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沈陽帥府內(nèi)槍聲驟響，奉系核心人物楊宇霆、常蔭槐被張學良下令處決。

這起震驚全國的事件，不僅改變了東北軍的權力結構，也成為張學良執(zhí)掌東北初期最受爭議的決策之一。

事后，張學良的五媽媽（即張作霖的第五位夫人張壽懿）私下對張學良的妻子于鳳至感嘆：“楊、常二人或許有該殺的理由，但也未必非殺不可。當年馮德麟、湯玉麟反到老帥頭上，老帥又是怎么容下他們的？”

這番話，道出了兩代奉系首領在權力掌控與人事處理上的鮮明差異。

要理解這場風波，需先看清楊宇霆、常蔭槐在奉系中的分量。楊宇霆是奉系的“智囊”，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回國后輔佐張作霖整軍經(jīng)武，一手搭建起東北軍的現(xiàn)代化軍事體系，從兵工廠建設到軍隊編制改革，都離不開他的謀劃。

常蔭槐則是務實的“干才”，在交通、財政領域能力突出，時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兼黑龍江省省長，掌握著東北的鐵路命脈與地方實權。兩人都是張作霖倚重的重臣，也是張學良接掌東北后，名義上的輔佐者。

但張學良與楊、常的矛盾，早已在權力交接中埋下伏筆。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27歲的張學良倉促繼位，面對的是一個內(nèi)部分化、外有日軍虎視的復雜局面。

楊宇霆自恃資歷深厚，常以“長輩”“老臣”自居，對張學良的決策多有干預。據(jù)記載，一次會議上，楊宇霆直接打斷張學良的講話，當著眾人面說：“漢卿，你不懂，這事得這么辦！”這種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讓年輕的張學良深感權威受損。

常蔭槐則與楊宇霆結為同盟，兩人經(jīng)常聯(lián)名提出議案，甚至逼張學良在文件上簽字，全然不顧其“東北保安總司令”的身份。

導火索發(fā)生在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一同來到帥府，以“整頓東北鐵路秩序”為由，要求張學良立即任命常蔭槐為“東北鐵路督辦”，并當場拿出早已擬好的任命文件，逼其簽字。

張學良以“此事需慎重，容后再議”為由推脫，兩人卻不依不饒，言語間頗有逼迫之意。張學良表面應承“晚上再商量”，待二人離開后，越想越覺得權力受到威脅，認為楊、常“欺人太甚，不除必成后患”，最終下定決心將二人處決。當晚，楊宇霆、常蔭槐再次來到帥府時，被埋伏的衛(wèi)士逮捕，隨即以“阻撓國家統(tǒng)一、圖謀不軌”的罪名槍決，史稱“楊常事件”。

事件發(fā)生后，五媽媽張壽懿的感嘆并非沒有道理。張作霖在世時，奉系內(nèi)部也曾多次出現(xiàn)將領叛亂，但他處理起來卻遠比張學良“柔和”。

馮德麟是張作霖的“老對手”，早年與張作霖同為遼西軍閥，曾多次爭奪奉天控制權，甚至在1917年參與張勛復辟，失敗后被段祺瑞政府逮捕。張作霖卻念及“同鄉(xiāng)舊情”，不僅出面保釋馮德麟，還給他安排了“奉天軍務幫辦”的閑職，讓他安享晚年。

湯玉麟則是張作霖的“老部下”，1925年因不滿待遇，聯(lián)合郭松齡起兵反張，失敗后逃往熱河。張作霖雖震怒，但后來還是原諒了他，重新任命他為熱河都統(tǒng)，讓他繼續(xù)為奉系效力。

張作霖的“容人之道”，本質上是基于奉系“家族式”的權力結構。在他看來，手下將領再怎么反叛，終究是“自家兄弟”，只要不投靠外敵，就能留有余地。

這種處理方式，雖有縱容之嫌，卻也維持了奉系內(nèi)部的穩(wěn)定，讓將領們知道“犯錯可改，不必拼命”。而張學良處決楊、常，則是年輕統(tǒng)治者急于樹立權威的表現(xiàn)。他缺乏父親那樣的威望與根基，面對楊、常的輕視，只能用最極端的方式打破“老臣干政”的局面，卻也讓奉系失去了兩位核心人才，后續(xù)東北軍在軍事、經(jīng)濟上的衰退，與此不無關系。

“楊常事件”后，張學良雖然鞏固了權力，但也留下了諸多爭議。

有人說他“年少氣盛，行事魯莽”，也有人說他“果斷決絕，清除隱患”。

而五媽媽的那句感嘆，更像是對兩代奉系首領的隔空對比：張作霖以“包容”穩(wěn)住了人心，張學良以“鐵腕”確立了權威，兩種方式，終究都成了歷史的注腳。如今再看這段往事，或許更能明白：權力的掌控，從來不是“非殺即留”的簡單選擇，而是平衡人心、權衡利弊的復雜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