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晚清顯赫的世家，是曾國藩最寵愛的外孫女，也是宋美齡的閨中密友。

這樣的出身，她卻堅持要嫁給一個落魄書生，家人好友無一人理解。

可當她的丈夫死后，國家卻為其鑄立銅像，她是誰？她的丈夫又為何獲此殊榮？

世家瘋小姐

二十世紀初，上海的法租界里，有一座宅邸始終靜立在鬧市一隅，這就是“聶家花園”。

這座宅邸的主人聶緝椝是晚清上海道臺、曾國藩的女婿，仕途顯赫，世家氣派。

而在這片雅致的花園中，一位小女孩，正翻著墻頭偷偷溜出宅門，奔向街角戲院。

這個膽大妄為的小姑娘，名叫聶其璧，是聶家的幺女，也是曾國藩最小的外孫女。

聶其璧出生于1900年，自小聰慧靈動，喜歡在花園里的假山上攀爬，也喜歡鉆進馬廄，與馬夫學著牽馬、擦鞍。

她時常偷偷翻過高墻，穿上男裝混跡于市井之間，只為去看看最新的“洋人電影”。

家中下人初見她如此“頑劣”，都嚇得直往夫人那兒告狀，可夫人曾紀芬只是笑著擺擺手：“讓她鬧吧?！?/p>

這位夫人，曾是曾國藩最疼愛的女兒，自幼飽讀詩書，有膽有識，在清末官場夫人中都頗有聲望。

她對女兒的“出格”行為不僅不阻攔，反而格外包容，于是，聶其璧成了家族中公認的“瘋小姐”。

別家的小姐們學規(guī)矩，她讀洋書；別人學刺繡，她學劍術；別人以嫁人傳宗接代為天命，她卻在家中高聲朗讀莎士比亞和法文戲劇。

她十歲那年，在家庭長輩的一次茶會上，突然起身，用流利的法語背誦了《悲慘世界》的一段臺詞，把幾位剛從法國回國的“新式紳士”驚得目瞪口呆。

更讓人咋舌的是，她隨后竟坐下來與客人談起“民主與自由”，這在當時，是足以令普通小姐“禁足半年”的“大逆不道”。

十三歲那年，她進入了上海最負盛名的圣瑪利亞女校。

她在這里第一次穿上束腰裙、第一次跳探戈、第一次接觸維多利亞文學，她的世界被徹底打開了。

也正是在這里，她遇見了另一個讓她人生軌跡悄然改變的人，宋美齡。

那個時候的宋美齡還只是宋家的三小姐，她們初次見面是在圖書館，彼此因為爭一本《簡·愛》而結識，爭吵幾句后竟意外地“意氣相投”。

兩個“叛逆”的女孩，迅速成為好友，她們一起讀書、跳舞、喝下午茶，甚至偷偷混進男校聽演講。

她們談夢想，談女性的地位，談婚姻與自主，那時候的聶其璧堅定地說：“我絕不會嫁給一個我不愛的人。”

這句話，在當時被視為“異端”，卻成了她后來一生愛情選擇的伏筆。

千金下嫁

聶其璧作為曾國藩之后、聶道臺之女、宋美齡的閨中密友，從小錦衣玉食、才貌雙全。

她身邊圍繞著的，從不乏銀行家的公子、督軍的兒子、留洋歸來的外交官，一個個西裝革履、風度翩翩。

前來“聶家花園”求親的隊伍，幾乎能從石庫門排到外灘，但偏偏，她選了個“名不見經傳”的窮書生，周仁。

周仁，一個出身湖南農村的青年，家境清貧，兄妹眾多，自幼聰穎。

中學時憑借一篇《岳陽樓記》新解被知名校長一眼相中，資助其赴美留學。

他在康奈爾大學深造，回國后在滬江大學任教，講課極有條理。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次滬江大學的學術講座上。

聶其璧當時以旁聽身份前往，本是為了打發(fā)時間，卻被他吸引了全部注意。

他講“技術救國”的時候，眼里閃著光：“我們不能永遠仰望別人造的鋼鐵，我們要造自己的橋、修自己的路、建自己的國。”

那一刻，她的心忽然就動了，之后她以“求教”為名走近他，遞過一封又一封親手寫的信。

起初周仁只是將她當作一個“興趣濃厚”的聽眾，直到有一天，她在信里大膽求愛。

周仁沉默了很久，終究還是回了信，那封信里，只有八個字：“敢問小姐，可棄繁華？”

聶其璧回了一句：“自有真情，不戀浮名。”

他們的戀情震動了整個聶家，長輩們集體反對，連堂兄弟姐妹都替她惋惜，但最終都沒有拗過她。

1925年，他們在上海一座小教堂里舉辦了婚禮，那天，宋美齡身穿淡藍旗袍，擔任伴娘。

婚后，聶其璧搬進了周仁在上海租界邊的教師宿舍。

她脫下華服，換上圍裙，從一個被人伺候的千金小姐，成了廚房里洗碗做飯的主婦。

但她不以為苦，反而樂在其中，不過，這段婚姻也不是“童話”，兩人也有爭執(zhí)，也有瑣碎。

有一次晚飯時，周仁夾了一口菜，吃到嘴里皺了皺眉頭，說咸了點。

聶其璧立馬放下筷子，臉一沉：“你覺得我做得不好吃，可以自己來?！?/p>

周仁也不服軟：“你說你是千金小姐，我還怕你不做飯呢?！?/p>

兩人不歡而散，那天晚上，廚房的門“砰”地關了，誰也沒再開口。

可第二天清晨，周仁發(fā)現(xiàn)桌上放著熱騰騰的豆?jié){油條，菜里沒放鹽，旁邊還貼著一張紙條：“咸淡你自己調?！?/p>

這一段婚姻，沒有錦衣玉食，沒有權勢庇護，但有無數(shù)真實細節(jié)堆砌出的平凡浪漫。

亂世之中

1937年，他們剛剛在上海安頓好生活，孩子們也進入了教會學校。

可日軍鐵蹄逼近，局勢驟變，滬上學界人人自危。

周仁所在的交通大學被迫南遷，而他作為工程系的中堅骨干，被安排負責大量貴重教學設備和研究資料的轉運任務。

從上海到湖南，從湖南再到昆明，背后是聶其璧在默默籌劃、奔走、頂住一切。

設備轉運的最大難題，不是搬運本身，而是鐵路系統(tǒng)的協(xié)調。

當時法國控制著滇越鐵路的部分管理權，調配車皮全憑一張“法語調度單”。

國內官員與法方交涉多次無果，眼看貴重儀器就要因拖延被棄，周仁急得直捶桌子。

這時，站在角落的聶其璧輕聲說：“讓我去試試。”

那天，她面對法國站長侃侃而談，用一口流利法語解釋設備的重要性、戰(zhàn)爭背景的緊迫性：

“如果你們不愿意讓出車皮，那就等于扼殺了一所大學的未來?！?/p>

那位站長最終給了她兩個空車廂，還親筆簽下調令，而周仁事后才知道此事。

可這只是風暴的開端，遷徙路上，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西南山路泥濘，蚊蟲滋生，幾次疫病流行，物資奇缺。

但聶其璧從未抱怨，她每天拎著破鐵桶去挑水，自己洗衣、做飯、照料年幼的孩子，晚上還陪丈夫整理資料、批改學生作業(yè)。

最艱難的一次，是在昆明物資極度緊張、校園被征用期間，孩子學校不得不中止教學。

為了讓孩子繼續(xù)讀書，聶其璧決定親自送兒子去數(shù)百公里外的友校插班。

她為孩子縫好背包、縫好針線包、在外套口袋里縫進緊急聯(lián)絡卡，然后把只有13歲的兒子交到列車員手中。

那個孩子在兩天一夜的車程后，安然抵達，獨立完成了入學手續(xù)。

抗戰(zhàn)勝利后，夫妻二人輾轉回到南京，重建校園與實驗室，一切似乎終于走上正軌。

但在特殊年代，周仁接連受批斗，那段時間，家中窗簾常年緊閉，鄰居也不敢登門。

聶其璧已經年近七旬，卻仍挺直脊梁守在丈夫身邊。

她每天親手做飯，送飯到牛棚，還在周仁挨打時偷偷塞進棉花止血，她是丈夫的盾，也是全家的傘。

1973年，周仁去世，聶其璧也已步入暮年，卻依舊端莊得體，神情溫和。

最后的風骨

1986年，一座莊重肅穆的銅像揭幕儀式，在江蘇省某高校的校園內舉行。

那是中國冶金陶瓷學泰斗周仁的塑像，高大挺拔，目光深邃，手持圖紙，站在講臺之上。

典禮現(xiàn)場人頭攢動，學界、政界、學生、媒體代表齊聚一堂，掌聲雷動。

但在人群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卻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夫人。

她滿頭銀發(fā)，發(fā)髻梳得一絲不亂；她穿著灰藍色呢子大衣，衣領處別著一枚細小的曾家老銀簪。

她，就是聶其璧，此刻的她，已經87歲高齡。

銅像揭幕的瞬間，陽光灑在周仁的雕像上，她緩緩抬頭，望著那座矗立在冬陽下的銅像。

很多人以為，她會哽咽，會激動，會在眾人面前說一些動情的詞句，可她什么都沒說。

銅像揭幕的次年，她安然辭世，被葬在南京烈士陵園，和丈夫周仁合葬一穴。

墓碑上，她的名字與丈夫并列，字跡同等大小，未冠“夫人”稱謂，只寫了名字和生卒年份。

她沒有留下傳記，也沒有寫回憶錄，人們能讀懂她的，是她沉默中的選擇。

她不是民國最有名的女人，卻是那個時代最有筋骨的女子。

世人或許記住了她丈夫的銅像，卻不應忘記銅像背后，那位銀發(fā)蒼蒼、卻風骨不倒的曾國藩外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