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臨終前的兩個電話，為何會選擇打給他們？交代了哪些后事？

1950年6月10日早上，臺北馬場町看守所，行刑通知已經(jīng)到了，時間壓在中午，院子里空氣悶著，腳步聲輕，門口守的人眼神不多，吳石起身，提了兩件事，洗臉刮胡子，打兩個電話，警總那邊對視一眼，拖了會兒，還是點頭，讓他去做。

兩個號碼拿到手上，沒找親屬，也沒找孩子，撥出去的，是周至柔，是陳誠，這兩個人名擺在那兒，關系夠近，位置也夠高，先接到的是周那頭，保定軍校同窗，當年病得下不了床，是他背著進醫(yī)院的，抗戰(zhàn)歲月里也一起辦過事，按常理一句寒暄總能說上，話筒那頭只拋回來四個字，我在開會，電話斷掉，屋里一陣安靜，旁邊的人沒插話，手表滴答走，像是這個場子里該有的聲音。

這會兒身份標簽貼死了，共產(chǎn)黨潛伏高層，泄密大案的主犯，中央批了的必殺之列，誰接他電話，哪怕一句問候，口風傳出去容易出事，周至柔那段時間剛被重新起用，位置往上走，身上不敢有一點印，動作冷，倒也合規(guī)，吳石不見得不懂，只是想看一眼，過往這層交情還能不能撐到今天，結果清清楚楚，撐不到，話也就停在那一刻。

第二個電話撥給陳誠，稱呼用的是辭修兄，這個名字分量不同，國府里的二號人物，蔣介石信得過，軍政系統(tǒng)有人脈，保定同學關系在前，最要命的是有生死債，戰(zhàn)場上撈過命回來，這種賬不寫在紙上，記在心里也跑不掉，電話接通，陳誠頓了一下，沒掛，沒轉，直接對話。

后事說得利索，老婆身體不濟，孩子年紀小，人在臺灣沒有依靠，盼你照應，身份不再解釋，立場不再辯白，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做的是我認定的事，沒后悔，語氣不求，也不硬，只把話擺平，交代給能辦的人去辦，陳誠那邊收住，回了一句，你放心，我會處理好，通話就這么收尾。

往后幾年，處理這兩個字落成了具體的安排，吳健成進了臺大，后來又被悄悄送去美國讀書，家里生活有人看著，錢從哪兒出不寫名，不留條，門口沒有人盯著貼標簽，報紙上沒有文章點名，家屬像被遮了一層紗，看得見又夠不著，該過日子的人能過下去，陳誠不把這件事往外講，不寫信，不留痕，話在電話里說過，事情在桌下做完。

一直有人問，他為啥不走，渠道有，飛機也能調，照日程推一推是能避開這一天的，案子早就塌了，蔡孝乾那條線斷了，情報網(wǎng)面上地下都露了頭，往后每一步都踩在亮處，他留在臺灣不動，收東西，交清名單，是往后拖一點時間，護住還沒暴露的人再轉一下，挪一挪位置，電話不是臨時起意，想好打給誰，心里早有賬。

第一個電話像把刀劃過舊賬本，你接不接，態(tài)度擺在那里，接不到就到此為止，第二個電話像把籌碼壓給一個人，你欠的命擺在那里，能不能兌看你誠信，兩個號碼，一去一回，一個斷在鈴聲后，一個沉到生活里，午時到了，他刮過胡子，衣扣扣好，走到那塊地上，沒多說一句話，蔣介石親批的應即槍決，程序走完，紙面上的結尾落下。

留下來的，不在墻上，不在碑上，倒在兩通電話里接續(xù)著，人情和信義那種東西，不能成文，也不好宣講，往往不值錢，可有時能護命，政治的風口里話少事密更管用，吳石不是愛用大詞的人，不拿理想當口號，他做這行，早知沒有好下場，該來的終究來了，不求情，不喊冤，最后想確認的，只是還有誰記得那段同窗同袍。

“無他，煩請轉告周至柔不必介懷，同窗一場，也算圓滿”，這句留下，既像道別，也像把門關上給對方留一步，誰能做什么心里都明白，不必再推，陳誠那邊接了托付，押的不是權，是信譽，這一回押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