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贈李立作品《雙蝦》(上題“立也用意”四字)

李立作品

【李立簡介】

李立(1925.3—2014.12)，湖南湘潭縣小花石(今屬株洲)人，原名心摯，因自幼愛石成癡，自號石庵，在求學期間，因欲求自立，遂更名李立，號立翁。畢業(yè)于華中美術學校，后入杭州國立藝專深造，師從齊白石、潘天壽等先生。其書、印師法齊白石，為當今齊派重要傳人。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曾多次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世界文化名流刻印。由于不畫印稿，以刀代筆，刻削如泥，頃刻而成，故有“神刀”之美譽。

在長沙，金石書畫家李立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

一顆普普通通、方寸大小的石頭，只要到了他的手中，自會另有一番造化。他稍加運神，不用起稿，直接以刀當筆，刻削如泥，不多一會，這顆石頭就會變成一枚剛勁有力、古樸雄奇的篆刻藝術品……到了晚年，他的篆刻技藝更是爐火純青，每刻一印，其價值甚至超過了同等重量的黃金，真可謂“刻石成金”。

多少年來，很多有錢、懂藝術、喜收藏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一顆印章為快事!

李立從小天資聰慧。十來歲時，如鬼使神差一般，他突然對字畫上蓋的不同款式和大小的朱紅色印章感起興趣來。有一天甚至將外祖父珍藏的明清字畫上的印章一一剪下，貼在一個小本上，供自己時時揣摩欣賞。這一舉動，差點把他的外祖母氣瘋。從那時起，他就與印章結下深緣，經常到湘江邊上將可以刻印的石頭撿回家里，還找鐵匠打了幾把雕刀，一有空就在石頭上刻刻劃劃，在油燈下一練就到深夜，有時一顆印章要反復刻上十數(shù)遍，手指磨破都是常事。正是這種“童子功”，為他一生的治印事業(yè)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開始，他最崇拜的大師就是齊白石，齊白石篆刻的布局與刀法常常令他癡迷。17歲那年，他斗膽將自己刻得較為滿意的印章用宣紙拓成一本印冊，托與白石老人有交誼的親戚輾轉多日送到北京白石老人家中。白石老人看過后，欣喜不已，對家鄉(xiāng)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同鄉(xiāng)大加贊賞，破例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高度評價稱李立的刀法“足與余亂真”。

從此，李立拜白石老人為師，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李立時常將自己的作品寄給白石老人求教，白石老人也每每對李立給予點撥，還經常在寄來的作品上題字或補筆。我曾親眼見過白石老人在李立畫的雄雞的條幅上題款：“立也之畫筆，已大成矣，不用撈魚雁。”

一次，白石老人寄贈李立一幅斗方，畫上題有“立也用意”四字。幾十年來，這幅畫一直掛在他畫室的最顯眼處，似乎借此與恩師天天相伴，聆聽教誨。

說到李立作為白石的高足，很長時期業(yè)內對此頗有爭議，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同志一錘定音，才算有了定論。這里有個頗為傳奇的故事。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書法上頗有造詣，每日辦完公務，臨睡前一定要練上一陣書法。他恰好來到湖南考察調研多日，臨回京前生出雅興，向省委接待處提出想請幾位長沙有名的書畫篆刻家來下榻的蓉園賓館切磋技藝。李立也在受邀之列。見面之前，李立做了充分準備，連夜編排了一本關于自己的資料圖冊，有他多年來研習繼承齊派風格的印章和書畫作品，特別是將齊白石當年寫給他的書信原件及與白石老人的合影附上。圖冊裝幀非常精美，令人愛不釋手。

那天，他幾乎提前了一個多小時來到蓉園，第一個受到方毅副總理的接見。方毅仔細地欣賞了李立帶來的資料圖冊，等到其他幾位書畫家進門時，看到的正是方毅與李立坐在沙發(fā)上交談甚歡的場面。

那次筆會上，每位書畫家都使出了渾身解數(shù)，發(fā)揮極佳，受到方毅的贊許。但讓他印象最深的，還是李立不用起稿、單刀直入、信手拈來的高超刻印技術。

方毅回到北京，向胡耀邦匯報完工作后，饒有興趣地說起在長沙與幾位書畫篆刻家相聚一事，特別提到見到了齊白石的一位名叫李立的高足，說他的圖章刻得很好。耀邦同志隨即不經意地笑著說了一句：“哪回請他也給我刻一顆吧?！?/p>

李立在接到任務后，深感責任重大，遂向省委提出要親自去石料產地福建選購石材。從福建回長沙后，他極為精心地刻了一套印章，并專門配制了一只精美的錦盒，由省委辦公廳派員送到北京。

不久，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來華訪問，期間胡耀邦總書記設家宴款待。飯后茶余，中曾根康弘請胡耀邦為兩人在日本書寫的條幅加蓋印章。胡耀邦指著桌上的一盒印章對中曾根說：“為了給這些條幅蓋章，我特地請了中國著名畫家和篆刻家齊白石的高足李立為我刻了這些印章。”

結果這短短的一句話，第二天便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李立于是就在一夜之間，由一個普通中學美術老師，一躍成為湖湘大地一顆耀眼的藝術明星。從此，長沙西園北里50號這座不起眼的普通院落，從早到晚來客絡繹不絕，其中不乏機關領導、企業(yè)老總、境外旅游者以及收藏家愛好者，不喧騰到午夜不得安寧。我猜白石老人的在天之靈，都會感嘆他在北京跨車胡同15號的寓所，也未曾出現(xiàn)過這樣的盛況吧!

消息傳開，當時齊白石在北京的眾多弟子們卻都大為震驚，不要說從沒見過李立的面，甚至連他的名字都從沒聽說過。但這事說來也情有可原。齊老晚年多病，弟子們都不忍打擾他老人家，特別是最后的那段歲月，登門者更少。李立多年間與齊白石的書信往來鮮為人知。而1957年夏天，李立在病重的白石老人家住了一個多月，此事更是無人知曉(當時我也在北京，李立多次帶我一起去跨車胡同15號看望白石老人)。

那段日子，白石老人幾乎把“家當”和盤托出，讓李立大飽眼福，又特意精選了一批印章的拓片，讓李立珍藏。

就在李立第二天即將返回長沙時，齊老的四子齊良遲將他已站立不穩(wěn)的老父親扶到畫案旁，要老爺子為李立畫點什么留作紀念，那天白石老人精神尚可，他想畫一幅葫蘆，就用斗筆調了藤黃，畫了第一筆，是一個反向的“3”字，代表葫蘆的一邊。哪曉得齊老想再畫第二筆時，突然頭暈得厲害，手也抖動起來，家人連忙扶齊老上床躺下休息。宣紙上畫下的那一筆，遂成這位當代藝術大師的絕筆。

李立回到長沙，將他在北京與恩師白石老人相聚的喜事，連同放大的一組照片，興奮地與人分享。我也親眼見過那幅周邊蓋滿了白石老人圖章的最后一筆。

沒想到多年后，“文革”期間，李立家中凡與齊白石有關的照片、書信、字畫，全被沒收。待到“文革”結束，部分物品退還給李立時，他在北京與白石老人的那批合照，由于湖南天氣潮濕，幾年下來，底片都已霉爛，僅剩一張與白石老人一起進餐的照片還依稀可見。李立將這張照片拿到長沙最好的照相館“凱旋門”，經多次放大修補，幾近恢復原貌。后來這張照片成了李立與白石老人師徒關系的最好佐證，也成了數(shù)十年里李立與來賓合影的最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