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1歲的婦女，懷疑自家5歲的孫女被鄰居王某性侵。她沒有報警，而是在隨后的兩個月里醞釀復仇計劃。

她要讓孫女親眼看到傷害自己的人受懲罰，騎車帶著小女孩尋覓嫌疑人的行蹤。有一天，她終于發(fā)現(xiàn)王某后，駕駛電動三輪車直沖上去將他撞倒，隨即取出早已藏在座椅底下的不銹鋼菜刀，對準其頭部猛砍。事后，她主動報警，等待辦案民警。

此案發(fā)生在2024年4月，兩個月后，王某被當?shù)睾笔资泄簿忠陨嫦訌娂樽铩⑩C兒童罪立案偵查。不妨設(shè)想，如果不是因為這事鬧大，這樣的民事案件多半還不會引起重視，事實上，在后來一審法院對這位奶奶孔某的判決中，對案由只含糊其辭地說到“本案系因鄰里糾紛引發(fā)”。

現(xiàn)在，對性侵者的司法正義還沒等來，復仇者先得到了判決：經(jīng)鑒定，王某左眼盲目三級，眼部損傷程度評為重傷二級，左眼球萎縮評為七級傷殘，面部遺留多處瘢痕評為九級傷殘；孔某行為已構(gòu)成故意殺人罪，因犯罪未遂且有自首情節(jié)，從輕判處5年7個月，賠償被害人19.9萬元。

對這個結(jié)果，社會輿論顯然普遍不認可。網(wǎng)上幾乎是一邊倒地贊揚這位奶奶“血性”，有的質(zhì)疑“為什么不是先判性侵”，更多的人則自發(fā)為她喊冤，認為判太重了，有一條4000多人點贊的評論不解地問：“ 既然屬實，為什么要賠償20萬？為什么要被判刑？”

這難免會被法律人士看作是“情大于法”的“法盲”言論，但我很能理解這種樸素的道德憤怒。有位朋友說，如果她女兒遇到這樣的事，她出離憤怒之下，也會控制不住想要當街砍人，報復嫌犯。

孔某雖然是孩子的奶奶，但由于孫女是留守兒童，她實際上也扮演著媽媽的角色，而對于孩子來說，最重要的是她能充分感受到，當自己遭遇侵犯時，能得到監(jiān)護人強有力的支持和保護，因為弱小的孩子無力自我保護，此時如果監(jiān)護人還不站出來，那對她的人格成長將是毀滅性打擊。

總有些父母在女兒被羞辱、騷擾時，還會責怪她自己不夠小心，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對孩子而言是多么可怕的經(jīng)歷，因為這意味著：父母拒絕提供保護，且歸咎于女兒自身的問題，這必然會種下一顆有毒的種子，讓她誤以為那些不幸是她自己造成的，出了事也最好別求助，因為連父母都不會幫自己出頭。

事實上，很多女孩子在猝遇這種事時，往往是害怕得不知所措?！端着B(yǎng)成記》中，女主角陳嘉玲小時候雖然媽媽再三教導她萬一遭性侵如何應(yīng)對，但真遇到時還是驚慌失措。萬幸的是，她媽媽很快明白過來女兒遇到了什么，把她抱在懷里一直安慰她：“沒事了，沒事了，媽媽在這里，不要怕，不要怕。”

當然，那位奶奶的做法激烈得多，但你不難想見那是為什么：性侵、猥褻兒童這種事，就算你報警，多半也沒什么用（不過“鄰里糾紛”嘛）?？纯催@些年多少成年人之間的性騷擾事件都不了了之，就算有證據(jù)都難以懲戒對方，何況一個5歲的女孩別說取證了，只怕連話都說不清楚。到頭來，就算有點什么判罰，也根本不足以重到能避免下一次。

從這個邏輯出發(fā)來看，那位奶奶與其說是想殺死嫌犯，不如說是她想以足夠激烈的姿態(tài)發(fā)出一個警告：“絕不要再惹我！傷害我家人者必遭傷害?！?/p>

這是叢林社會的生存法則，因為在法律系統(tǒng)無法提供足夠令人滿意的正義時，弱者如果不想忍氣吞聲，很自然地就會自行尋求正義，而那幾乎肯定意味著在法外另謀出路——此時，對作惡者最有效的震懾，就是古老的私刑正義。

韓國電影《媽媽別哭》中，媽媽發(fā)現(xiàn)剛上高中的女兒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在學校遭多名男生性侵，而作惡者卻因為都是未成年人而免于被刑求。法律不能給到期待的正義，女兒抑郁之下選擇結(jié)束生命，而媽媽則在悲痛之下走上了復仇之路。

在電影《教父》的經(jīng)典開場中，一貫遵紀守法的好公民邦納塞拉，在女兒遭受侮辱、毀容之后，痛苦地發(fā)現(xiàn)那兩位肇事者只被判三年徒刑且緩期執(zhí)行，當庭釋放，而那兩個混蛋甚至還對著他笑！憤怒的他走投無路之下，竟然破天荒去找自己原先從來不肯往來的黑社會，因為他此時相信，只有教父“能還我們公道”。

這可能是永恒的難題，因為法律系統(tǒng)不可能滿足我們對正義的所有期待——性侵幼女、誘奸少女、拐賣兒童，這些都屬于社會大眾尤為憤恨的罪行，但法律卻不可能像公眾向來高聲呼吁的那樣，不分情節(jié)輕重，一律槍斃。

法律不是約束人行為的唯一規(guī)范，在傳統(tǒng)社會通常倒是更多依靠道德、宗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和社會制裁，然而，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這些對個人行為的制約都下降了，此時才需要法律來裁決陌生人之間出現(xiàn)的沖突和侵權(quán)。

對一個現(xiàn)代化仍在進行中的國度而言，這一點尤其難。和法律界的朋友聊起，他們也時常會有無力感，尤其是對性騷擾、猥褻這樣難以取證的灰色地帶，法律的介入常常并不能帶來讓各方都滿意的結(jié)果，定分止爭。

棘手的是，舊道德已經(jīng)瓦解，新道德尚未確立，有時就難免出現(xiàn)各種紛爭。此時，許多人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好人”如果遵紀守法，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竟然拿那些“壞人”沒辦法！也正因此，當出現(xiàn)那些公憤極大的案子時，才會有那么多人為“快意恩仇”的私刑正義叫好，因為人們想要一種“正義即刻得值”的快感。

別看公眾這次一邊倒地為那位復仇的奶奶叫好，同樣是在湖北，武大圖書館性騷擾案，爭議就大多了。因為在前一個案子里，似乎作惡者是明確的（盡管只是“立案偵查”，尚未定罪），而幼女也可說是“完美受害者”；但在后一個案子里，有的是人恐懼“誣告”多過“被騷擾”。但有一點是相同的：要爭取更多人站在自己這一邊，當事人必須占據(jù)道德高地，最好自己的行為在主流道德體系內(nèi)是無懈可擊的。

對個體的行為約束而言，輿論壓力帶來的社會制裁常常能起到法律無法起到的作用。英國流行歌手Gary Glitter因戀童癖臭名昭著，2015年因四項猥褻罪而被判入獄16年，當他2023年服刑過半獲假釋時，還沒到住所，門口就已經(jīng)聚滿了抗議者，因為沒有人想和這樣一個人做鄰居。

問題是，在我們國內(nèi)，遭到這樣“社死”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作惡者，常常倒是那些有著激進權(quán)利訴求的另類。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道德觀不僅更為保守，而且難以做出調(diào)適，距離達成新的道德共識也還很遙遠。

那果真毫無辦法嗎？卻也不見得。要是拿出當年執(zhí)行計劃生育的架勢，恐怕大部分性侵事件都會絕跡，因為這相當于弱者獲得了一種“傷害我者，必遭傷害”的保障。問題是，這種你覺得“天塌了”的大事，政府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只是“鄰里糾紛”的小事，并未置于多高的優(yōu)先級。

這樣，我們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 正因為一些人正確地意識到自己的權(quán)利訴求在正常渠道下無法得到支持，才不惜采取更激烈的做法。

我們很難去指責弱者，因為在這樣的困局中，我們自己就隨時可能成為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