是要發(fā)一下光的，所謂未泯。設(shè)身處地想一想確實令人心疼。中國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從前肯定比農(nóng)村人家強，也是被農(nóng)民所向往和羨慕的。

　　但現(xiàn)在是否還比農(nóng)民強，那則不一定了。現(xiàn)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會反過來羨慕農(nóng)村富裕的農(nóng)民，起碼農(nóng)村里那些別墅般的二三層小樓，便是他們每一看見便會自嘆弗如的。但若有農(nóng)民愿與他們換，他們又是肯定搖頭的。他們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幾代了，不論對于植物還是人，移根是冒險的，會水土不服。對于人，水土不服卻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謂日子，過的還不是兒女的日子！”這是城市平民父母們之間常說的一句話，意指兒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過上好日子的依賴，更是使整個家庭脫胎換骨的希望。

　　故他們與兒女的關(guān)系，很像是體育教練與運動員的關(guān)系，甚至是拳擊教練與拳手的關(guān)系。在他們看來，社會正是一個大賽場，而這也基本是事實，起碼目前在中國是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所以他們常心事重重、表情嚴肅地對兒女們說：“孩子，咱家過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從小到大，有幾個沒聽過父母那樣的話呢？

　　可那樣的話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區(qū)別？話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須考上名牌大學；只有畢業(yè)于名牌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機會出人頭地；只有出人頭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驕傲，并過上幸福又有尊嚴的生活；只有那樣，你才算對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這么說，心里也是這么想的。

　　于是，兒女領(lǐng)會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會這個大賽場上過五關(guān)斬六將，奪取金牌金腰帶的。于是對于他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成了賽場或拳臺。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學已需終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學更是談何容易！

　　并且，通常規(guī)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學，先得擠入重點小學。對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點小學簡直和考入名牌大學同樣難，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學還難。名牌大學僅僅以高分為王，進入重點小學卻是要交贊助費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錢交，也找不到門路。

　　故背負著改換門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兒女們，只有從小就將靈魂交換給中國的教育制度，變自己為善于考試的機器。

　　但即使進了重點初中、重點高中、重點大學，終于躍過了龍門，卻發(fā)現(xiàn)在龍門那邊，自己仍不過是一條小魚。而一邁入社會，找工作雖比普通大學的畢業(yè)生容易點兒，工資卻也高不到哪兒去。本科如此，碩士博士，情況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學的，高考一結(jié)束就覺得對不起父母了，大學一畢業(yè)就更覺得對不起父母了。那點兒工資，月月給父母，自己花起來更是拮據(jù)。不月月給父母，不但良心上過不去，連面子上也過不去。

　　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談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賴家而居。天天吃著父母的，別人不說“啃老”，實際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當然不愿讓父母了解到自己變成了“蝸居”的“蟻族”。和農(nóng)村貧困人家的兒女們一樣，他們是中國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國以后少爭辦些動輒“大手筆”地耗費幾千億的“國際形象工程”，省下錢來，更多地花在苦孩子們身上——這才是正事！

　　他們中考上大學者，幾乎都可視為堅卓毅忍之青年。

　　他們中有人最易出現(xiàn)心理問題，倘缺乏關(guān)愛與集體溫暖，每釀自殺自殘的悲劇，或傷害他人的慘案。然他們總體上絕非危險一族，而是內(nèi)心最郁悶、最迷惘的一族，是糾結(jié)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掙扎且最覺寡助的一族。

　　他們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為人處世每顯冷感。對于幫助他們的人，他們心里也是懷有感激的，卻又往往倍覺自尊受傷的刺痛，結(jié)果常將感激封住不露，飾以淡漠的假象。而這又每使他們給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這種時候，他們的內(nèi)心就又多了一種糾結(jié)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們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們更需要真誠的友誼。

　　誰如果與他們結(jié)下了真誠的友誼，誰的心里也就擁有了一份大信賴，他們往往會像狗忠實于主人那般忠實于那份友誼。他們那樣的朋友是最難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輩子的朋友。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輕易或首先背叛友誼。

　　他們像極了于連。與于連的區(qū)別僅僅是，他們不至于有于連那么大的野心。事實上他們的人生愿望極現(xiàn)實，極易滿足，也極尋常。但對于他們，連那樣的愿望實現(xiàn)起來也需不尋常的機會。

　　“給我一次機會吧！”——這是他們默默在心里不知說了多少遍的心語。但又一個問題是——此話有時真的有必要對掌握機會的人大聲地說出來，而他們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說之前的心理負擔。

　　他們中之堅卓毅忍者，或可成將來靠百折不撓的個人奮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將來足以向社會貢獻人文思想力的優(yōu)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與錦衣玉食者無緣。托爾斯泰、雨果們是例外，并且考察他們的人生，雖出身貴族，卻不曾以錦衣玉食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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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農(nóng)家兒女

　　家在農(nóng)村的大學生，或已經(jīng)參加工作的他們，倘若家鄉(xiāng)居然較富，如南方那種綠水青山、環(huán)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農(nóng)村，則他們身處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

　　這是因為，他們的農(nóng)民父母其實對他們并無太高的要求。倘他們能在大都市里站穩(wěn)腳跟，安家落戶，父母自然高興；倘他們自己覺得在大都市里難過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樣高興，照樣認為他們并沒有白上大學；即使他們回到了就近的縣城謀到了一份工作，父母雖會感到有點兒遺憾，但不久那點兒遺憾就會過去的。

　　很少有農(nóng)民對他們考上大學的兒女們說：“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結(jié)束咱家祖祖輩輩都是農(nóng)民的命運！”他們明白，那絕不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兒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

　　他們供兒女讀完大學，想法相對單純：只要兒女們以后比他們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國農(nóng)民大多是些不求兒女回報什么的父母。他們對土地的指望和依賴甚至要比對兒女們還多一些。

　　故不少幸運地在較富裕的農(nóng)村以及小鎮(zhèn)小縣城有家的、就讀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學子和青年，心態(tài)比城市平民（或貧民）之家的學子、青年還要達觀幾分。因為他們的人生永遠有一條退路——他們的家園。

　　如果家庭和睦，家園的門便永遠為他們敞開，家人永遠歡迎他們回去。所以，即使他們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裝箱——南方已有將空置的集裝箱租給他們住的現(xiàn)象——他們往往也能咬緊牙關(guān)挺過去。

　　他們留在大都市艱苦奮斗，甚至年復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們個人心甘情愿的選擇，與家庭寄托之壓力沒什么關(guān)系。如果他們實在打拼累了，往往會回到家園休養(yǎng)、調(diào)整一段時日。

　　同樣命運的城市平民或貧民人家的兒女，卻斷無一處“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系秋千”，“羅漢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錯雨中欞”的家園可以回歸。坐在那樣的家門口，回憶兒時“爭騎一竿竹，偷折四鄰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療養(yǎng)。

　　即使并沒回去，想一想那樣的家園，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論他們是就讀學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總有一種達觀在支撐著。是的，那只不過是種達觀，算不上是樂觀。但是能夠達觀，也已很值得為他們高興了。

　　不論一個當下青年是大學校園里的學子、大都市里的臨時就業(yè)者或季節(jié)性打工者，若他們的家不但在農(nóng)村，還在偏僻之地的貧窮農(nóng)村，則他們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類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樣的家園，即使是年節(jié)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憂愁的溫情有，快樂的心情無。打工青年們最終卻總是要回去的。

　　大學畢業(yè)生回去了毫無意義——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的家庭。他們連省城和縣里也難以回去，因為省城也罷，縣里也罷，適合于大學畢業(yè)生的工作，根本不會有他們的份兒。而農(nóng)村，通常也不會直接招聘什么大學畢業(yè)生“村官”的。

　　所以，當他們用“不放棄！絕不放棄！”之類的話語表達留在大都市的決心時，大都市應(yīng)該予以理解，全社會也應(yīng)該予以理解。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以上兩句話，是狄更斯小說《雙城記》的開篇語。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此不贅述。狄氏將“好”寫在前，將“壞”寫在后，意味著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樣一個時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來說：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當代中國青年，他們是些足以令中國寄托希望的青年。

　　梁曉聲｜著，文章選自 《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