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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嶸仙被“指居”地。劉虎 攝）

這真是一場黑色幽默：學習強法，最后學成了罪犯。教材再厚，話語再漂亮，都不如現實的辦案邏輯來得冰冷。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戲

鎮(zhèn)江丹陽的“口交賣淫案”，本該是一出法律課堂上的選擇題，結果硬生生被演成了荒誕劇。劇情簡介如下：

女老板圣嶸仙，讀了最高檢教材，信了“口交不入刑”的權威解釋，于是把“半合法”的服務寫進菜單。結果，她和兒子一起被警方抓走，羈押一年多，至今未判。庭上她憤然發(fā)問：“學你們的教材，怎么學成了罪犯？能退書退錢嗎？”

實際上，這話既是憤怒的吶喊，也是中國法治的辛辣諷刺：教材一套，司法一套，執(zhí)法又是一套，最后公民成了三明治。

1、最高檢的教材和丹陽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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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報道，詳見微信自媒體《法與情》）

2022年出版的最高檢官方教材寫得明明白白：口交、手淫等“非傳統型賣淫服務”，不宜納入刑法的“賣淫”范疇。理由也很體面：罪刑法定原則，刑法謙抑原則，司法統一標準。

教材還擺出專家陣容：編審主任是最高法院長張軍，副主任是最高檢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主編是最高檢副檢察長陳國慶和北大法學院副院長車浩。陣容堪比“全明星法治天團”。

結果這邊教材剛出爐，那邊丹陽公安和檢察院就把圣嶸仙推進了看守所。教材說“行政處罰就夠了”，丹陽說“不，必須判刑”。

于是問題來了：教材算不算騙購指南？

如果算，能不能退貨退款？這要真能退，估計全國得掀起一場別致的“退書潮”。

2、罪刑法定與“自由發(fā)揮”

刑法第三條寫得明明白白：“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p>

這話好比紅燈停、綠燈行，是刑法的“交通規(guī)則”。

但在丹陽，規(guī)則似乎變成了：“只要我想抓，黃燈也能罰，綠燈也能罰?！?/p>

這種“自由發(fā)揮”的執(zhí)法邏輯，才是最危險的。因為一旦法律的邊界模糊，警察和檢察官的“解釋權”就成了提款機：今天說有罪，明天說無罪；今天行政，明天刑事。

你以為自己在遵法守法，其實是在踩鋼絲。

3、趨利執(zhí)法：指標與罰款的雙重合唱

報道里提到一句驚悚的“內幕”：罰款歸市局，任務指標和政績歸丹陽。

這就解釋了為何鎮(zhèn)江公安治安支隊會把案子“外包”給丹陽：一邊有錢賺，一邊有政績。案件瞬間從“法治問題”變成了“利益項目”。

抓人，不是因為行為一定觸犯刑法，而是因為抓人能完成任務指標、能讓財政多一筆進賬。

這就是“趨利執(zhí)法”的真實邏輯：

法律成了搖錢樹，公民成了韭菜地。

4、程序違法：鐵門后的“教育課”

圣嶸仙的遭遇堪稱教材之外的另一課。

被“指居”在賓館鐵門后，被套黑頭套，被戴手銬罰站到崩潰。律師會見被拒絕，兒子被抓來“演示囚服”。

這哪里是法治？

這分明是“恐嚇教育”：

不怕法律，就怕人治。

甚至兒子曹俊磊都被拖下水——明知他和足浴店沒經濟往來，硬生生編出個“掩飾隱匿犯罪所得”的罪名。為什么？因為辦案人員要把“親情牌”打到極致，讓母親屈服。

這當然不算偵查，這根本就是人質戰(zhàn)術。

5、律師變“第二公訴人”

荒誕劇的下半場更精彩：前檢察官轉型律師，搖身一變成了“內部渠道”，主動打電話給家屬兜售服務。收費統一價：5萬元。

律師本該是嫌疑人的守護者，結果成了公訴人的隊友。庭上不是替當事人辯護，而是勸當事人認罪。

諷刺的是，丹陽檢察官在庭上自己都承認：刑法沒明確規(guī)定口交、手淫屬于賣淫?？梢晦D頭，勾兌律師們還在拼命游說“罪輕辯護”。

在這場暗箱操作里，律師成了“第二公訴人”，而家屬的錢成了潤滑劑。法律職業(yè)倫理？紙片一張。

6、“退書退錢”的背后是退法退理

圣嶸仙說：

“我看了最高檢教材，才以為不構成犯罪?！?/p>

這話既是反問，也是控訴。

因為，她抓住了中國法治里最大的矛盾：

教材寫的是一套，實務做的是一套，基層執(zhí)法是另一套。三套并行，最后由老百姓買單。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口交該不該入刑”，而在于：一個社會能不能容忍執(zhí)法者隨意篡改法律的邊界？

如果今天能因為“口交”把人抓走，明天就能因為“曖昧短信”判你協助賣淫。只要權力能伸縮，人人都可能是潛在的罪犯。

7、背后的事情你知道的

案件開了四次庭，一年多未判。

為什么？

因為連法官都心虛：教材在手，法律在案，判有罪怕丟人，判無罪又得罪系統。

最后，檢察官在法院門口丟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個事情查了這么久，背后的事情你知道的。”

這句話，比所有庭審辯論都真實。因為它點破了這場荒誕劇的核心：

法律不是核心，教材不是核心；

公民權利更不是核心，核心是“背后的事情”。

8、一場公共笑話

這起案件，不只是一個地方的司法亂象，而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什么叫“選擇性執(zhí)法”，什么叫“趨利執(zhí)法”，什么叫“權力可以讓教材作廢”。

諷刺的是：最高檢高高在上的教材，被地方當成廢紙；女老板圣嶸仙當成法律護身符，卻成了定罪證據。

這真是一場黑色幽默：

學習強法，最后學成了罪犯。

退書退錢？笑話。真正該退的，是那些把法律當提款機的執(zhí)法邏輯，是那些把教材當擺設的體制傲慢。

如果“罪刑法定”原則連口交都守不住，那誰還能保證，明天不會因為“笑得太曖昧”也構成犯罪？

丹陽的這起案件，再一次提醒我們：法治的最大風險，不是法律條文的模糊，而是執(zhí)行者隨時可以“靈活解釋”。

教材再厚，話語再漂亮，都不如現實的辦案邏輯來得冰冷。

真正的危險不是“口交”進不進刑，而是法律在利益和權力面前，被隨意拉伸、被巧妙篡改、被赤裸裸地拿來賺錢。

這才是所有人最該恐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