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洞燭

《水滸傳》里嗜酒如命的人很多，但唯有武松與酒的關(guān)系，帶著某種“合法的瘋狂”。

景陽岡之前，他在酒店里連喝十八碗，別人勸阻無效，他卻越喝越清醒。

對他而言，酒不是麻醉，而是一種冷卻技能。

酒精替他撕開世俗的韁繩，讓潛藏體內(nèi)的野性之力得到正當釋放。

心理學上講，酒是“社會性許可的藥物”，它讓人可以暫時擺脫自我控制，進入另一種人格狀態(tài)。

武松的“醉”，則是一種儀式感：世人看他豪飲，不會覺得失態(tài)，反而覺得這是英雄的本色。

于是他借酒行事，反而更能得到旁觀者的認同。

酒對武松而言，是英雄敘事的開場鑼鼓。

沒有酒，他的打虎未必能成為傳奇；沒有酒，他與蔣門神的較量，也未必能這么暢快淋漓。

酒讓他的人生，不再是一個平庸的捕快或者流浪漢，而是一個被計入傳奇的俠客。

但酒也是陷阱。每一次酒后的放縱，都是他走向失控的前奏。

英雄靠酒成名，卻也因酒失序。

這是武松的第一重矛盾：他需要酒來完成自己的社會角色，卻也注定被酒推向更深的邊緣。

“打虎”是武松的成名戰(zhàn)。

老虎不是普通的動物，它是古代中國文明的“荒野之獸”，象征著自然對人類秩序的威脅。

武松赤手空拳斗虎，當然是人類對野性的征服，是文明的勝利。

但矛盾在于，他完成這一壯舉的方式，恰恰是依靠自己身體里的獸性。

武松打虎是一場“反向模仿”。

他不是用文明的武器制服老虎，而是用比老虎更野的力量——赤手、血肉、暴力。

他以獸性擊敗獸性。

其結(jié)果是，人們?yōu)樗炔剩瑓s也在潛意識中畏懼他。

他本身就是一頭行走在人群里的“虎”。

在武松身上，我們看到文明的悖論：文明需要他去完成那些理性無法完成的壯舉，可完成之后，文明又必須排斥他、懼怕他。

正如尼采所說：“與怪物搏斗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也成為怪物?！?/p>

武松打虎之所以偉大，不在于他壓倒了荒野，而在于他自己就是荒野的化身。

武松殺潘金蓮、西門慶，清晰地揭示了他的困境。

他的出手是正義的，是民間倫理的天然伸張。但法律與秩序并不因此而贊許他。相反，他的快意殺戮，使他與既有秩序徹底決裂。

民間贊賞血親復仇，但也讓武松由此陷入“邊緣人困境”。

個體為了實現(xiàn)內(nèi)心的正義感，選擇違背社會制度，其結(jié)果自然是被制度邊緣化。

武松以暴力的方式補償。但暴力并不能創(chuàng)造新秩序，它只會制造新的破壞。

這也是武松的悲劇所在。

他不是宋江那樣的政治型英雄，能用“招安”來找到制度的容身之處；他也不是盧俊義那樣的富貴英雄，能用財富和地位來換取秩序的保護。

他的快意，注定只能換來流放、放逐、被逐漸排斥的命運。

酒讓他狂放，也讓他孤獨。

狂飲之后，他是人群中的英雄；酒醒之后，他是秩序之外的棄兒。

哲學上講，這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孤獨：人通過某種方式證成自我，卻發(fā)現(xiàn)這種方式無法長久維持。

在海德格爾的語言里，武松是“被拋入世界”的人，他通過酒與暴力暫時掙脫“日常性”的困境，但最終他仍要回到被遺棄的處境。

酒后世界是短暫的幻景，醒后世界才是真實的荒涼。武松的孤獨，比我在第一篇里分析的孤獨更深刻。

那時他是被命運遺棄，而此時他是被文明排斥。

前者是無可選擇的缺席，后者是主動出擊后的報應。

但如果回到美學，武松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這種“狂與困”的張力。

他的形象像是一首悲壯的挽歌：前半段是狂放的鼓點，后半段是低沉的哀鳴。

中國傳統(tǒng)敘事喜歡塑造“忠義英雄”，但武松卻不完全符合。

他既不忠于君，也不義于體制，他忠的是內(nèi)心的直覺，義的是個人的血性。

他的美感，不在于完美，而在于破碎。

他像是文明舞臺上的“邊角料”，被命運推上臺，又被推下臺，留給觀眾一聲嘆息。

酒讓他突破常態(tài)，獸性讓他超越人類，

他無法被常態(tài)接納，永遠懸浮在秩序與失序之間。

武松的故事，本質(zhì)上是一種寓言：人類需要英雄來突破極限，卻又不得不懼怕英雄的失控。

酒醒之后，武松不再是人群中的明星，而是被逐出的棄兒。

最終，酒會醒，血會干，英雄會老去。但那一刻的狂放，那一聲吼叫，卻成為文明永遠無法抹去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