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深秋的成都平原，天空被一種不祥的轟鳴撕裂。72 架日軍 “九六” 式轟炸機如黑云壓城，在 “轟炸之王” 奧田喜久司的指揮下，直撲這座西南防空重鎮(zhèn)。彼時，中國抗戰(zhàn)已進入艱難相持階段，重慶正遭受長達六年的無差別轟炸，近萬同胞葬身火海，而成都的天空，即將上演一場足以改寫空戰(zhàn)歷史的悲壯對決。

自 1938 年起，日軍的轟炸鐵蹄便踏遍中國西南。作為戰(zhàn)時首都的重慶首當其沖，218 次戰(zhàn)略轟炸中，9513 架次日機投下 2.16 萬枚炸彈，1.19 萬人死亡，1.41 萬人受傷，1941 年 6 月 5 日的較場口大隧道窒息事件更是造成數(shù)千人慘死。但日軍的暴行并未止步，1939 年 10 月，中蘇飛行員突襲漢口機場，摧毀 60 余架日機，徹底激怒了日軍。他們將報復的矛頭對準成都 —— 這座擁有鳳凰山、太平寺等重要空軍基地的戰(zhàn)略中樞。

奧田喜久司正是這場報復行動的策劃者。這位出身日本軍人世家的海軍大佐，曾在美國研習航空戰(zhàn)術(shù)，因指揮轟炸南京、重慶的暴行得名 “轟炸之王”，是侵華日軍中罪大惡極的空戰(zhàn)悍將。1941 年 11 月 4 日，他親率三大航空隊 72 架轟炸機來襲，機群分成三路，企圖一舉摧毀中國空軍西南防線。只是他未曾料到，18 架戰(zhàn)機因機械故障折回，剩余 54 架敵機的行蹤，早已被中國空軍鎖定。

成都空軍第 3 路司令部的警報聲劃破長空，29 架驅(qū)逐機直沖云霄。第 29 中隊副中隊長鄧從凱駕駛法國地瓦汀納 D-510 戰(zhàn)斗機，在機群中格外醒目。這位廣東航校畢業(yè)的王牌飛行員，座艙早已刻滿與死神擦肩的痕跡，此次出戰(zhàn)，他眼神堅毅如鐵。

日軍投彈后開始返航，鄧從凱在混戰(zhàn)中敏銳捕捉到一架與眾不同的敵機 —— 機身上的特殊標識暴露了其領航機身份。那正是奧田喜久司的座機。他猛地推油門，戰(zhàn)機如離弦之箭沖向敵陣，數(shù)架日機立刻圍攏過來，機槍子彈在座艙周圍織成火網(wǎng)。但鄧從凱如孤膽俠客，單機硬生生撕開包圍圈，死死咬住目標不放。

奧田喜久司徹底慌了。這個自詡空戰(zhàn)神話的劊子手，從未見過如此不要命的對手。他拼命做出機動動作逃竄，兩機在仁壽與簡陽交界的上空展開生死較量。鄧從凱兩次猛烈掃射，日機左翼與尾部先后受損，冒出滾滾黑煙。但奧田仍在頑抗，直到鄧從凱第三次開火，精準擊中油箱與引擎 ——“轟隆” 一聲巨響，敵機爆炸著火，墜向三岔壩觀音橋的荒坡。

而鄧從凱的戰(zhàn)機也多處中彈，最終撞在大樹上解體，這位 20 多歲的青年飛行員壯烈犧牲。他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擊落的，是中國抗戰(zhàn)以來軍銜最高的日軍空軍將領。

眉山老兵劉景軾至今記得那天的場景。作為防空司令部參謀，他趕赴墜機現(xiàn)場時，焦黑的殘骸還在冒煙。在一具燒焦的尸體旁，他們發(fā)現(xiàn)了關(guān)鍵物證：一把刻有 “爆擊之王” 的佩劍、一枚 “奧田大佐” 印章，還有一只護身銀佛。這些物件，成為 “轟炸之王” 斃命的鐵證。

日軍基地最初以為是中國的假新聞，直到確認遺物才被迫接受現(xiàn)實。戰(zhàn)后，日本為奧田喜久司追授海軍少將，更反襯出這場勝利的分量。要知道，當時中國空軍裝備雖有蘇制伊 - 16、伊 - 152 等戰(zhàn)機支援，但與日軍相比仍有差距，這樣的戰(zhàn)果堪稱奇跡。

這場空戰(zhàn)的意義遠超一次戰(zhàn)術(shù)勝利。在重慶大轟炸的陰霾下，在 “日本不可戰(zhàn)勝” 的謊言籠罩中，鄧從凱用生命證明了中國軍人的血性。成都民眾奔走相告，鹽市口廢墟上的商販挺直了腰桿，皇城壩的茶館重新飄起茶香，正如巴金所寫：“成都在燃燒，但成都人的心沒有燃燒完?！?/p>

如今，天府廣場的和平鴿掠過藍天，春熙路的歡聲笑語此起彼伏，但人民公園的抗戰(zhàn)紀念碑、“七二七慘案” 遺址仍在無聲訴說歷史。鄧從凱烈士的遺骸雖未尋獲，但他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空軍的英雄譜上。那場空戰(zhàn)留下的，不僅是擊落日軍最高軍銜空軍將領的戰(zhàn)績，更是中華民族在絕境中不屈的精神密碼。

從重慶的防空洞到成都的長空，從百姓的堅守到軍人的犧牲，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所謂和平，從不是天賜的禮物，而是用熱血鑄就的豐碑。當我們捧起那枚護身銀佛的復制品，當我們仰望鄧從凱曾經(jīng)戰(zhàn)斗過的天空，更應銘記：哪有什么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曾為我們以身許國。

80 多年過去，硝煙早已散盡，但那聲長空巨響永遠回蕩在民族記憶中。它提醒著每一個中國人：唯有自強不息，方能守護家國安寧；唯有銘記先烈，方能開創(chuàng)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