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申請書被退 3 次：家屬的煎熬與公安的難

“三十天沒見家人，派出所說案件復雜不能放，申請書退回來三次?！?這樣的求助在律師圈子里越來越常見。

一邊是家屬望眼欲穿的期盼，一邊是公安機關對刑事拘留的堅持，這看似冰冷的執(zhí)法選擇背后，真的藏著 “潛規(guī)則” 嗎？

實則不然。從深圳派出所 “錯放嫌疑人” 的追責案例，到 “案多人少” 的基層困境，再到最高檢公布的 41% 不捕率數據，撥開表象可見：公安 “不愿放人” 更多是現(xiàn)實壓力下的無奈之舉，而非刻意刁難。

一、4 重無奈：為何 “一拘了之” 成優(yōu)選？

1. 追責壓力：放錯人比抓錯人后果更重

深圳龍崗區(qū)沙灣派出所曾因工作疏忽，誤將制售假發(fā)票的嫌疑人當作保姆釋放。即便無受賄情節(jié)，兩名民警仍被停職。這起案例刺痛了無數辦案人員：

• 拘留只要符合程序，即便最終無罪，公安基本無國家賠償責任；
• 取保后若嫌疑人脫逃或再犯，民警輕則追責，重則涉玩忽職守。

一位從警轉律師的人士直言：“抓錯人是工作失誤，放錯人可能丟飯碗，換誰都傾向保守?！?/p>

2. 責任轉移：把 “決策權” 推給檢察院

“讓檢察院做決定” 已成公安內部潛規(guī)則，但這并非權力尋租，而是責任劃分的無奈。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公安拘留后 3 日內需提請批捕，特殊情況可延至 30 日（即 “37 天黃金救援期”）。

• 主動取保，公安要獨立承擔 “社會危險性” 預判責任；
• 提請批捕，不批則 “被動取?！保秳t責任轉嫁給檢察院。

“檢察院不批捕我們就放”，這句口頭禪實則是責任模糊下的 “擋箭牌”。

3. 效率碾壓：看守所里的 “辦案加速器”

“案多人少” 是基層公安的常態(tài)，而羈押能極大提升辦案效率：

• 看守所內提訊隨叫隨到，嫌疑人配合度更高；
• 取保嫌疑人分散社會，傳喚需協(xié)調時間，脫逃還要重新抓捕。

資深刑警坦言：“同樣辦詐騙案，羈押狀態(tài)能比取?？?20 天結案，這是現(xiàn)實選擇。”

4. 審批門檻：取保要過 “五層關卡”

公安主動啟動取保絕非民警能定，需經 “集體討論→部門主管→法制負責人→分管副局長” 層層簽批。

審批者要權衡證據扎實度、社會危險性等多重因素，稍有疏漏就可能被追責。與其費力爭辯取保，不如直接拘留走流程 —— 這成了基層的 “生存智慧”。

二、潛規(guī)則澄清：不是刁難，是制度留白

有人質疑 “不愿放人” 是索要好處，但數據與案例均不支持這一說法：

• 最高檢 2023 年數據顯示，全國刑事案件不捕率已從 2019 年 22% 升至 41%，不訴率達 26%，說明 “少捕慎訴慎押” 政策在落地；
• 公安僅對輕罪案件有裁量權，涉實刑案件仍需嚴格羈押，不存在 “花錢就能取?！?的空間。

所謂 “潛規(guī)則”，本質是責任劃分模糊下的自保策略，而非權力尋租。

三、例外情形：這些案件能 “柔性執(zhí)法”

并非所有案件都 “一拘了之”。在輕罪治理領域，公安仍有自由裁量權，2023 年全國 26.6 萬人因 “無逮捕必要” 被不批捕，這類案件通常符合：

• 社會危害低（如醉駕、小額盜竊）；
• 證據鏈完整，嫌疑人認罪認罰；
• 退贓退賠并取得被害人諒解。

杭州蕭山區(qū)曾對一起涉案 5000 元的盜竊案啟動取保，正是因為嫌疑人初犯且全額退賠，最終檢察機關作了不起訴處理。

四、家屬必看：3 招提高取保成功率

面對公安的保守傾向，家屬并非無計可施，關鍵要抓住 “37 天黃金救援期”：

1. 48 小時內請律師介入

律師可會見當事人、提交法律意見，尤其在拘留 30 天后的 7 天批捕期（“黃金窗口期”），提交 “不予批捕意見書” 能大幅提升成功率。2023 年超九成認罪認罰案件一審服判，律師溝通能有效降低 “社會危險性” 認定。

2. 主動退賠 + 獲諒解

輕微刑事案件中，退贓退賠、取得被害人諒解是取保 “加分項”。上海浦東公安數據顯示，此類案件取保成功率比未諒解者高 60%。

3. 舉證 “無社會危險性”

固定工作證明、房產資料、家庭羈絆（如獨居老人需照料）等，能證明嫌疑人無脫逃風險。廣州番禺區(qū)一起詐騙案中，家屬提交嫌疑人子女入學證明后，成功取保。

結語：法治進步需要 “雙向理解”

最高檢數據顯示，我國法院判處三年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已超 85%，這意味著多數案件本可適用非羈押措施。公安 “不愿放人” 的背后，是追責機制與執(zhí)法資源的錯配，而非法治倒退。

對家屬而言，理解背后的無奈能更理性應對；對執(zhí)法者而言，“少捕慎訴慎押” 不應只是政策口號。

當 “以非羈押為原則” 真正落地，每一份強制措施背后的家庭煎熬，才能更少一些。畢竟，法律的溫度，藏在對 “人” 的尊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