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一)我們尊敬的“山長”

“山長”從來是我國書院的負責人的稱號。

一九三九年，北京大學在昆明招收文科研究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成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成立的時候，三校各有自己的分開以后的打算。北大恢復研究所的招生，先后共招收兩屆，共不到二十人。辦學的條件十分艱苦。西南聯(lián)大的校舍是土坯作墻，稻草作頂，有門窗而無玻璃。有時學生去遲了，或者學生人數多，教室內容納不下，索性站在門外或窗外聽，因為離講臺近，比在教室內坐在后排聽得還清楚，只是沒有扶手椅，記筆記不大方便，人們還是盡量爭取坐在教室里去。文科研究所招收大學畢業(yè)生，入校后，基本不上課，外語在入學考試時必須通過。當時多用英文為第一外語，沒有什么專業(yè)課，仍然保持北大過去那種極端自由松散的風氣。作息時間也不作任何規(guī)定。由于山河破碎，國難當前，心情沉重，大家都有一種學術上的責任感，學風也沉潛篤實。同學們沒有人混日子、不鉆研的，也沒有追求個人物質生活的。鄭毅生先生負責我們研究所的全部教務和總務工作。師生們在云南大學附近青云街靛花巷三號租了一所樓房，共三層十八間。食堂、圖書室都在一起。鄭先生當時沒有帶研究生，而十幾個研究生的生活、學習各方面的大小事，都由鄭先生操心經管。鄭先生是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教授，同時兼西南聯(lián)大的總務長，總管后勤，既管財務計劃，也管教務，工作比較忙。無論怎么忙，他一直堅持研究和教學。老師們當中，天天在十二點鐘以后才熄燈的只有兩位，一位是湯用彤先生，一位是鄭毅生先生。老師們窗口的燈光，也激勵著學生們的勤奮不息的干勁。

云南昆明和全國后方的城鄉(xiāng)一樣，物價飛漲，靠固定工資為生的人，生活越來越困難。有不少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在校外兼幾門課，以資貼補。靛花巷住的幾位老師，鄭毅生先生和湯用彤、羅常培、陳寅恪、向達、姚從吾幾位先生都以全力從事教學和研究，未在校外兼職。這種風氣也給學生們樹立了榜樣，研究生們也都專心從事學習，心不旁騖。北大文科研究所不大像現代化的大學的研究院，有點像中國的書院，書院的總負責人稱山長。羅常培先生戲稱鄭先生為山長，鄭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山長。

(二)數十年持身清廉

中國舊社會與總務打交道的人，多半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感染。鄭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主持總務工作九年(抗戰(zhàn)八年，日本投降后又過了一年才回到北平),鄭先生一塵不染。他一年到頭穿一件舊藍布長衫，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中年喪偶，未曾續(xù)弦。他不但自己以清儉自勵，他也從未利用他的職權為自己的親故友好謀私利。北京大學遷回北京后，他仍然以歷史系主任兼任秘書長(即總務長),仍然保持他幾十年一貫的清操。國民黨面臨徹底崩潰的前夜，發(fā)行金元券，物價一天漲幾次，鄭先生清貧自守如故。他家住西城毛家灣，有不少人到他家談工作問學業(yè)，有時正趕上他吃飯，全家啃窩頭。解放后不久，全國舉行“三反”、“五反”,凡是管總務的都曾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北大總務部門也打了不少“老虎”,后來發(fā)現“查無實據”的也有不少人。鄭先生的朋友都相信他沒有問題，卻也很關心他，認為總免不了受些牽累。而群眾對總攬北大財權多年的鄭先生沒有提過什么懷疑。這是他幾十年清白自持、廉潔奉公博得的信任。

(三)由人民的教師到馬克思主義者

北平解放前夕，胡適先逃往南京，并不斷在南京安排飛機，迎接北平的一些有影響的教授，希望他們乘飛機南逃。當時北京大學一度作為聯(lián)絡中心，胡適臨行前還曾委托北京大學原負責安排南逃的教授們的飛機票。但是鄭先生接受我們黨的指示精神，堅守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絕大多數教授在黨的影響下沒有南逃。當時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雖說不上對共產黨有多少了解，但對國民黨幾十年來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毫無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辦公室，正遇上有位清華大學教授和他通電話，問他走不走。鄭先生用安詳穩(wěn)定的口氣，慢條斯理地說“不——走。”胡適在南京天天盼北平來的飛機，離開北平最后一架飛機，胡親自去飛機場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歷史系的教授毛子水。這個人與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虛，倉惶逃走了。

鄭先生把北京大學的物資、檔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舊北大從此結束，新北大從此開始。鄭先生響應了黨的號召，從他自己的崗位上盡到了他的責任。

鄭先生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重實行，不尚空談，潔身自好，有所不為，繼承了中國乾嘉以來樸學實事求是的治學傳統(tǒng)，使他有可能比較穩(wěn)固地接受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治學方法，終于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馬克思主義者。

全國解放后，鄭先生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力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解釋歷史。半輩子從事舊史學的教授，改弦更張，不言而喻，要比年輕人付出更大的辛勞，但是鄭先生一步一步地、堅實地也是艱難地走過來了。不但學到了馬列主義、而且運用得很好，做出了優(yōu)異的成績。他成了一些舊史學者轉變?yōu)樾率穼W者的光輝榜樣。他留傳下來的《清史探微》,既有清代樸學者的謹嚴，又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見解，有識者都相信這一部書是一本值得流傳的學術論著。

鄭天挺先生少年時期曾在北京順天高等學堂讀書。這是一所歷史悠久，水平較高的中學(該?？箲?zhàn)前稱為河北高中，現改為北京東城區(qū)教師進修學院，地址在地安門東大街),國內知名之士，據先生回憶，當年梁漱溟先生在丙班，張申府先生在丁班，湯用彤先生在戊班，鄭先生與李繼侗先生(生物學家)在庚班。這一些零碎史料是鄭先生告訴我的，社會上知道的人不多，附記這里，以備參考。

(原載《南開史學》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