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給孩子買的“托馬斯小火車”玩具是正版的嗎？這個承載著全球孩童歡笑的經典動畫形象不僅是玩具符號，更凝結著版權方無數創(chuàng)意與心血。然而，有廠商卻動起了歪心思，一場累計交易金額巨大且長達10年的跨境侵權行為，試圖模糊我們眼中的“真與假”。

今年2月底，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英國某知名企業(yè)訴4被告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全額支持原告500萬元賠償請求。被告因不滿判決提起上訴。近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宣判，維持廈門中院的一審判決，嚴厲打擊了惡意仿冒國際知名品牌行為，向全球市場釋放“中國保護”強烈信號。

十年“搭便車”，交易額超1500萬

據了解，原告系英國的古蘭(托馬斯)有限公司（GULLANE(THOMAS)LIMIT?ED），其名下動畫火車形象及相關商標在全球享有盛譽，卻被“山寨”廠商盯上了。

本案4名被告分別為汕頭市澄海區(qū)亞派玩具廠、汕頭市澄海區(qū)亞派實業(yè)有限公司、王先生、林女士（以上4被告均為化名）。經廈門中院審理查明，被告方自2015年起，持續(xù)生產、銷售帶有近似標識的軌道玩具產品，高度模仿托馬斯小火車的經典形象、配色、標志性元素等，并通過國內主流電商平臺及海外購物網站廣泛鋪貨，累計交易金額超150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方在被起訴前因相同事由被行政處罰、海關查處，但被告方仍未收斂，反而通過搶注近似標識、拆分交易收款賬戶等方式持續(xù)實施侵權，并通過拒不提交財務賬冊等方式阻礙法院查明事實，主觀惡意明顯。

打擊侵權，敲響懲罰性賠償“重錘”

廈門中院經審理認定，本案符合商標法第六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的適用條件：

第一是惡意攀附，故意侵權。被告方作為同類商品經營者，在明知原告商標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情況下，非但沒有合理避讓，反而故意攀附涉案商標，惡意搶注與涉案商標近似的商標標識，假冒涉案商標，積極主動追求仿冒和混淆的效果。此外，被告方分工協(xié)作，侵權行為具有較強的目的性、組織性、隱蔽性，主觀故意明顯。

第二是影響惡劣，情節(jié)嚴重。侵權產品為玩具，產品受眾多為未成年人；侵權持續(xù)時間久，被告方在2015年被行政處罰后，不思悔改，仍持續(xù)侵權；侵權樣態(tài)多樣，原告被侵權商標多達8枚，既有相同侵權也有相似侵權，侵權產品銷售范圍遍及國內外及各大電商平臺，侵權范圍廣、時間長；妨礙舉證，被告方拒不提供法院依法責令其提供所掌握的賬簿、資料等，造成本案相關事實難以有效查明以及增加原告舉證負擔。

本案審理過程中，原告主張以近年同類型行業(yè)上市公司年度報告中的平均毛利潤率作為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標準，被告對此不予認可，辯稱其在玩具行業(yè)內的經營者地位與原告援引的公司存在巨大差異。

廈門中院認為，被告方雖不承認原告公司主張的計算方式，但未能就賠償數額的計算提出自己的依據及方法，特別是在法院責令被告方提交銷售數據、財務賬冊和原始憑證時，被告方拒絕提交，其行為已構成舉證妨礙；此外，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可知，銷售仿冒產品的利潤率要高于銷售品牌產品的利潤率。故廈門中院對于原告的計算依據予以認可。

因此，在被告方拒不舉證的情況下，廈門中院按“優(yōu)勢證據”規(guī)則以取證銷售額乘以同類行業(yè)平均利潤率的方式計算侵權獲利，并以此作為懲罰性賠償基數，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全額支持原告500萬元的訴請，并判令被告方立即停止侵權、銷毀庫存產品及生產模具。

法官說法

葉炎乾

廈門市海滄區(qū)人民法院

民事審判庭庭長

本案承辦法官葉炎乾認為，如果說法定賠償是以保護被侵權人的利益為主，那么懲罰性賠償制度則突出“懲罰”，彌補了補償性賠償對權利人維權動力不足的缺陷，對“搭便車”“攀附商譽”等行為形成有效制裁。通過超越單純的補償功能，維護了社會公共利益與法律尊嚴。廠商在生產銷售時應秉持誠實經營的理念，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增強舉證能力，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只有各方都依法依規(guī)行事，才能切實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

專家點評

鄒郁卓

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本案是人民法院發(fā)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服務高質量發(fā)展大局的生動實踐。通過嚴厲制裁惡意侵權行為，不僅維護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更體現了我國致力于建設國際一流營商環(huán)境的法治擔當，為構建新發(fā)展格局、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fā)展注入了強勁的司法動能。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準確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全額支持權利人訴請，展現了我國司法機關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堅定立場和裁判智慧。

一是突出法律效果，彰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力度與精度。嚴格適用相關法律規(guī)定，準確認定被告惡意侵權、情節(jié)嚴重，并依法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體現了對故意侵權、重復侵權行為的嚴厲懲處。特別是在被告拒不提交財務資料、妨礙舉證的情況下，法院依法運用“優(yōu)勢證據”規(guī)則，采納原告主張的利潤率作為計算依據，有效破解了權利人舉證難、賠償低的困境，增強了司法保護的可操作性和威懾力。

二是彰顯社會效果，樹立誠信經營與未成年人保護雙重導向。本案侵權產品為兒童玩具，直接關系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與消費安全。法院的判決有力打擊了“搭便車”“傍名牌”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向社會傳遞了尊重知識產權、崇尚誠信經營的價值導向。同時，通過高額賠償和全面停止侵權的判令，警示廣大市場主體必須嚴守法律底線，凈化了兒童產品市場環(huán)境，增強了公眾對正版商品的認知與信任。

三是注重政治效果，展現我國參與國際知識產權治理的負責任形象。本案涉及國際知名品牌，裁判結果向全球釋放出“中國法院平等保護中外權利人”的明確信號，彰顯我國履行國際條約義務、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決心，有助于增強外國投資者對中國市場的信心，提升我國在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公信力和話語權，為營造穩(wěn)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huán)境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來源：人民法院報、廈門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