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學淵源，慈母啟蒙

章巽，亦名丹楓，祖籍浙江金華，生于1914年4月23日。先生出身于書香門第，尤其是外祖父汪志洛，乃是清末民初的有名詩人。其母汪芙卿，曾任義烏縣立女子小學校長及金華縣立中學國文老師多年，極具才學。他幼年失怙，家境貧窮，母親的培養(yǎng)為其日后的治學和為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當年，為了幫助年幼的兒子閱讀《通鑒紀事本末》，曾撰寫了《讀〈通鑒紀事本末〉詩》，歸納《本末》所載的重要史實，各成七言詩一首，共計150首。諸詩不僅富有學術(shù)價值，更對章巽先生產(chǎn)生了終生的影響。對于先生來說，母親的這150首詩是其刻骨銘心的優(yōu)秀啟蒙作品，也是對慈母的最佳懷念。因此，他在33歲之時就已把它們編成三卷本的小冊子，意欲刊印出版，留傳后世；數(shù)年后，并請顧頡剛先生撰寫了一篇《讀后記》。然而，由于眾所周知的20世紀50到70年代諸多“運動”和其他客觀原因的干擾，此事始終未能付諸實施。直到晚年，他還曾對其學生感慨地說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達成這個心愿。足見先生對于此事是如何地重視。

為了聊以彌補先生的遺憾，趁撰寫本《傳記》的機會，抄錄先生為此小冊子所撰的《弁言》如次：

巽二齡失怙，家貧，先母撫孤守節(jié)，以舌耕自給。當時授徒鄉(xiāng)間，?？嗍I(yè)，縱能免此，亦往往一歲之內(nèi)，一再易館，或稱小學，或即私塾，因陋就簡，多無校舍，祠宇家廟，狐鼠窺窬，皆吾母子寄身之所也。先母日授諸生書，夜則課子，及巽稍長，令讀《通鑒紀事本末》，恐其不易記識，因即就袁氏書原題，或一節(jié)為一詩，或數(shù)節(jié)合為一詩，命巽背誦之，以助領(lǐng)會，即此冊是也。滄桑多變，其本尚存，敬加校訂，朗然在目。每一開卷，當年母子相依之情，與夫慈親吟哦之聲，仿佛猶在耳目間。然而幽明永隔，欲舞萊衣，唯能求諸夢境，每一念及，不覺涕淚之交流也。昔胡曾成詠史詩一百五十首，為上中下三卷，今讀通鑒紀事本末詩適亦一百五十首，遂亦分作上中下三卷。原詩間或附有小注，茲亦仍舊保留，未加變動云。

一九四七年初冬，章巽謹記。

二、奮筆赴國難，昭顯記者良心

章巽先生天資穎悟，又秉承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在十歲之前就已小學畢業(yè)，并在十歲時考入位于金華的省立第七中學（后來改名為金華一中）。先生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旋即就學于杭州的浙江大學文理學院，隨后轉(zhuǎn)學至南京的中央大學歷史系，二十歲時大學畢業(yè)。

大學畢業(yè)后，先生相繼擔任天津南開大學教師、《大公報》社駐上海、香港、桂林各分部的編輯、編輯部主任，以及中華書局編輯和《新中華》雜志的主編等職，歷時十年。在此期間，正是日人侵華，國難當頭之際，而報刊、雜志正是喚醒國人，共赴國難的重要陣地，故而先生盡其才智，發(fā)揮特長，撰寫了大量的政經(jīng)短論、形勢研判、新聞報道、知識譯介，頻繁閃現(xiàn)思想火花，充分展示拳拳之心。它們分別載于《大公報》《國聞周報》《新中華》等刊物上；先生之子章嘉平近年將這些文字編輯成冊，題為《老報人章丹楓（巽）先生舊作》，雖然并不完全，卻也達百余篇之多。

關(guān)于這類文章，在此選擇二例，略作介紹。第一，談?wù)劇墩搼?zhàn)后新都》一文（刊于1943年第12期的《新中華》）。當時，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已露勝利曙光，故國人對于戰(zhàn)后重建的問題越來越關(guān)注，新都的選址也成為熱門話題之一。但章巽先生的文章卻并非“趕時髦”之作，而是持有獨特的見解，指出關(guān)鍵因素所在，乃至對于任何時代而言，都是永恒的真理。

該文的最精彩之言是文末數(shù)語，指出最為關(guān)鍵者并非首都設(shè)在何處以及地理形勢如何，而是在于治理國都（國家）的“人”到底如何：“國民努力，則危地可安；人謀不臧，則險峻何用！”“人”之素質(zhì)，最為根本，誠為金玉良言也！

第二例則談?wù)勏壬稍L印度圣雄甘地的“傳奇”經(jīng)歷。1944年，章巽先生赴美留學，預(yù)期搭乘印度孟買5月8日啟航的輪船，從而來不及實現(xiàn)采訪甘地（其居地離孟買不遠）的設(shè)想。然而，一個偶然事件達成了先生的心愿：輪船因故耽擱到11日仍未啟航，甚至要求旅客返岸，無限期地等待。于是，先生趁這機會積極聯(lián)系、落實采訪甘地之事。期間雖遭殖民當局的阻撓，但先生毫無懼色，與之據(jù)理力爭，最終得以成行。

先生于5月17日下午訪問了巨河鎮(zhèn)（在孟買近郊）的甘地居所，雖然甘地因健康原因遵照醫(yī)囑而不能與人交談，但是其親密助手，印度婦女界的最高領(lǐng)袖奈都（Sarojini Naidu）夫人會見了先生。接著，先生又與朋狄脫夫人（尼赫魯?shù)拿妹茫┑葒簏h要員交談了許久，并隨眾人與甘地一起作了20分鐘的祈禱，并在祈禱結(jié)束后被引見給甘地，向他致意。最后，先生通過致甘地短信的形式，獲得了他的答復，甘地請先生轉(zhuǎn)告全體中國國民，他“對于中國人民在戰(zhàn)爭中所受的苦痛，無時不在懷念；對于日本現(xiàn)在的軍閥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行動，像對于其他的法西斯主義及帝國主義一樣，極表厭惡。中國和印度，是兄弟之國。印度的人民，永遠愿為中國之良友，互助互濟，共謀幸福”。

先生的這份采訪報道分上、下兩篇刊載于1944年7月4日和5日的《大公報》上。這次略帶傳奇色彩的采訪既為中印友誼增添了美好的內(nèi)容，同時也展現(xiàn)了先生的憂國憂民之心和赤誠的記者良心。

三、歷史地理和海交史的早期研究

1944至1947年期間，章巽先生在美國先后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和紐約大學，以文學碩士畢業(yè)。在此期間，他還兼任《大公報》的特派記者，因而學習、工作都很繁忙。1947年回到上海后，一度兼職于南京的中央大學和上海的復旦大學，頻繁奔波于兩地。數(shù)年后，則因健康原因辭去南京的工作。當時，正逢顧頡剛先生和丁君匋先生在上海開辦“大中國圖書局”，他遂被聘為特約編輯，從而有機會與顧頡剛先生合作，編繪了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界最早的歷史地圖集。

由顧頡剛、章巽合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在1955年由地圖出版社出版。此書雖然篇幅不大，內(nèi)容不夠詳盡，卻是現(xiàn)代中國歷史地理學之學科建設(shè)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綜合性歷史地圖集的開先河之作。

《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

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有關(guān)歷史地圖的作品尚不止于《中國歷史地圖集》，其他如《世界歷史地圖》（章巽編譯，張志云繪圖）也是當時頗受歡迎的一種讀物。這是根據(jù)蘇聯(lián)出版的歷史地圖編譯繪制的，不過在“古代亞洲圖”（第六幅）中增添了見于漢文古籍的資料。原書由蘇聯(lián)國務(wù)院直屬測量及制圖總局出版，中文版則由上海大中國圖書局出版。這套掛圖充分重視與經(jīng)濟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交通路線，并盡量展示歷史的發(fā)展進程。最后附有文字說明和地名索引，十分便于閱讀。

章巽先生于1956年5月正式出任復旦大學教授，隨后，他的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除了歷史地理外，還擴展至古代中外交通史。在該領(lǐng)域的第一本著述為《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是中國古代航海史綜論的“開山之作”。在此之前，先生相繼撰寫了《從遠古到戰(zhàn)國時代的海上交通》《秦漢三國時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時代的海上交通》和《宋元時代的海上交通》四篇論文。不久后，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將四文合編成《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一書出版；繼而轉(zhuǎn)由商務(wù)印書館出版。此書刊印以后，國內(nèi)外學界和社會的反映都十分良好，因此在數(shù)年之后由格列可夫（Г. B.Гpeкoв）譯成俄文出版（蘇聯(lián)國家科學出版社，1960年）。

1986年，商務(wù)出版了該書的修訂版。先生在原書基礎(chǔ)上，添入晉、南北朝、五代、明、清（迄于鴉片戰(zhàn)爭前）各時段的海上交通發(fā)展情況，使得全書更為充實和完整，這可以視作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海上交通的簡史。

四、《大唐西域記》研究的設(shè)想與實踐

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降，先生將學術(shù)研究的重點轉(zhuǎn)移到唐代佛僧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記》上。該書撰成于公元7世紀上半葉，記錄玄奘從陸路西行，前赴印度求法，經(jīng)歷十七年后返回中土的旅行見聞。書中除了記述中亞、南亞的宗教（主要為佛教）外，還談及各地的地理、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被國際學界譽為古代中外交通史、佛教史和印度古代史的重要著述。

據(jù)中華書局資深編審謝方先生的回憶文章稱，早在1959年4月，章巽和范祥雍二位先生便致函中華書局，建議高質(zhì)量地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記》，并附上整理的計劃書；此議與最早設(shè)想整理該書（1958年）的向達先生的想法不謀而合（見謝方《二十六年間——記〈大唐西域記校注〉的出版兼懷向達先生》，載《書品》第1期，1986年）。雖然嗣后此舉因某些客觀原因而未能立即付諸實施，但是章巽先生卻絲毫沒有放棄研究《大唐西域記》的意向和工作。這從先生遺作中的幾篇親筆手抄稿上可以看出來。

以下是先生認真抄錄和初步校刊的四部古籍，皆涉及玄奘的事跡及《大唐西域記》，在此略作介紹。

一是《〈大唐西域記〉考異》的手抄本。原書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出版于日本，收錄于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叢書的第一輯。

二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考異》的手抄本。原書當是昭和七年（1932年）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撰寫出版。抄錄本的最后一頁上題為“庚子十月廿四夜錄畢”，是知此本錄成于1960年12月12日。

三是《寺沙門玄奘上表記》的?？笔指?，封頁題為《玄奘法師表啟》，當是手稿撰寫者所擬的縮略名?！渡媳碛洝吩凇洞笳滦薮蟛亟?jīng)》第52卷，編號2119。在手稿中，“寺沙門玄奘上表記”之下的括號內(nèi)有“原本：唐時代寫小泉策太郎氏藏本”和“甲：奈良時代寫京都知恩院藏本”的字樣，則知此手抄本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所刊者為底本，并用小泉所藏唐本及知恩院所藏奈良本校勘之；?？蔽膭t使用紅筆。由于手稿上未見?？闭叩男彰?，故此稿似是先生使用日本收藏的兩個珍本校勘《大正藏》的版本。

四是《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的校勘手稿。其底本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卷50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編號2052），由冥祥撰寫。底本的文字用藍筆書寫，校勘的文字則用紅筆，出自所謂的“原本”和“甲本”；前者為“平安時代寫觀智院藏本”，后者為“平安時代寫寶菩提院本”；二者均為日本收藏的珍本。手稿的最后有“一九六○年九月三十夜至十月二日上午抄”的藍筆字樣。

以上所列先生的手稿有兩份都標明成于1960年；余者雖然未見確切日期，但就其內(nèi)容而言，亦當成于相近時期內(nèi)?？芍壬辽僮?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就著手《大唐西域記》的研究。惜乎他仙逝后，家中曾慘遭鄰居火災(zāi)殃及，許多遺稿付諸一炬，否則或能發(fā)現(xiàn)更多的研究手稿。《大唐西域記》點校本于197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所提供的原文的權(quán)威性和正確性頗獲學界的肯定。

五、老驥伏櫪，壯心未已

在1980－1990年的短短十年內(nèi)，先生一方面精心培養(yǎng)碩士、博士生，學生們繼承先生之學術(shù)傳統(tǒng)，并在其基礎(chǔ)上進一步拓展研究范圍，為將先生之學術(shù)理念、風格發(fā)展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另一方面則相繼編撰出版了四本著述，為其學術(shù)研究成果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1980年3月，先生的《古航海圖考釋》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此書是繼《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后，先生有關(guān)古代海交史研究的又一部重要著述。這份古航海圖是先生在上海漢口路的來青閣書莊偶然發(fā)現(xiàn)的。在此后的許多年內(nèi)，先生對這份資料進行深入的研讀、辨識，最終確認它是一份極為難得的古代民間航海圖。又經(jīng)歷多年的考釋，最后于1980年正式付梓面世，為中國的古代海上交通史研究貢獻了一份重要的原始資料。

章巽著作《古航海圖考釋》

1985年2月，先生的《法顯傳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斗@傳》是東晉及南北朝時期的高僧法顯關(guān)于自己十五年間赴天竺求法取經(jīng)的親筆記錄。先生對于這部珍貴的古籍早就予以重視和研究，他積多年之功，以南宋刊印的《思溪圓覺藏》本為底本，參考了多種《法顯傳》的最早印本和古鈔本，充分汲取了19世紀以來國內(nèi)外學者對此書的研究成果，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斗@傳校注》一書出版后，甚獲學界贊譽，被稱為當時集法顯研究之大成的、最有影響的力作。

1986年12月，《章巽文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此書收載的文章主要為先生自20世紀50年代以降的學術(shù)研究作品，研究領(lǐng)域則集中于歷史地理、古代中外關(guān)系等方面。

《章巽文集》

除了完成上述的三部著述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奮力拓展《大唐西域記》專題的研究領(lǐng)域，旨在形成該專題的研究系列。首先，他接受了巴蜀書社“古籍導讀”系列中的《〈大唐西域記〉導讀》的稿約。然而，由于身體狀況不佳，先生勉力完成了該書的前半部分，在實在無法繼續(xù)的情況下，委托其學生芮傳明博士接續(xù)此事。能夠獲師信任，繼續(xù)這一任務(wù)，對于學生而言，當然倍感榮幸。于是他立即盡其所能，積極撰寫。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先生竟然“暗中”與出版社發(fā)生了齟齬：他要求與學生聯(lián)合署名，而出版社則傾向于先生獨立署名。數(shù)度往返之后，在先生的“最后通牒”——否則就毀約作罷——之下，出版社才接受了此議。學生得知此事后，大為惶恐，直接致函出版社，請求維持原議；但是當時“木已成舟”，只能聽從先生的意見了。這場“風波”不僅展示了先生在名利方面的高風亮節(jié)，還體現(xiàn)了他提攜學界后輩的良苦用心。

以先生為主導的努力在數(shù)年后獲得了成果，《大唐西域記導讀》于1990年1月正式出版；2009年1月則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發(fā)行了新版。

《大唐西域記導讀》

先生對于《大唐西域記》專題研究的貢獻并未至此為止，因為當1991年貴州人民出版社策劃古典名著的《全譯》大型叢書時，先生在身體稍見康復的情況下，又毅然接受了《〈大唐西域記〉全譯》的稿約。顯然，他想利用其人生的最后階段，再為《大唐西域記》的專題研究貢獻一點力量。然而，這部書對于工作量的要求較諸《導讀》更高，它不僅要求白話文的全文翻譯，還要求對全部內(nèi)容進行詳細的注釋和辨析。所以，當先生著手實際撰寫時，已深感力不從心，況且此時的健康狀況又再度惡化。萬不得已，先生只能改用原則指導的方式，交辦其學生芮傳明完成文稿的撰寫。

先生在學術(shù)和資料方面的全力支持，使此書的撰寫得以順利地進行，從而在他在世之時交出了書稿。不無遺憾的是，《大唐西域記全譯》正式出版于1995年11月，距先生之仙逝（1994年12月）已有一年。不過，此書凝結(jié)了先生在其人生最后階段的心血和期望，則是顯而易見的。此后，該書在學術(shù)界的口碑尚屬不錯，故經(jīng)修改后更名為《大唐西域記譯注》，由中華書局新版于2019年。先生對于《大唐西域記》專題研究的設(shè)想和規(guī)劃，以間接的形式得到了部分的實現(xiàn)。

六、嚴于治學，淡泊生活

章巽先生嚴于治學，一絲不茍的精神為學界共知，其例證不勝枚舉，在此不贅。但是先生對于自己的名、利卻并不苛求，向來淡然處之。正是這種坦蕩、淡泊的生活態(tài)度，使得先生即使在最艱苦的客觀環(huán)境中也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生活的樂趣。

先生在1983年贈送復旦大學鄭寶恒教授的兩首詩，便生動地體現(xiàn)了這一特色。其一《七十》云：“歲月如流去不還，行行又到古稀年。病須書卷拋身外，老喜兒孫繞膝前。家室平安已是福，命途否泰盡由天。壽登耄耋生同寄，識得無求自泰然?！逼涠杜汲伞穭t云：“平生羞帶折腰心，魚愛江湖鳥愛林。自解寂寥吟短句，春蘭秋菊即知音?！毕壬疵吞故幮貞阎畱B(tài)躍然紙上。二詩的手跡為鄭先生所收藏，確為萬分珍貴之物。

先生另一首小詩《漫筆》也反映了類似的高尚情操：“深杯酒滿心宜足，小圃花開意亦舒。莫笑衰翁貧且老，傳家尚有五車書?！保ㄒ詤乾樿?、鄭寶恒《緬懷奠祭章巽教授》一文）先生不以錢少為恥，而以書多為傲，這才是頂天立地的“真知識分子”！

綜觀先生一生，自幼熟讀書詩，長則認真治學，擅長歷史地理，尤精中外關(guān)系。謹遵圣賢之道，修身齊家救國。終生與書為伴，清名永傳后世。附圖為先生晚年攝于書齋的近影。

章巽先生晚年撰于書齋的近影

（為紀念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chuàng)建一百周年，澎湃新聞特推出“復旦史學百年”專欄，刊載關(guān)于譚其驤、周予同、顧頡剛、楊寬、章巽、耿淡如等大師、名師的研究性文章。本文是系列文章之六，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姜力丹摘編，完整版收錄于《承百年學脈，開史學新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學術(shù)傳統(tǒng)》一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