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地下黨員生死懸于一線。

在這座繁華都市的暗流中，年僅26歲的羅亦農，被叛徒出賣后壯烈犧牲。

而就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之后，他的新婚妻子提出了三個令人動容的請求，卻被周總理婉拒其一。

她說了什么？周總理為何要拒絕？

別離成永訣

1928年4月的一天，上海望志里的一座小樓前，一輛黃包車緩緩?？俊?/p>

木門吱呀一聲推開，腳步聲自里屋傳來，是羅亦農，右手提著一只小皮箱，左手還不時伸出來替身旁的李哲時整了整披肩。

“哲時，到宿舍后記得把門窗關嚴了，夜里風大。”

羅亦農一邊叮囑，一邊低頭瞥了一眼她手中的帆布書包，那是她從武漢一路帶來的，已經被她背得有些發(fā)舊了。

“你放心，我又不是第一次住校。”

李哲時側過臉，看了丈夫一眼，眼神里有一絲不舍，卻強自輕快地笑了笑。

她怕他看出自己的情緒，那只會讓本就沉重的分別更添一筆。

羅亦農將皮箱穩(wěn)穩(wěn)放上車板，然后轉過身，兩只手搭上李哲時的肩，輕聲道：

“回頭我找了住處就接你過來，最多兩天?！?/strong>

李哲時點了點頭，卻掩不住心里的擔憂，在這座充滿暗啞槍聲和潛伏線索的城市里，丈夫的每一次出門都是在刀鋒上行走。

可她沒有問得更深，她知道，他若愿意說，一定會說，不說的，就只能靠等，靠盼。

他們都不知道，這一別，便是永別。

背叛者

上海的夜，霓虹燈初亮，法租界的舞廳門前已有幾輛車在等待。

而此時的何家興夫婦，也坐在其中一間昏暗包廂的角落。

這一對夫婦，曾也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歸來的熱血革命者，曾在黨的培訓班上高舉過拳頭，許下過“為理想流血”的誓言。

他們也曾在刺刀底下挺直脊背，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寫下“如何建立工人階級組織”之類的標語。

可是到了1928年的上海，這一切都像被這座城市夜晚的霓虹燈吸干了顏色。

上海的白色恐怖如濃霧般壓頂，每天都有熟悉的名字在“特科通報”上劃去，每次行動前的沉默，每次開門那一刻心跳的驟停，都像是一次對意志的逼問。

而何家興，顯然沒有撐過去。

最初他們還在試圖維持表面的堅守，白天在秘密機關里記錄文件、整理材料，晚上則按時交接情報。

有時，羅亦農會走進辦公室，略顯疲憊地朝他們點點頭，一如既往地信任，卻也一如既往地沉默。

他們也曾因此愧疚，尤其是每次看到羅亦農深夜挑燈整理文件，神情堅毅，話語冷靜，仿佛整個上海的安危都壓在他瘦削的肩膀上。

但上海，不是革命者的福地，它的迷醉太誘人了。

他們開始偷偷地逃避，當霓虹燈照耀在香檳杯上，他們看著一桌子的洋酒與紅唇粉面，突然生出一種荒唐卻真實的錯覺，這才是生活。

那天晚上，他們第一次接觸了巡捕房的“聯(lián)系人”，一個穿西服、戴圓框眼鏡的英租界警署的幫辦。

當他們低聲報出幾個名字時，女人的手在桌下微微顫抖。

可她仍舊忍著，沒有抽回手，因為在雪茄盒下，還有一張大額的銀票。

墮落從不需要反復掙扎，一旦開口，就已經走上了下坡路。

羅亦農一直沒有懷疑他們，他甚至還在為他們向上級請求更多補給。

可是在那個注定要被背叛的上午，何家興走進辦公室時，眼神竟有些發(fā)虛。

他低頭、躲閃、不敢直視，他知道，今天的約見，就是羅亦農的死期。

4月15日，巡捕如約從前門破門而入，羅亦農剛結束與山東省委書記的會面，正準備離開。

巡捕將屋內的人銬走，連帶走的文件都寥寥無幾，仿佛早已確定目標。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何家興夫婦沒想到，行動竟如此順利，而更加出乎意料的是，組織并未懷疑他們。

他們反倒主動“上報”，表情義正詞嚴：

“敵人似乎很了解我們的行蹤，同志們的安全可能暴露……我懷疑內部出現(xiàn)了叛徒！”

賊喊捉賊，這一招用得太快太狠，甚至讓特科的人一時間都無從判斷。

為了“保護”他們，組織還特意派人將他們秘密安置在南京路的一家酒館，日夜守護。

他們本可逃，他們甚至已經計劃好了路線與出境護照，只待巡捕答應報酬后立刻離滬。

但他們低估了一件事，再緊密的謊言也藏不住一顆想要查明真相的心。

不久之后，陳賡在巡捕房安插的眼線提供了關鍵證據(jù)，何家興夫婦在抓捕前夜曾秘密會見過英籍幫辦，并親自描繪出羅亦農的行動路線。

罪證確鑿，無法辯駁。

他們最終沒能上到船，也沒能離開上海。

兩個曾信誓旦旦的革命者，就這樣倒在了燈紅酒綠和銀票誘惑之間。

他們以背叛敲響了死亡的鐘聲，也親手將最信任他們的人送入烈火刀山中。

烈士遺愿，妻子的請求

囚室潮濕，羅亦農蜷縮在牢房角落，身上只裹著一件破舊的單衣，袖口早已磨爛，露出的手腕青紫斑駁，是昨日那場刑訊留下的痕跡。

他依舊挺直著背，眼神卻沒有一絲恍惚或迷茫。

自從落入敵手，他已經被輪番拷打了數(shù)日。

敵人換了一個又一個惡毒的手段，企圖從他口中撬出組織的名單、接頭的地址、黨的部署，可羅亦農沒有開口，哪怕一次。

他知道，他的一句話，可能換來的是幾十個同志的覆滅，是整個上海地下組織的斷線。

可他也知道，自己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shù)。

守在刑室外的獄卒都說，這個年輕人“骨頭太硬”，才26歲，模樣斯文得像個讀書人，卻偏有一股倔強到瘋的狠勁兒。

可就在那天夜里，他卻破例地向看守提出了一個請求，“借紙一張。”

獄卒驚訝了一瞬，以為他要寫供詞，可最終，他寫的不過一句訣別信。

他托了一位尚未被完全洗腦的牢頭帶出去，那字條被層層轉交，最終被緊緊地藏在了周恩來的貼身衣袋里。

而在羅亦農寫下這封字條后的第六天，他被秘密押赴龍華刑場。

他穿著整齊的馬褂和嗶嘰長袍，步履沉穩(wěn)地走下囚車，臨刑前神色平靜，仿佛并不是要去赴死。

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jié)全，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

而真正留給世間的，只有那一紙字條。

幾天后，李哲時終于見到了同樣強忍悲痛來探望的周恩來。

周恩來聲音也沉得像是壓了一座山，低聲問她有什么想要組織幫忙的，盡管說。

李哲時沉默許久，終于哽咽著說：

“我只想三件事。第一，我要親手為他選一口棺木。第二，我想離開上海這個鬼地方，我要出國，我要學本事。第三……”

她的指節(jié)因用力而發(fā)白，“我要一支手槍，我要親手殺了出賣他的人?！?/strong>

周恩來低下頭，許久沒有作聲，良久，他才緩緩開口：

“你提的三個要求，中央只能答應兩個。”

話音未落，他將手伸進口袋，從里頭緩緩抽出那張已被汗水浸透、邊角微卷的紙條，遞到她手中。

“這是他，留給你的?！?/strong>

李哲時的指尖顫抖著接過，攤開的一瞬，眼淚再也控制不住地滾落。

那熟悉的字跡，就像昔日他在桌上認真批閱稿件時留下的筆風，只是這一次，每一筆每一劃，都像刻在她的骨頭上。

“學我之所學，以慰我?！?/strong>

這短短一行字，瞬間擊碎了她所有的執(zhí)念。

他不要她復仇，他只希望她活著，走下去，繼續(xù)他們未走完的路，繼續(xù)那個信仰的旅程。

她終于跪地痛哭。

后來，她沒有再提手槍之事，她也沒有留下來等待槍聲，而是按羅亦農的遺愿，隨黨的安排遠赴莫斯科求學。

而那張字條，也始終被她夾在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中，從未離身。

紙是舊的，字跡已淡，但那句話的力量，卻像火種，永不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