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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男生都曾有一個英雄夢，許多人的英雄夢都是從看三國開始的，我自然也不例外。童蒙時代，我就被連環(huán)畫上的三國故事深深吸引。上小學之后，與央視版《三國演義》電視劇迎頭相遇，看到那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躍然于熒屏之上，心中涌動的英雄豪情又被一次次點燃。

再后來，家里買了第一臺電腦，一股腦安裝了一批三國游戲，徜徉在虛擬世界中，我似乎被忽然賦予了一種神力，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在游戲中改變歷史，讓諸葛丞相“逆天改命”，讓蜀漢的北伐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英雄夢伴隨著種種看似“不務正業(yè)”的娛樂方式，成為開啟我對文學、歷史興趣的大門，引領我走入浩瀚的典籍之中，去了解那些歷史人物波瀾壯闊的人生。

我原以為翻開史籍，從字里行間爬梳時光的脈息，就是對歷史的全部認知。直到2019年，我去日本福岡的九州國立博物館看了一場特別的展覽。這個展覽雖然用了我們熟悉的“三國志”命名，但其內(nèi)容不是史料，更不是游戲，而是從中國各個博物館借調(diào)而來的162件文物。

它們可能是陶器、漆器、青銅器，可能是刀劍、弩機、扎馬釘，可能是印章、帶鉤、簡牘、石楬、瓦罐、畫像石……當它們單獨陳列的時候，也許并不那么耀眼，但貫穿它們的是一條令人熱血沸騰的線索，那就是三國。

單從文物的選調(diào)到展線的設計，就能看出策展人的巧思：在講到三國的源起時，他們選擇了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玉裝劍、亳州曹氏宗族墓出土的文字磚——因為他們是劉備、曹操的先祖的陪葬品；講到后漢的余暉，展柜中陳列的是焦作出土的陶樓；講到三國鼎立，出現(xiàn)在人們視野中的又是四川、湖北等地出土的兵器實物。連在國內(nèi)尚未常展的曹操高陵出土文物，都有專門的單元集中呈現(xiàn)。

這些穿越1800年的后漢、三國實物，幾乎能夠與我們從書本上讀到的三國故事合轍對應，王國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jù)法”在此刻一下子具象化了，歷史也一下子鮮活起來。文物所構建起的歷史景象，與以往通過任何藝術形式所建構起來的歷史想象都不同，但它無疑是最接近真實，最接近細節(jié)與肌理的。

我從此迷上了博物館，準確地說，是迷上了在博物館里尋找三國。在此之前，雖然也時不時地附庸風雅，把“每到一個城市就要去看當?shù)氐牟┪镳^”掛在嘴上，但往往是走馬觀花，或者去獵奇一些視覺上“有梗”的文物，來裝點一下朋友圈。但在那之后，我去博物館就有了很強的目的性，我想試一試，是否能夠通過文物提供的碎片信息，將記憶中的那些三國英雄重新拼合起來。而這個拼合出的、被喚醒的形象，與我們既有的印象差別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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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2019年年末，我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離開了待了7年的媒體機構，成為一名全職的寫作者。那是一個茫然與惶恐交織的冬天，為了尋求內(nèi)心的平和，我在那一年的最后幾天獨自踏上行程，開啟了一段在博物館、文保單位中尋訪三國遺存的行程。我選擇的第一站并不是成都、洛陽、南京這樣聲名顯赫的都會，而是一座叫馬鞍山的小城。他雖屬安徽省，但與南京唇齒相依。從歷史上來看，馬鞍山長期作為南京的近畿和犄角之地而存在，六朝文化在這座城市身上涂抹著厚重的色彩。而我這次前來，有一個吸引我許久的目的地，那就是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

朱然是誰？若去街頭做隨機采訪，大多數(shù)人可能都會搖頭，偶有熟讀《三國演義》的人，對朱然的印象可能也是夷陵之戰(zhàn)那個追擊劉備卻被趙云迎面而來、一槍刺死的“末流武將”。然而《三國志》卻讓我們看到了這個三國名將真實的一面。

1984年6月初，馬鞍山市滬皖紡織聯(lián)合公司擴建倉庫，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座磚室墓。馬鞍山市文化局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工地停工，保護現(xiàn)場，并將此事上報安徽省文化廳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即派員會同馬鞍山市文物普查工作隊對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發(fā)掘工作歷時15天，令人驚喜的是，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很快就浮出水面，他就是三國東吳左大司馬、右軍師朱然。在墓葬考古中，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謎是公眾最為關心的事情，同時也是考古工作者面臨的難關。朱然墓之所以能夠被迅速“破案”，是因為墓中出土了寫有朱然名字的木刺和木謁。

什么是木刺和木謁？其實就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的“名片”。在馬鞍山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中，我就看見了其中的幾張。它們尺寸并不大，長度不過20多厘米，寬度大概也就3厘米，但上面的墨書經(jīng)歷近1800年的歲月洗禮，仍然清晰可辨：“丹楊朱然再拜 問起居 故鄣字義封”“持節(jié)右軍師左大司馬當陽侯丹楊朱然再拜”，這些信息都與史書記載朱然的籍貫、官職契合，可以說是確定墓主人身份的鐵證。

那么，這名將軍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呢？首先，他應該很喜歡使用漆器。朱然墓里出土了80多件漆器，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如案、盤、盒、勺、槅、盒、壺、羽觴、憑幾等。有的至今仍在我們生活中可見，比如漆槅就類似于現(xiàn)在大食堂吃飯所用的餐盤，方便將不同的食物分區(qū)盛放；有的則已經(jīng)離我們的生活遠去了，比如憑幾。這是什么物件呢？魏晉南北朝時期貴族都是席地而坐，坐累了就會倚靠在憑幾上小憩，而在唐代以后，高背椅子開始廣泛使用，憑幾自然就被淘汰了。

其次，他應該很喜歡欣賞繪畫。這些出土的漆器中，許多上面都繪制有精美的圖案畫作。比如一張在宴會上使用的漆案，案上就畫著一幅生動的貴族飲宴的圖景，有坐著的皇帝、妃嬪、大臣、夫人，以及侍立的衛(wèi)士、端盤的宮女、表演各式雜耍百戲的宮廷藝人、演奏絲竹管弦之樂的樂人等等，人數(shù)多達55人，個個妙趣橫生，姿態(tài)各異。我們完全可以想象，朱然在舉辦家庭宴會的時候，使用這張漆案盛飯，抬頭是歡宴，低頭也熱鬧，這可太愜意了。

最后，還值得一提的是，朱然墓里出土有一對珍貴的漆木屐，這是此前同時期墓葬都從未出現(xiàn)的。據(jù)文獻記載，我國很早就有穿木屐的歷史。《急就篇》顏師古注：“屐者，以木為之，而施兩齒，可以踐泥?！蹦戏教鞖獬睗穸嘤?，地面經(jīng)常泥濘不堪，穿著木屐可以提升鞋底與地面的距離，從而保持腳部的潔凈。

東漢末年，木屐已經(jīng)十分風靡，《后漢書·五行志》載：“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朱然是浙江安吉人，生活在江南，于是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樣一個名將在居家的時候，經(jīng)常是穿著木屐生活的，這在當時貴族圈里應該也是一件頗為時尚的事情。東吳的航海業(yè)發(fā)達，與域外國家交流十分頻繁，穿木屐的習俗很可能就是憑借著東吳活躍的航?；顒佣h播東洋的。

博物館為我打開了一扇認識三國、解讀英雄的新的大門，原本在字里行間記載的、需要用想象力去建構的那些三國人物忽然鮮活、生動了起來，在文物信息的拼合之下，他們沉睡已久的DNA被重新喚醒，從歷史的幽深里向我們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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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博物館就像一塊磁石一般吸引著我，每當我完成了一段閉關寫作任務后，都會將逛博物館當作一種調(diào)節(jié)和對負面心態(tài)的對沖，往往都能得到很好的“療效”。除了博物館，每到一座新的城市，我還會尋訪當?shù)氐奈奈锉Ｗo單位，我曾戲稱自己的旅行是“館保之旅”——博物館搭配文保單位，量大“管飽”，盡管有時候為了節(jié)省白天的時間省去了午飯，但在精神上非常富足。

之后的幾年，我尋訪過很多地方的博物館，都是以三國主題為驅(qū)動，再兼顧其他，這樣有主題、有目標的探訪讓旅程更有規(guī)劃，也更有收獲。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我面對曹植墓出土的陶酒杯久久凝視，想象著那個失意落魄的才子端著這樣的酒杯對影獨酌的凄涼苦悶。

在河南博物院，我對一塊四神柱礎產(chǎn)生了興趣，當?shù)弥鼇碜詽h魏許都城遺址，意識到它很可能是漢獻帝住過的宮殿建筑的一部分，就心潮澎湃起來。在湖北鄂州博物館，一個銅弩機上歪歪斜斜地刻著“將軍孫鄰”的字樣，孫鄰是東吳宗室將領，在史書上只有一句話的介紹。這件傳世的文物讓他在1800年之后怒刷了一波“存在感”。

走的地方多了，我也萌生了將這些所看、所感、所思記錄下來的沖動，于是在那些不方便外出旅行的特殊時期，我就整理相關資料，閱讀歷史文獻和考古報告，開始進行《重返：三國現(xiàn)場》一書的撰寫工作。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想用文物來講故事，將博物館里陳列的三國文物串聯(lián)起來，將它們編織成一個更加立體、更加真實的三國世界。

《重返：三國現(xiàn)場》

成長| 著

領讀文化| 臺海出版社

2023年9月

就在我著手寫作的過程中，“意外”來臨了。2021年，一個新消息傳來，南京五佰村發(fā)現(xiàn)了東吳大將丁奉家族墓。要知道，丁奉名列“江表十二虎臣”之中，其生前最高做到右大司馬、左軍師的級別，與朱然的地位可謂不分軒輊。丁奉墓的發(fā)現(xiàn)，再一次喚醒了一位三國名將，也讓南京及其周邊東吳名臣墓葬的格局更加清晰。于是在六朝博物館舉辦丁奉墓出土文物特展時，我就第一時間奔赴現(xiàn)場。

丁奉家族墓出土隨葬品300多件，包括金步搖掛件、銀帶飾、銀剪刀、銅立人、鐵劍、漆盤以及眾多炊廚牲畜明器。與朱然墓的“名片”相似的是，丁奉墓確定墓主人身份的證據(jù)同樣是文字信息——買地券。東漢魏晉以來，人們習慣將墓主人身份信息和家人購地的款額經(jīng)過詳細刻在磚上，埋入墓中，敬告土地神靈，以求他們對墓主保護。因此，在墓志銘尚未普及的時期，這種買地券往往承擔了為墓主人“正名”的功能。

丁奉墓中出土的買地券不僅清晰地刻著丁奉的姓名、籍貫、官職、去世時間，還記錄了他的妻子“離妃”的相關信息。《三國志》等史籍中并沒有丁奉妻子的任何記錄，這位被正史忽略的女性，就這樣通過死后與鬼神溝通的買地券為后人所“看見”。

丁奉墓中出土的最珍貴的文物無疑是一套16件釉陶騎馬俑。這批俑雖然有些殘破，但仍可看出或敲鼓或吹簫的形態(tài)，應為一支鼓吹儀仗隊。而且，陶俑眼睛大且深，嘴旁有絡腮胡，應為胡人形象，這也側(cè)面展現(xiàn)了東吳地區(qū)與北方的交流融合。更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文物時發(fā)現(xiàn)，其中一件騎馬俑出現(xiàn)了單側(cè)馬鐙，這將我國出土所見最早馬鐙的時間提前到了三國時期。

丁奉墓發(fā)現(xiàn)的最新一手資料，讓我立即調(diào)整了正在寫的書的結構，專門騰出一個章節(jié)將這些最新考古成果吸納其中，還通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獲得了文物照片使用的授權。書本是靜態(tài)的，展覽是靜態(tài)的，但考古卻是動態(tài)的，它猶如“拆盲盒”一樣，不斷涌現(xiàn)新發(fā)現(xiàn)，讓歷史的面貌愈來愈清晰。

就在我這本書出版后幾個月，南京又發(fā)現(xiàn)了東吳名臣張昭的家族墓，一批新出土的文物又刷新了我們的認知。而就在不久之前的國際博物館日，蘇州考古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重達90余噸的蘇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國孫吳一號墓被整體遷入博物館中，驚現(xiàn)于人們的眼前。關于這座東吳大墓，其墓主人身份至今還是眾說紛紜，有人猜測是孫策，甚至有人認為墓中出土的女性飾品可能是“江東美女”大喬的陪葬品。

人們探索歷史的步履永不止歇，博物館中永遠有新鮮的故事等待我們?nèi)グl(fā)現(xiàn)、去解讀，這才是每次走進博物館最令人沉迷的地方吧。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

（作者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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