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宅巍

紅星新聞記者｜陳馨懿

編輯｜包程立 責編｜官莉

從43歲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如今已經(jīng)42年，85歲的孫宅巍早已“退休”，但他仍未停止工作。

2024年，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出版了新書《“數(shù)”說南京大屠殺》。他曾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在掩埋尸體這口‘井’打了30多年”，為了確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shù)為30萬，他寫下數(shù)百萬字，整理了數(shù)千張卡片，搜集了887例屠殺暴行。

由于罹患敗血癥、肝膿腫，近年來，孫宅巍曾兩次住院，不再方便長時間工作與交談。不過，他稱：“對于南京大屠殺，我仍然有想說的?！?/p>

42年研究遇難者人數(shù)

寫下數(shù)百萬字，謄抄數(shù)千張卡片

孫宅巍的書房里有兩墻頂天立地的書柜，幾乎都是南京大屠殺相關著作。不少書籍的脊背、封面都貼著透明膠帶用以保護。無論是1979年刊印的早期南京大屠殺研究“內部刊物”，還是21世紀出版的72冊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他都能在幾秒內找到。泛黃的書頁中，仍能看到鉛筆留下的標記與備注。

在書柜里，還留存著三扎十余厘米高的卡片。電子化尚未普及時，卡片是歷史研究者常用的工具，從無法借閱的檔案中摘抄資料在卡片上，再分門別類整理、對照。這些卡片有數(shù)千張，都是他關于南京大屠殺研究的記錄。

書房包含了孫宅巍42年研究生涯的心血。他寫下過數(shù)百萬字，用以論證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人數(shù)。

▲孫宅巍保存的卡片

抗戰(zhàn)勝利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都曾審理南京大屠殺罪行。東京審判指出，“在日方占領南京市的最初兩三天的期間，至少有12000人非戰(zhàn)斗人員的中國男女和兒童被害”“在日軍僅于占領南京后最初的六個星期內，不算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即屠殺了平民和俘虜二十萬人以上”。南京審判則指出，集體屠殺遇難者有19萬人，零散屠殺經(jīng)慈善機關收埋的尸體15萬余具，被害總數(shù)在30萬人以上。

南京大屠殺包括集體屠殺與零散屠殺。在草鞋峽，脫去軍服的軍人與逃難的市民有5萬余人，他們被捆扎、驅趕至江邊，被機槍密集掃射。日方報紙將臭名昭著的“百人斬”競賽作為宣傳，跟蹤報道。幸存者的回憶與史料顯示，彼時，日軍以搜尋軍人為名，以手中有繭等理由屠殺中國民眾，所謂“安全區(qū)”內也未能幸免。

孫宅巍認為，30萬是沒有爭議的數(shù)據(jù)。他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便是統(tǒng)計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掩埋的尸體情況及數(shù)量。1987年，他的研究結果首次在官方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中出現(xiàn)。

彼時，據(jù)他統(tǒng)計、分析，除了日軍焚尸滅跡外，收埋尸體主要有兩種情況：社會慈善團體和私人，因不忍目睹慘狀，基于社會公德將同胞尸體加以掩埋，其中，紅卍字會收埋約4.3萬具，崇善堂收埋約11.2萬具，紅十字會收埋約2.2萬具，同善堂收埋約7000具，回民掩埋隊收埋約400具，湖南木商收埋約2.8萬具，市民芮芳緣等收埋約7000具；偽政權為掩飾日軍大屠殺罪行，整理市容，防止瘟疫，對尸體進行了掩埋，其中，偽下關區(qū)收埋3240具，偽南京市政公署收埋3000余具。以上共計約22萬具。此外，日軍戰(zhàn)俘太田壽男曾供述日軍處理尸體情況，被處理尸體總數(shù)為15萬具。扣除收埋尸體與日軍毀尸滅跡數(shù)字的交叉，驗證了30萬人被屠殺的事實。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區(qū)南部遍地是遺體，當日南京淪陷，日軍在6周時間里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圖據(jù)視覺中國

由于戰(zhàn)敗后，日軍毀去了大量檔案，這也成了一些日本右翼學者認為“無官方記錄”否認暴行的理由。關于當時的情況，孫宅巍需要從一些“邊緣史料”中尋找。一些團體收埋尸體后，需要汽油，會向偽政權進行申請，由此留下了記錄。他介紹，過去，在收埋尸體的研究上，大多聚焦在三四個慈善團體。而通過整理檔案，他發(fā)現(xiàn)總共有八家慈善團體，偽政府也參與了收埋尸體。

這項工作似乎沒有盡頭。21世紀，在加入張憲文主持的南京大屠殺全史研究中，孫宅巍再次負責掩埋尸體的相關研究，經(jīng)由他統(tǒng)計整理的史料集近40萬字。2024年，孫宅巍著作《“數(shù)”說南京大屠殺》出版，在出版后，他又發(fā)現(xiàn)了新材料，他搜集的屠殺暴行案例總共已達到887例，使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shù)的巨大規(guī)模得到進一步確認。對于這份工作，孫宅巍認為：“我的研究表明，當年中國軍事法庭對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shù)的認定是有充分依據(jù)的。事實終將擊破謊言。”

“接力者”

目睹南京大屠殺研究由冷變熱

孫宅巍認為自己是第二代南京大屠殺研究者。1960年，他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他記得，彼時，日本史專家高興祖老師組織了一個團隊，包含4名老師、7名學生，研究南京大屠殺，相關成果先后于1963年和1979年以內部收藏或內部交流的版本刊印。

孫宅巍回憶，最早，南京大屠殺這一課題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無論是在國內研究，抑或是日本右翼學者眼中，它尚未成為一個焦點。彼時，高興祖老師團隊中多是世界史研究專家，“能夠在這個時候選擇研究南京大屠殺，我認為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彼€記得，每到校慶時，學校內都會舉辦講座，高興祖老師曾多次就南京大屠殺主題進行演講。

▲2025年8月7日，北京，觀眾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了解南京大屠殺 圖據(jù)視覺中國

1983年，孫宅巍進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同年年底，他接到了一項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任務。彼時，南京大屠殺逐漸受到關注，日本右翼否定暴行，南京市民寫信希望能建立相關紀念館。為此，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工作領導小組，“任務包括：寫一本書、建一個紀念館、建立一批紀念碑?！?/p>

孫宅巍記得，領導小組從江蘇省多所高等院校、研究所、檔案館、圖書館、地方志辦公室等和歷史有關的單位，抽調了一二十名同志。這項任務的參與者包括他、后來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的學姐段月萍，以及作為學術領頭人的高興祖老師。第一代研究者與第二代研究者在此正式相遇、交集。

在領導小組的組織下，孫宅巍與搭檔們一同完成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他評價這是一本“官修史書”，具有權威性，比較系統(tǒng)地以敘事的方式厘清了史實。

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南京也建立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及不少紀念碑。南京市共出現(xiàn)過25座紀念碑，其中，一些紀念碑早已損毀。如慈善組織紅卍字會南京分會曾在草鞋峽建碑，這也是最早建立的一座紀念碑，現(xiàn)在已崩毀。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至少在11處地點建立了紀念碑，其中就包括在江邊重新建立了草鞋峽遇難同胞紀念碑，后續(xù)，又陸續(xù)有多塊紀念碑建成。直至今日，在社交平臺上，市民們仍紛紛自發(fā)尋覓這些紀念碑進行祭拜。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之一

孫宅巍曾撰寫《南京大屠殺相關紀念碑雕的研究與思考》，其中提及：“30萬同胞被日軍血腥屠殺，是民族的奇恥大辱；但他們面對敵人的屠刀，赤手空拳，進行殊死的反抗，又是民族的無上榮光。目前所有南京大屠殺紀念碑雕，絕大部分均只表現(xiàn)了屈辱和悲情的一面，缺少反抗與斗爭的內容，不利于完整、準確體現(xiàn)南京城市的實際整體形象?！?/p>

在這一次修史過程中，幸存者、證人李秀英被發(fā)現(xiàn)。1937年12月19日，五臺山小學中，還是孕婦的李秀英與3名日軍奮勇格斗，身中30余刀，昏厥過去，這些刀傷至今仍存有疤痕，但她活了下來。孫宅巍提議，像李秀英這樣的抗爭精神，也應當在雕塑中得以體現(xiàn)。

1991年，孫宅巍前往北京參加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學會成立大會。他記得，南京大屠殺已經(jīng)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他向國家社科基金申請了相關課題，進行進一步研究，從史實研究轉為學術研究，最終完成著作《南京大屠殺》。他說：“《南京大屠殺》的問世，進一步夯實了30萬人被屠殺的事實，同時回答了發(fā)生南京大屠殺的原因、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的作用等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使南京大屠殺研究躍遷為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p>

▲2025年8月13日，江蘇南京，人們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觀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照片墻 圖據(jù)視覺中國

團隊研究近10年完成《南京大屠殺全史》

伉儷合作出版相關報告文學

21世紀，孫宅巍曾參與張憲文主持的南京大屠殺全史研究團隊。他介紹，張憲文是自己的學長，“我們親如兄弟幾十年。”

他回憶，在1991年主持研究課題時，發(fā)現(xiàn)資料仍然匱乏，“我們的資料不足，國內的檔案資料不夠充分、國外的資料缺少。那時候，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都沒有出現(xiàn)。為了能夠引用松井石根的日記，只能夠轉引日本右翼書籍中的公開內容，實在是沒有辦法。”

而張憲文注意到了這一情況，牽頭尋找研究基金，并組建了約12人的研究團隊，就南京大屠殺研究進行了近10年，最終完成了分為上、中、下三冊的《南京大屠殺全史》。在撰寫全史前，團隊成員聯(lián)合相關單位及中外學者、外語工作者60余人，首先完成了總共72冊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系列，其中，孫宅巍再次負責整理“掩埋尸體部分”內容，整理出版內容近40萬字。那時，為了尋找資料，他多在南京、上海等地往返，其他研究者甚至需要前往日本、美國、歐洲等地。

“為了保證史料的準確性，他要求大家反復校對，同時，每本史料都會有另一個人負責審讀，每查出一個錯誤，獎勵五元錢。我記得我給他找出來過幾百個錯漏處，還拿到了一筆獎勵費。”孫宅巍笑著回憶，“不少研究者是高校教師，白天要上課，我們經(jīng)常是晚上七點開會，兩三個小時后結束，就這樣，這場研究持續(xù)了近十年。”

他認為，張憲文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全史》，以集成的方式和國際的視野，將南京大屠殺的學術研究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學術高度。

▲2018年12月1日，南京市，孫宅巍和夫人李德英合著的《南京大屠殺全紀錄》一書 圖據(jù)視覺中國

在“釘”入史料的近40年里，愛人李德英是孫宅巍“長期的搭檔、最忠實的助手”。兩人都曾就讀于南京大學，幾乎一見鐘情。在畢業(yè)后，孫宅巍先后當兵、進入工廠乃至進入市委機關20多年，直到1983年才“歸隊”研究歷史，他記得，愛人當時全力支持，“她說我的性格就不適合從政，還是應當做書呆子的事?！?/p>

研究南京大屠殺時，兩人下有兩個孩子、上有老人，都需要人照顧。李德英在工廠工作，卻會幫助他做謄寫文稿、整理資料等工作，直到夜里12點。次日6時許，她又起來做飯、上班，下班后依然得照顧家庭，“她每周三休息，休息時，又陪我去檔案館、圖書館，資料不能帶走也不能復印，她就幫我謄抄?！?/p>

盡管并非歷史專業(yè)出身，在幫助孫宅巍整理資料多年中，兩人也合作出版了一本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告文學。孫宅巍記得，他提出需要某一段落、某個人物，妻子隨后進行編寫。這本書最早名為《黑色12·13》，而后再版3次。

▲孫宅巍與愛人李德英共同的著作最早名為《黑色12·13》

2018年，李德英病重，彌留之際，她突然對孫宅巍說：“你朋友邀請你到日本去做巡回的（南京大屠殺）報告，我覺得你應當去。”

孫宅巍記得，這是愛人李德英對他說的最后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