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我選過去幾年有意思的時刻,我會選下面兩個:
疫情開始后的某一天,我在布后花園餐廳和朋友吃飯。那時餐廳剛剛開業(yè),因為是和自己喜歡的朋友一起,我喝了很多酒,已經(jīng)沒有辦法回家。我請店員幫我喊一個120。
幾分鐘后救護車就到了,我很快被他們轉移到車上。有兩個醫(yī)生,其中一個說:“要不要給他做核酸?”
“做什么核酸,他只是喝多了?!?/p>
其實我頭腦很清楚,不過是動不了罷了。我告訴他們地址,讓他們送我回家。那位醫(yī)生說:“我們120從來沒有送人回過家?!钡诙煸缟辖Y賬,是209元,200出車費,9元鋪在醫(yī)院床鋪上塑料布。
讓我感動的是他們沒有給我做核酸。對他們來說,那是舉手之勞,為醫(yī)院也為自己創(chuàng)收。
第二次是因為治安處罰法修正案的文章,我被請到了派出所。
我問所長:如果按照新的法律,有人看到別人穿和服報警,你們會去管嗎?
他說:“我們成都在這方面是很包容的……等等,你覺得我會是法盲嗎?我是川大法學院畢業(yè)的哦。”
其實那是我第一次被請去警局,我們的交流很愉快。
這樣的時刻,讓我看到社會的肌理和它的真實面貌。社交媒體時代,我們經(jīng)常為一些極端的事情困擾,有時候會忘了“熱搜”更多只是情緒,而不是真實生活。
今天想到這些,是因為早上讀到勞東燕教授的文章,她說:“面對那股一直拖拽我們向下的力量……首先要學會在肌瘤中站穩(wěn),保持穩(wěn)定的內(nèi)核,在站穩(wěn)的前提下,記得尋找同道中人,一起為筑壩做出努力?!?/p>
我倒不是覺得那位醫(yī)生和警察,就一定是“同道中人”,但是他們也代表著“社會”中的某種支撐:在特殊的時刻,處在特殊的位置上,仍然有做出向善的決定的可能。
2019年從媒體辭職后,我成了一個全職的自媒體寫作者。作為收入不穩(wěn)定、一切也都不確定的“個體”,其實我很少悲觀。我當然知道勞教授所說的那股“拖拽我們向下的力量”是什么,但是我也一直都有一起“筑壩”的人。
這也并不是說我就是樂天派。我也不覺得未來一定會好,而只是覺得不管如何,你生活在這里,都應該做點什么。有一次很多朋友聚會,我說:我發(fā)現(xiàn)疫情的時候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一個城市出現(xiàn)問題,本地媒體反而沉默,如果成都有什么,我承諾會寫出來。
這是我關注“本地”的開始。對我來說,這也是一次覺醒:更關注“附近”,其實意味著完全不同的視角和風險——這也是勞教授所說的“筑壩”工作。
我理解的書店就是這樣的一道“壩”。很多人來到書店,與其說是要聽講座、不如說是來尋找“同道”。
今天是有杏書店二周年,書店也有一款屬于同道的酒啦。這是紀念,也是一種承諾:沒有墜落,也不會擺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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