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最近流傳著一句段子：

“想看印度裔CEO，就去谷歌微軟；想看真賺錢的公司，就去英偉達?！?/p>

這不是隨口一說，而是現實的映射。

2025年，英偉達市值突破 3萬億美元，徹底封神，成了人工智能時代最值錢的科技公司。

但翻開英偉達的高管名單，印度裔比例低得驚人。

反倒是谷歌、微軟、IBM、Adobe這些巨頭，CEO幾乎被印度裔承包。

諷刺的是前者市值飛天，后者在AI浪潮中卻步步落后。

于是一個扎心的問題被擺到臺面：硅谷過去二十年的印度裔神話，是不是被高估了？

01

印度裔高管崛起的過程，其實很容易理解。

上世紀90年代，大批印度理工學院（IIT）的畢業(yè)生涌入美國。

他們有兩個天然優(yōu)勢：一是英語無障礙溝通，能直接融入美國職場；二是教育重理工，基礎扎實。

在硅谷，印度裔最開始做的是苦活累活：寫代碼、做測試、管項目，靠著勤奮，他們很快站住腳。

更關鍵的是，印度裔有一種特別強的“抱團文化”。

他們在硅谷形成了互相提攜的網絡：

一個人進谷歌，就能拉一批校友進來；

一個人升主管，底下往往是一圈熟面孔。

這種文化帶來了爆發(fā)式上升，2000年代后，印度裔開始大批進入管理層。

谷歌宣布換帥，桑達爾·皮查伊走上臺前，他的溫和作風被媒體稱為理想的妥協(xié)型領袖；

微軟的薩蒂亞·納德拉則靠推動云計算翻盤，一度被貼上“最懂云的CEO”標簽；

緊接著，IBM的阿文德·克里希納、Adobe的尚塔努·納拉延也相繼上位，把硅谷最具分量的幾張椅子坐了個滿。

那幾年，美國媒體幾乎一邊倒地贊美，認為這是多元化的勝利，甚至有人調侃：硅谷已經成了“印度裔CEO的天下”。

然而，等到人工智能的浪潮真正襲來，人們才發(fā)現，這些閃亮的頭銜，并沒有給企業(yè)帶來預期中的技術突破。

02

和印度裔神話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英偉達的故事。

1993年，黃仁勛和兩個伙伴在加州圣克拉拉創(chuàng)辦英偉達，目標是做GPU。

當時，大多數人覺得CPU才是主流，顯卡只是游戲黨的玩具。

但黃仁勛不這么想，他相信視覺計算會改變未來，而GPU會成為新的核心算力引擎。

2006年，英偉達推出CUDA，讓GPU不僅能跑游戲，還能跑科學計算、AI算法。

彼時，幾乎沒人看好，英偉達在這條路上砸錢十幾年，直到AI浪潮真正爆發(fā)，才迎來收割。

2024年，Blackwell芯片橫空出世，數據中心性能飆升。

各大公司爭先恐后排隊買卡，英偉達成了唯一的算力軍火商。

英偉達的管理氣質，與硅谷很多大公司形成了鮮明對比。

它的高層并不是清一色的單一群體，既有華裔，也有白人，偶爾能看到少數印度裔，但派系色彩很淡。

這種氛圍也延伸到團隊文化里。

工程師在這里不用花太多心思揣摩上司的臉色，也不必把精力耗在無休止的匯報上。

黃仁勛最看重的是執(zhí)行力，要求少說空話，快出成果。

更關鍵的是，黃仁勛本人把“長期主義”寫進了公司的基因。

外界看他常年穿著那件黑皮衣在臺上講笑話，但背后卻是十幾年如一日地死磕同一條技術路線。

寧可冷板凳坐十年，也要把CUDA、GPU這一件事做到極致。

所以英偉達的成功，歸根到底不是光環(huán)加持，也不是講故事的能力，而是一條樸素到近乎“笨拙”的邏輯：在科技行業(yè)，技術才是唯一的語言。

03

看完英偉達，再看印度裔CEO當家的那些巨頭，就顯得尷尬了。

皮查伊接手后，谷歌的核心業(yè)務搜索依舊穩(wěn)健，但在AI浪潮里，谷歌卻一再掉鏈子。

2023年推出的Bard，被批“響應慢，體驗差”；

Gemini雖然是重量級產品，但測試結果卻落后于OpenAI。

谷歌內部怨言不斷：重組太多，真正的創(chuàng)新速度卻沒跟上。

微軟那邊，納德拉上任后確實讓微軟煥發(fā)新生，Azure成為公司增長引擎。

但到了2025年，微軟還是不得不宣布裁員。

更關鍵的是，微軟的AI成績單很大程度依賴于OpenAI的“外掛”，自身的創(chuàng)新并不突出。

克里希納喊了多年“混合云”，但資本市場并不買賬，IBM的市值遲遲不見起色。

納拉延穩(wěn)坐CEO寶座，Adobe的創(chuàng)意軟件依舊是行業(yè)標準，但在生成式AI的浪潮里，并沒有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突破性應用。

這些公司有一個共同點：戰(zhàn)略層面口號漂亮，執(zhí)行層面總差一口氣。

04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在硅谷內部，有人用一個略顯尖銳的詞來概括：“印度病”。

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派系化。

不少員工抱怨，一旦團隊里來了印度裔領導，下屬很快會變成一水的“自己人”。

招聘時名義上人人平等，但真正拿到機會的，往往是校友、同鄉(xiāng)或者同族裔。

結果就是團隊看上去很團結，實際上高度同質化，外部人才很難進入，更談不上碰撞出新的火花。

其次是形式化。

印度裔高管最擅長的是流程和匯報，文檔完備、會議密集，表面上條條框框齊全，但真正棘手的技術問題，總是被拖來拖去。

很多工程師私下抱怨做了一堆表格，開了一堆會，卻沒人敢拍板往前走。

公司看似秩序井然，實則停滯不前。

還有就是空洞化。

他們往往很會講故事，PPT做得華麗，愿景說得宏大，但當投資人或者用戶真正去體驗產品時，卻常常發(fā)現“雷聲大雨點小”。

硅谷有人打趣說，印度裔高管的強項是“讓公司看起來不錯”，但最弱的一環(huán)，恰恰是把產品做好。

也正因如此，才會出現今天這種扎心的反差：印度裔CEO數量多得驚人，但能真正推動科技前沿突破的，卻很少出現在他們之中。

05

資本是逐利的，它比任何人都敏感。

2021年，印度裔高管帕拉格·阿格拉瓦爾接任推特CEO，強調內容審核和內部治理，但公司增長停滯，矛盾不斷。

2022年，馬斯克收購推特，第一件事就是解雇阿格拉瓦爾，支付了 5120萬美元遣散費，隨后，他裁員一半，推行藍V付費、長文功能。雖然外界爭議不斷，但至少平臺重新有了動作。

更有意思的是，馬斯克拒絕了印度政府的建廠邀請，卻多次親赴中國，擴展上海工廠的產能。

過去十幾年，美國資本市場迷信“印度裔奇跡”，他們覺得，印度裔CEO是多元化和成功的象征。

但AI浪潮揭穿了這一切，沒有硬核技術，CEO光環(huán)再亮也沒用。

需要強調的是，這并不是說印度裔高管一無是處，相反，他們在流程管理、成本控制、市場拓展上仍然有優(yōu)勢。

問題在于，如果一個公司高層被單一群體壟斷，必然帶來創(chuàng)新不足。

真正能決定一家科技公司命運的，從來不是CEO的國籍光環(huán)，而是能不能拿出硬貨。

圖片來源于網絡，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