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快出來,部隊的吉普停咱家門口!”——1949年4月25日清晨,南京大中橋8號院里響起這一聲招呼,把剛灌下一口熱稀飯的鄰居們全都驚得放下筷子。
兩輛美式吉普車一前一后,油門聲沉穩(wěn),沒有一點緊張氣息。車門打開,下來的是位披灰色披肩、妝容極淡的女子。她微笑著向院里幾位老太太點頭,神色從容,好像只是換了輛順風車回家。隨車的解放軍軍官立正敬禮,在門口站到她走進小樓,隨后吉普悄悄駛離。圍觀人群面面相覷:那不是張?zhí)珕??上周還跟我們搓了一夜“清龍七對”的那位。
當天傍晚,有人去向電料公司門衛(wèi)打聽,才曉得她下午被請到第三十五軍軍部參加簡短茶敘;聽說連兵團司令員都親自握手,稱她“渡江功臣”。茶樓里一傳十、十傳百,“張?zhí)?地下黨”成了小報最勁爆的消息。真相叫院里那些自詡閱歷老到的男東家們都有些尷尬:案板上剁肉的動靜都能聽得見,竟沒覺出身邊藏著一條“深海鯊魚”。
事情得從二十七年前說起。1907年,她在寧波綢布行大宅里出生,乳名阿亮,后來改名陳修良。父親早逝,母親陳馥毅然挑起家業(yè),也把“女兒要讀書、要頂天立地”刻進家訓。15歲那年,陳修良進寧波女子師范,迷上新思潮,《新青年》、梁啟超、孫中山成了枕邊書。她寫了篇《救世芻議》,學校認定她“赤化”,干脆把人開除。被“掃地出門”的那天,她對同學揮手:“書還可以換地方讀,骨頭別換顏色?!?/p>
再到上海,她考入國民大學,轉眼就混進共青團。寫材料、辦壁報、組織罷課……她干得風生水起。22歲時,經組織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理論底子就在那兒筑牢。也是在那里,結識了同樣失去黨組織聯(lián)系的沙文漢。1929年回國,兩人在上海的小弄堂里簡單辦了婚禮——雙方見禮人湊不齊,只好讓房東老太太和巡夜警察當證婚。
1930年代白色恐怖高壓,他們時而混跡報館,時而輾轉日本,通過遠東情報站找黨。再失聯(lián)、再尋找,成了生活常態(tài)。有人說那段日子像貓捉老鼠,可他們覺得更像躲迷藏——一旦被燈光照到,命就沒了。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把南京經營成密不透風的“特務巢”。1946年,華中局決定重植地下網絡。誰去?名單最后停在陳修良那一欄。她用僅剩的半天時間抱著四歲女兒發(fā)呆,然后把孩子遞給沙文漢。沙文漢在院子里朗聲念了一句自作的打油詩:“虎子要得須入穴,今日虎穴是南京!”
進城后,她化名“張?zhí)?,住進柏焱夫婦家。身份設定得極為講究:富家寡嫂,嗜麻將,怕吵鬧。怕吵鬧是幌子,真正目的是減少串門次數,降低暴露風險。暗號、聯(lián)絡點、交通員線都重新布好,她對手下叮囑:“地下工作像酵母,發(fā)面的是群眾,看不見我們最好?!?/p>
機會很快來敲門。1947年初夏,一個暴雨夜,方休悄悄告訴她:小舅子是軍統(tǒng)少校,回家時落下一只手提包。包里有密寫本,疑似作戰(zhàn)密碼。陳修良的第一反應不是藏,而是“影印”。緊接著她調來盧伯明夫婦,三人分工抄錄,終于在天亮前對照無誤地謄完。那份《陸海空兵力綜合變更表》三日后送往延安,被列為“甲級情報”。
更大的魚接二連三游入網中。她用“偶遇+寒暄+試探”的老套路,鎖定了國防部技術委員會副署長汪維恒——其實是我黨“失聯(lián)干部”。一次餐廳里假裝找錯桌,“汪先生,您是不是也喜歡俄式紅菜湯?”——短短一句暗號,確認了彼此身份。三天后,密件厚達八厘米的公文袋被交到她手上。后來顧祝同大罵情報系統(tǒng):“共產黨居然比我知道得還早!”
1948年底,她把目光盯向空軍。B24重型轟炸機八大隊隊員俞渤原本就對內戰(zhàn)沒興趣,一番交談后決定“干一票大的”。12月16日晚,三顆一千磅航彈砸向總統(tǒng)府上空,蔣介石狼狽躲進防空洞。俞渤等五人隨后飛抵石家莊,飛機完好,人員到齊。這一幕成了解放軍航空兵史上的傳奇開端。
空軍起義刺痛了南京當局,卻擋不住海軍也跟著動搖。1949年2月,“重慶”號巡洋艦士兵先下手為強,把軍官集中在會議室反鎖,打出“士兵解放委員會”旗號。艦長鄧兆祥很干脆,直接宣布響應。我軍接收時笑稱:“蔣先生給我們留了件大禮?!?/p>
同月,陳修良又聯(lián)系到總統(tǒng)府警衛(wèi)師師長王宴清。王宴清明知“背叛”后果,仍帶一個營夜渡長江。船靠北岸,他舉槍對著自己腰帶位置說:“我把腦袋系這兒,可總得有人把繩子剪斷。”這支精銳隨后編入第三十五軍,為渡江戰(zhàn)役打開缺口。
1949年4月23日夜,解放軍百萬雄師過江,南京城防指揮體系已麻痹到近乎癱瘓。次日晨,指揮部要給這位幕后功臣補辦“迎功手續(xù)”,才有了兩輛吉普護送她回家的那一幕。
直到軍車油門消失在街角,院內老李仍嘟囔:“原來真正的牌桌不在巷口,而在戰(zhàn)場?!闭f者無心,聽者動容。那一年南京易幟,十六歲的鄰家小伙后來參軍,他回憶:自己做決定的瞬間,腦海里閃現(xiàn)的不是連天炮火,而是那個輕聲說“多謝讓路”的旗袍女人。
1949年的這一場隱秘較量,勝負已明;更耐人尋味的是,它告訴人們:真正的鋒刃,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里。陳修良沒寫自傳,也極少受訪,留下的只有一句淡淡的話——“能做事,就別讓同伴知道風險;能勝仗,就別讓敵人知道理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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