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本文轉(zhuǎn)自“唐史學(xué)聞”、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系范兆飛、仇鹿鳴合著《貞石證北朝史》前言，由仇鹿鳴執(zhí)筆，刊發(fā)時刪除了注釋，新擬了篇題，引用請以原書為準。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quán)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利用碑版校訂補充正史記載訛誤疏漏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至少能上溯至北宋，除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等著述外，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已援據(jù)金石裁定史籍之異文。如隋末群雄之一的薛仁果，傳世文獻記其名“仁果”“仁杲”不一，《資治通鑒》卷一八三《考異》云：“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馬六匹，其一銘曰：‘白蹄烏，平薛仁果時所乘?！俗羁蓳?jù)，今從之。”隨著乾嘉考據(jù)學(xué)的興起，地面所存的歷代碑刻漸次得到系統(tǒng)的調(diào)查、著錄與整理，這一傳統(tǒng)獲得進一步光大，清人研究雖多以札記、題跋等形式呈現(xiàn)，然考訂邃密。1950-1970年代進行的“二十四史”整理中，唐長孺主持點校的“北朝四史”，一方面廣泛吸收以錢大昕為代表清代學(xué)者的考證成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所匯聚二十世紀后在洛陽北邙出土的北朝宗室顯宦于正史有傳者之墓志，第一次自覺地在現(xiàn)代古籍整理中系統(tǒng)運用金石資料，校訂《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中的訛誤，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北朝四史”出版后，被學(xué)界公認為“二十四史”整理的典范，金石校史是其成就的重要一面。
近年陸續(xù)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魏書》《隋書》《周書》《北齊書》，雖援據(jù)部分碑志補充原?？庇?，但由于各種原因，取用資料范圍相對有限，尤其是未能充分利用二十余年來新刊布的墓志。與上世紀初的情況相類，新見北朝墓志多非科學(xué)考古發(fā)現(xiàn)，發(fā)表渠道分散，不易充分收集利用，也有學(xué)者對個別墓志的真?zhèn)未嬗幸勺h。隨著學(xué)術(shù)研究的推進，墓志辨?zhèn)我延谐浞址e累，目前所見以梁春勝《六朝石刻叢考》所列偽刻表最為詳審。墓志真?zhèn)闻c發(fā)表時間的先后并無關(guān)系，民國時期刊布的舊志，亦有近年方被學(xué)者考訂為偽刻者?？傮w而言，若能充分掌握學(xué)界已有成果，小心鑒別，墓志資料的可靠性并無太大問題。因此，本書在中華書局點校本、修訂本的基礎(chǔ)上，廣泛收集石刻中可資校正訂補北朝諸史者，裒集成編，以期稍為讀史之助。唐人李延壽編纂《北史》時，將隋歸為北朝，或有強調(diào)本朝正統(tǒng)之意，今為便于諸史間相互參照，仍將《隋書》納入其中。
一
唐長孺主持“北朝四史”整理時，對運用石刻校史極為重視。據(jù)中華書局所存檔案，點校者曾系統(tǒng)比勘過《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等書。從《周書》?？庇浄从车那闆r來看，其后還取用《文苑英華》載錄庾信所撰碑志、《文館詞林》殘卷中楊紹碑等傳世文獻中保存的金石文字，幾近巨細靡遺?；蜞笥跁r勢不定，整理者當時未及利用的材料僅新中國成立后經(jīng)科學(xué)考古發(fā)掘的墓志。這類墓志雖數(shù)量不多，卻有關(guān)涉重要史實者。如1957年刊布的河北景縣封氏墓群中發(fā)現(xiàn)的封延之墓志，關(guān)于封延之的封爵，《魏書》卷三二《封懿傳》作“剡縣開國子”，《北齊書》卷二一《封隆之傳》作“郟城縣子”，《北史》卷二四《封懿傳》作“郯城子”，封延之墓志作“郟城縣開國子”。按剡縣在南朝境內(nèi)，《魏書》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襄城郡下有郟城縣，當以“郟城”為是，三史記載之歧異，由是渙然冰釋。原校勘記推考偶有疏失者，亦可藉此訂正，如《魏書》卷三二《封懿傳》記封延之“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點校本校勘記云：“按《北齊書》卷二一《封隆之附封延之傳》，興和初才除中堅將軍，豈有天平中先已官驃騎大將軍之理？《北齊書》稱興和二年，延之死后贈驃騎大將軍，此或是舉贈官，而年號有誤。又延之先是‘行晉州事’，贈官是‘冀州刺史’，此云‘青州刺史’，也不合?！苯駲z封延之墓志所記皆與傳合，原?？庇浛甲C有誤，《魏書》修訂本也已刪除了此條。
點校本運用石刻校史時，以墓志與本傳比勘為主。近年學(xué)者方注意到，北朝墓志志首或志尾往往會詳細記錄志主家世婚宦等信息，這些資料在當時并不具備通檢的條件，現(xiàn)在若能充分利用，則能補充不少重要的校記。如《魏書》卷四八《高允傳》載錄《征士頌》一文，保存北魏神?四年征召河北士人的名單，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多為學(xué)者矚目。點校本對此原有四條?？庇?，考訂征士名單中人名、官爵之誤。今據(jù)墓志可補充兩條?？庇洠⑿抻喴粍t。
東郡太守、蒲縣子中山劉策。蒲縣子，《北史》卷三一《高允傳》作“蒲陰子”。熙平元年劉顏墓志云：“祖策，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東郡太守、蒲陰子?！卑础段簳肪硪哗柫稀兜匦沃旧稀范ㄖ荼逼娇は掠衅殃幙h?！端鍟肪砣枴兜乩碇局小俘埲は掠衅芽h，小注云“后周置”。知北魏無蒲縣，當以“蒲陰子”為是。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武恒子，點校本?？庇浺龔埳侗笔贰沸？庇浽疲骸啊缎蠋n傳》稱穎假平城子使宋，不云封‘武恒子’，且地志亦無武恒縣，或‘武垣’誤也。”今檢延昌四年邢偉墓志、延昌四年邢巒墓志、興和三年邢晏墓志皆記其祖邢穎封城平子或城平侯。按邢晏墓志、邢偉墓志記兩人皆葬于武垣縣永貴鄉(xiāng)?！段簳肪硪哗柫稀兜匦沃旧稀峰藓娱g郡下有武垣縣，即邢氏鄉(xiāng)里所在，“武恒”當是“武垣”之誤，邢穎或曾有改封。又宗敬，邢晏墓志記祖邢穎字敬宗。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列人侯，《魏書》卷六三《宋弁傳》云：“祖愔，……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彼物@無子，養(yǎng)弁為后。永熙二年長孫士亮妻宋靈妃墓志記其祖宋弁為“烈人子”，疑“侯”誤。另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九據(jù)《魏書》卷三三《宋隱傳》“第三子溫，世祖時征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疑溫與愔本一人。按宋溫、宋愔仕歷、贈官、爵謚皆不同，恐非一人。
由此可見，若能充分運用現(xiàn)有檢索手段，辨析相關(guān)史料，即使《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所收的舊志中，仍有不少可供發(fā)覆處。
反之，如對出土墓志未能及時掌握，修訂本新增的校記，難免有以非為是者。如《魏書》卷八九《酷吏傳》原闕，今本或據(jù)《高氏小史》等補，故文字訛脫較多。修訂本于《酷吏傳》“暮年數(shù)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后，攜之時或言及本末”句下增加一?？庇?，云《北史》卷八七《酷吏傳》無后一“攜之”，《魏書》卷八三上《外戚傳》記文成元皇后李氏兄弟，有峻、誕、嶷、雅、白、永六人，云“不見有名或字攜之者，……疑此句上下文當句讀作‘暮年數(shù)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后，時或言及本末’”，認為“攜之”非人名。今檢高道悅妻李氏墓志云“元恭皇后之季侄，……祖方叔，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頓丘獻王。父攜之，使持節(jié)、都督冀青定相濟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啟府儀同三司、冀青二州刺史、彭城靜王”，并記“至夫人兄平始降為公”。按《魏書》卷六五《李平傳》云“彭城王嶷之長子”。知攜之即李嶷之字?！段簳繁緹o誤，而《北史》卷八七《酷吏傳》之“攜之”當補專名線。
二
北朝五史的記載，既有可相互印證者，其間矛盾抵牾處亦不少，借助碑志方能決其是非。如《北齊書》卷二二《李義深傳》云“父紹宗，殷州別駕”，點校本?？庇洆?jù)《北史》卷三三《李義深傳》、《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紹字嗣宗”，疑“紹”下脫“字嗣”二字。李義深弟李稚廉墓志云“父紹宗，殷州憲公”。知《北齊書》不誤，當于《北史》出校?！吨軙肪矶读鴳c傳》云：“（大統(tǒng)十三年）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辏鏂|討，以慶為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zhuǎn)尚書右丞。”此段前后有四“右丞”，點校本校勘記云：“《北史》本傳作‘除尚書左丞攝計部’。按下文又云：‘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為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zhuǎn)尚書右丞。’而卷四六《孝義柳檜傳》云“弟慶為尚書左丞”，正是大統(tǒng)十六、七年事，‘左’‘右’也不同?！毙鲁隽鴳c墓志云：“十三年，除尚書右丞，……十六年，太祖董帥東行，以公為大□臺右丞，轉(zhuǎn)尚書左丞。”知最后一“右丞”當作“左丞”，而《北史》卷六四《柳慶傳》之“左丞”為“右丞”之訛?！端鍟肪砹摹稄垔[傳》記其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修訂本校勘記引《北史》卷七八《張奫傳》作“撫濟二州刺史”，張楚賢墓志記其父歷“撫顯濟三州刺史”，疑“濟州”是。
《北史》與其他四史記載雖時有別，今據(jù)碑志可知部分差異實乃各有史源所致。如《周書》卷四六《柳雄亮傳》記其“大象末，位至賓部下大夫”，點校本?？庇浺端鍟肪硭钠摺读鴻C傳》、《北史》卷六四《柳虯傳》記其在周官至“內(nèi)史中大夫”。柳雄亮墓志記其在周末先后歷賓部下大夫、納言下大夫、內(nèi)史中大夫，《周書》《隋書》蓋各取一任，并無正誤之分，這類校勘記宜刪。
北朝諸史由于缺少善本，魯魚亥豕之訛甚多，點校本校勘記已注意到“豳”“幽”“泰”“秦”等地名常因形近混淆。一畫之誤，涉及關(guān)鍵史實的差異，舊校雖多有考訂，據(jù)新出墓志方足定讞。如《北齊書》卷一六《段榮傳》云其“天平三年，轉(zhuǎn)行泰州事”，原校勘記云：“三朝本、汲本‘泰’作‘恭’，他本作‘秦’。按當時無‘恭州’，秦州屬西魏?！А汀亍际恰灐！倍螛s墓志云：“然砥柱之北，龍津以南，乃上國之西門，誠偽境之東面，仍除泰州刺史?！睋?jù)志文所述山川形勢，為“泰州”無疑。又《魏書》卷一六《道武七王傳》記元世遵兩任幽州刺史，元遵墓志記其后一任為“豳州刺史”，志文云其“歷宰五州”，綜合志、傳記載知其先后歷幽、青、豳、荊、定五州，當以“豳州”為是。甚至宋本已存在的闕文，亦有可據(jù)墓志補正者，如《魏書》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傳中》記元朗“贈都督瀛冀二州諸軍事、□□將軍、尚書右仆射、冀州刺史”，據(jù)元朗墓志知所脫當是“中軍”二字。
一些更為復(fù)雜的問題也可依靠墓志提示的線索得到解決。如《魏書》卷六三《王肅傳》云王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北史》卷四二《王肅傳》無卒字，王孝康墓志記其卒于天統(tǒng)二年，則《魏書》天保五年書成奏上時，王孝康仍在世。依《魏書》體例，僅記載入齊士人在東魏末的任官，此處“卒”字疑為衍文。又《北齊書》卷四《文宣紀》云“（天保十年）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此處“元世”下有脫文，點校本?？庇浽疲骸氨緯矶思啊侗笔贰肪硪痪拧对貍鳌纷鳌勒堋?，這里脫‘哲’字?！薄侗笔贰肪砥摺洱R本紀中》?？庇洆?jù)李慈銘《北史札記》所云“考《魏書·任城王云傳》有世哲，武定中吏部郎，為仆射世俊之弟，即云之孫，而未嘗有始平之封”，并指出：“《魏書》卷二一下《彭城王勰傳》，勰子子正封始平王，子欽，字世道襲，入齊，隨例降爵。則此始平公應(yīng)是元世道，即元欽，而非元世哲。”不過仍認稱“但元世哲亦是同時被殺者，見本書卷一九《元韶傳》”。元睿墓志（字世哲）已于近年發(fā)現(xiàn)，知其早已在天保三年去世，則“元世”下所脫絕非“哲”字，疑當作“元世道”。
進一步擴展史料的范圍，《集古錄跋尾》、《金石錄》等宋人金石著述中的引文，雖吉光片羽，仍不乏有重要價值者。如《魏書》卷三一《于栗磾傳》記于烈遷屯田給納，《金石錄》卷二一引《后魏太尉于烈碑》作“屯田給事”。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載太和十九年詔云“原出朔土，舊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zhèn)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為姓”。和平二年文成帝南巡碑碑陰題名中常見給事一職，蓋是北魏前期帶有胡族制度特征的官名。直至太和十七年《前職令》中，給事仍位從三品上階，疑當作“給事”。造像題記中亦有可資?？闭撸珏X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據(jù)楊大眼造像記考《魏書》卷七三《楊大眼傳》中“安成縣開國子”為“安戎縣開國子”。又《隋書》卷六二《元巖傳》云其“進爵平昌郡公”，開皇五年重修七帝寺碑有“前刺史昌平公元巖”，開皇十六年正解寺殘碑中亦有“昌平公元巖”，疑“昌平”是?！段脑酚⑷A》所收庾信撰碑志雖已在點校本中得到利用，個別新出墓志仍有重要價值。如《文苑英華》卷九四七《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志銘》，宇文顯墓志原石已發(fā)現(xiàn)，知《文苑英華》“安吉縣侯”下脫“魏武皇帝龍潛蕃邸，躬勞三顧，爰始詔謀，公乃陳當世之事，運將來之策，帝由是感激，遂委心焉。武帝即位，除冠軍將軍、直閤將軍、閤內(nèi)都督，別封城陽縣開國侯”一段關(guān)鍵文字，恰可證《周書》卷四〇《宇文神舉傳》記父顯和封“城陽縣公”蓋“城陽縣侯”之誤。
盡管墓志敘其先世歷官，往往有夸飾之處，若加以甄別，有時亦能提示重要線索。如《北齊書》卷四二《盧潛傳》記其從祖兄懷仁，歷太尉記室、弘農(nóng)郡守。盧敷墓志云高祖懷仁“以后舅遷神農(nóng)郡守”，盧思順墓志、盧元福墓志皆記曾祖懷仁為神農(nóng)郡守。以上三志年代雖距北齊稍遠，所記高度一致，復(fù)檢《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江都郡高郵縣下小注云：“梁析置竹塘、三歸二縣，及置廣業(yè)郡，尋以有嘉禾，為神農(nóng)郡。開皇初郡廢?！敝饼R曾置神農(nóng)郡。弘農(nóng)郡時為西魏所據(jù)，興和中東魏曾于汲郡陳城僑置恒農(nóng)郡以撫流民，郡廢于北齊。北齊是否長期僑置弘農(nóng)郡反倒存疑，神農(nóng)郡至少可備一說。
三
以上枚舉諸例，雖分屬不同類型，仍不脫宋以來學(xué)者運用金石校訂史籍之舊轍，若追步唐長孺主持整理“北朝四史”的示范，如何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規(guī)范下，系統(tǒng)審慎地在古籍整理中運用石刻這類“他?！辈牧?，除了實踐的累積，仍需在方法論上有所思考。
清代金石學(xué)作為乾嘉學(xué)術(shù)的一部分，方法上蓋以考據(jù)為旨歸，廣受稱譽的“北朝四史”整理某種意義上可視為這一傳統(tǒng)的殿軍。其整理即廣泛收集各種材料，校訂史籍記載的訛誤，實際上涵括了?？迸c訂誤兩個不同層次的工作。現(xiàn)代古籍整理規(guī)范經(jīng)過“二十四史”點校的實踐方得以確立，與早期整理本多“不主一本，擇善而從”不同，在此之后底本式?？背蔀閷W(xué)界普遍遵循的工作原則。這一原則背后的理念是古籍整理當以恢復(fù)原書面貌為宗旨，校勘的目的是訂正古籍傳寫刊刻過程中的訛脫，而非訂正史書記載的錯誤，但落實在具體工作中，因各人認識不同，去取的尺度差異頗大。大約受到兩個因素的左右，一者，何為古籍“原貌”，往往取決于整理者的判斷，從而影響校改的尺度；其次，非考史無以校史，版本校中發(fā)現(xiàn)的異文，援據(jù)各種他校材料方能判定正誤，?？迸c考證本是一體兩面，這在“二十四史”點校與修訂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具體到北朝諸史，除《隋書》外，其他四史由于素乏善本，南監(jiān)本以下諸本皆直接或間接祖自三朝本，后出版本的異文多據(jù)《北史》改動或刻版時據(jù)上下文意徑改，恐無依據(jù)。以版本校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整理規(guī)范，未必有效，甚至?xí)a(chǎn)生誤導(dǎo)。如《魏書》卷四五《辛紹先傳》記辛祥弟少雍，字季仲，修訂本校勘記據(jù)他本及《北史》卷二六《辛紹先傳》改作“季和”。今檢辛祥墓志志尾云：“弟季仲，給事中。”即其人，底本本不誤，修訂本所據(jù)他本（即南監(jiān)本以下諸本）之異文，疑系據(jù)《北史》改動。又《周書》卷三〇《李穆傳》云“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贝颂帯巴匕巍北咀缘畋?，三朝本以下諸本皆作“?拔”，點校本?？庇涬m注意到殿本依《北史》改，并無版本依據(jù)，但以為“拓”“?”都是譯音，故從殿本。修訂本?？庇浹a充李賢墓志云“建國?拔，因以為氏”，仍未改回。今檢賀蘭祥墓志志尾記“長女嫡拓拔氏，……次女嫡?拔氏”，知“拓拔”“?拔”乃是不同的兩姓，不能混同。
《資治通鑒》《冊府元龜》等書引文較南監(jiān)本以下諸本更多地保留了北朝諸史宋本的面貌，對于我們判斷校改尺度具有重要作用。如《魏書》卷二二《孝文五王傳》云“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北史》卷一九《孝文六王傳》底本亦作“文穆”，點校本?？庇浿赋觥段簳肪硪灰弧冻龅奂o》、元懷墓志、元懷子元悌和元誨諸墓志、《洛陽伽藍記》卷二平等寺條、《金石錄》卷二《范陽王碑跋》等皆作“武穆”，仍出校不改，修訂本則改字出校，或出于與《北史》校改尺度一致的考量。今檢《資治通鑒》卷一四八亦作“廣陽文穆王”，知司馬光所見宋本已誤，由于“文穆”“武穆”不存在致訛軌跡，從保存《魏書》《北史》原貌角度，出校不改更為穩(wěn)妥。又《周書》卷三五《崔謙傳》記崔說贈鄜延丹綏長五州刺史，“長”，修訂本校勘記引《文苑英華》卷九〇四《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作“恒”，似未注意到《文苑英華》周必大校記云“《周書》作‘長’”，則《周書》宋本即作“長”。按《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記廢帝三年春正月改南夏為長州，其地與鄜延丹綏相鄰，“長”恐不誤。無論“長”“恒”孰是，以《周書》原貌而言，此條校記本不必出。又《魏書》卷四四《羅結(jié)傳》記子羅斤“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修訂本?？庇浺伞八牟俊睘椤拔鞑俊敝?。今檢羅宗墓志云：“曾祖斤，侍中、羽真、四部尚書。”穆亮妻尉氏墓志亦記“祖侍中、散騎常侍、建義將軍、四部尚書、西陽公”，知北魏前期有四部尚書之職，此處“四部”絕非“西部”之訛。即使沒有石刻書證，《冊府元龜》卷四七八、卷六五二、卷六五四、卷六五五諸卷皆作“四部”，知《魏書》宋本即作“四部”。
在版本校所能提供線索相對有限的情況下，致訛軌跡是我們判斷異文是否為傳寫之誤的重要依據(jù)，除上文述及“豳”“幽”“泰”“秦”等地名外，如《北史》卷一五《魏諸宗室傳》記元季海字元泉，元華光墓志志尾云：“弟……馮翊王諱季海，字九泉?！痹氯崮怪驹疲骸案钢M季海，字九泉。”“元”“九”是常見的形訛。又《魏書》卷一九下《景穆十二王傳下》記元顯恭“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元恭墓志（字顯恭）作“都督東荊州諸軍事、中軍將軍、東荊州刺史”，而《魏書》卷一〇《孝莊紀》有“中軍將軍、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傳疑脫“東”字。其他多數(shù)情況，或雖有正誤之別，更可能是史書記載本身的錯誤。如《隋書》卷三九《陰壽傳》記其封趙國公，《北史》卷七三《陰壽傳》、陰云墓志皆作“趙郡公”，是時獨孤羅亦封趙國公，同時似不當有兩“趙國公”，疑“趙郡公”是。復(fù)檢《隋書》卷二《高祖紀下》有“趙國公羅云”，羅云即陰壽之字，《隋書》很可能本誤記作趙國公，此誤并非流傳過程中的訛脫?！岸氖贰钡狞c校與修訂在以?？睘橹鞯那疤嵯拢欣m(xù)清代以來學(xué)者的工作，早已將不少考訂史實的校記囊括其中，出?？急嬲`本屬應(yīng)有之義。若在沒有致訛軌跡的情況下，輕率地校改原文，則混淆了?？迸c訂誤這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工作。
金石證史除了要在實踐中區(qū)分?？迸c校正外，以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標準而言，將碑志與史傳比勘前，首先需要對石刻與正史的同源關(guān)系作充分的考察。趙明誠《金石錄序》云“蓋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傳統(tǒng)金石學(xué)家往往偏信出土石刻。唐長孺在“北朝四史”整理的實踐中有更敏銳的觀察，嘗云“傳和志互見，未必傳誤。此類封爵、歷官、名字、謚號等史、志不同的很多，凡不能斷定史誤者，今后不一一出校記”。所謂傳、志記載多有不同，蓋緣于部分碑志與正史傳記并無同源性。若將《周書》傳記與庾信所撰碑志比較，不難發(fā)現(xiàn)碑傳間的同源關(guān)系并不一律，如齊王宇文憲是周武帝時重要的政治人物，《文苑英華》卷八九〇《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所記憲歷官時間多與《周書》紀、傳不同，兩者蓋各有史源。在史源不同的前提下，碑志與本傳記載的諸種分歧并無明確的正誤關(guān)系，實不必引入校訂。這類與傳迥異的北朝墓志，近年多有發(fā)現(xiàn)，其中以宇文測、裴政等人的墓志最為典型。同一人碑、志與正史傳記的同源關(guān)系往往也有差別，如《文苑英華》卷九〇五《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神道碑》，1996年又在寧夏固原發(fā)現(xiàn)了田弘墓志，比較神道碑、墓志與本傳，庾信所撰神道碑與《周書·田弘傳》的同源性更近，這類情況只要取用碑、志中與本傳有同源性關(guān)系的一種即可，不必貪多務(wù)得。
《周書》卷二九《楊紹傳》提供了一個更典型的案例，本傳云紹“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點校本?？庇浺段酿^詞林》卷四五二《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云“祖國，鎮(zhèn)西將軍。父定，新興太守”，祖、父姓名官爵似有誤倒。今檢楊紹墓志云：“祖興，仕魏，官至安西將軍、金紫光祿，封進昌侯、新興郡守。父國，終于中散大夫、征虜將軍、司州刺史?！敝吨軙匪泴嵱兴?，并非誤載。楊紹子楊雄墓志云“祖國，魏金紫光祿大夫、新興太原二郡守、穆公”，雖仍稱紹父名國，然已將新興太守一職從楊興移至楊國頭上。若作進一步考察，《后周大將軍楊紹碑銘》蓋楊雄入隋貴盛后，由薛道衡所撰，與《周書》本傳出入頗多，并無同源性。不過楊紹碑所敘先世又與《求古錄》載《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新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等一致，后來成為武則天母家楊氏對其祖先的標準敘事，而撰于北周建德元年的楊紹墓志則與傳同源。楊紹墓志雖系流散出土，其家族墓志已有多方先后刊布，相互印證，可靠性并無問題，而《周書》點校本的修訂，或宜取用與傳有同源關(guān)系的楊紹墓志?？偠灾?，期待今后金石校史、證史的實踐中，對于碑志與本傳史源關(guān)系的考察成為相關(guān)研究的前置條件。
四
本書以《貞石證北朝史》為題，比勘取用碑志資料的尺度較之“二十四史”整理為寬，除?？蔽淖?、考訂史實外，對于碑志與史傳史源不同者，亦存錄其對同一史實的不同記載，同時酌情附存碑志中獨見的如名字、謚號、官爵等具有史料價值的記錄，嘗試分?？?、訂誤、錄異、補遺四個不同的維度，揭示碑志的史料價值。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序錄嘗云：“然而紀氏之為《提要》也難，而余之為辨證也易，何者？無期限之促迫，無考成之顧忌故也。且紀氏于其所未讀，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則惟吾之趨避。譬之射然，紀氏控弦引滿，下云中之飛鳥，余則樹之鵠而后放矢耳。易地以處，紀氏必優(yōu)于作《辨證》，而余之不能為《提要》決也?！睂W(xué)如積薪，隨著資料的豐富、檢索手段的完備、研究的深入，有一得之愚，后出轉(zhuǎn)精，或?qū)兕}中之義。如能為北朝諸史之諍友，實屬幸事。本書撰寫時曾參考前賢時彥的相關(guān)著述，從趙萬里、羅新、葉煒、梁春勝等學(xué)者的研究中獲教尤多，責編王志濤逐一查核引文，提示相關(guān)材料與意見，避免了書中的不少錯誤，在此深表感謝，也期待學(xué)界同仁的批評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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