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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內文·卡勒帕利

編譯|任徵淼

編譯審核| 胡可怡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編者按

本文深入追蹤了錫克教分離主義運動“卡利斯坦”的全球化回潮，揭示了印度民族主義與海外僑民政治之間的復雜糾葛。文章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印度政府血腥鎮(zhèn)壓“金廟事件”以來，卡利斯坦運動從武裝抵抗，轉向僑民推動的合法政治訴求，其核心不再是暴力建國，而是更側重于追究印度政府在1980年代以來針對錫克族群的人權暴行。在美國和加拿大，錫克教社區(qū)的政治動員愈加活躍，形成了與印度中央政府之間的“跨國對抗”。政府被指在海外實施暗殺與監(jiān)視，同時通過親印游說團體在美國輿論場塑造“卡利斯坦＝恐怖主義”的污名化敘事，而錫克僑民則以和平公投、爭取國際關注、游行與法律行動回應。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與錫克教民族主義在全球僑民空間中形成了鏡像對抗的格局。文章既揭露印度國家機器對異議的長期壓制，也反思宗教民族主義如何跨越國界，重塑僑民政治的版圖。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錫克教徒聚集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緬懷印度政府軍襲擊阿姆利則金廟41周年。許多出席者都舉著黃色的卡利斯坦旗幟。圖源：蓋蒂圖片社

“名義上，我們已經(jīng)和印度處于交戰(zhàn)狀態(tài)?！惫艩柮鞯拢℅urminder Singh）對我說道。那是一個萬里無云的三月午后，數(shù)千人聚集在洛杉磯。國際組織“正義錫克人”（Sikhs for Justice，簡稱 SFJ）召集了來自加州各地的旁遮普人，參加最新一場“卡利斯坦公投”。他們要投票決定的議題很明確：是否支持在歷史上的旁遮普地區(qū)，建立一個獨立的錫克主權國家“卡利斯坦（Khalistan）”？這個國家將從歷史上的旁遮普地區(qū)中劃出，恰好橫跨分隔印巴的高度軍事化邊境線。

古爾明德是“正義錫克人”組織（SFJ）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分部的協(xié)調員，這些分部在太平洋地區(qū)也組織了沒有法律約束力的類似公投。古爾明德戴著眼鏡，胡須已經(jīng)泛白，他條理清晰地闡述了SFJ希望通過這一進程實現(xiàn)的目標。他表示，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從全球旁遮普僑民聚居地收集到的投票結果將于2026年提交給聯(lián)合國。根據(jù)投票結果，支持卡利斯坦的政治團體或將進一步推動相關訴求，主張生活在印度境內的旁遮普人應當享有自決權。

古爾明德解釋說，這次投票唯一的資格條件就是具有旁遮普族裔身份：無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還是基督徒，都被邀請來投票。但在洛杉磯現(xiàn)場，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顯然是錫克教徒。投票的隊伍蜿蜒繞過整條街區(qū)，旁遮普語媒體的記者們在現(xiàn)場采訪著情緒高昂的選民，他們時不時爆發(fā)出一呼一應的口號：“錫克人的土地萬歲！（KHALISTAN! ZINDABAD!）”。場地外圍的18輪大卡車上貼滿了醒目的圖像——一張是針對印度政要的“通緝令”，印度總理莫迪的頭像赫然在列；另一張則是特朗普總統(tǒng)在遇刺未遂后滿身是血卻神情昂揚的畫面，圖像上疊著閃亮的文字：“因政治觀點而成為襲擊目標（Targeted For Political Opinion）”——這暗示著加州鄉(xiāng)村錫克社群內部復雜的政治動態(tài)。

卡利斯坦運動最早登上全球新聞，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成群的錫克教徒在多年非暴力抗議政府剝奪旁遮普農村民眾權利未果之后，舉起了武器對抗印度政府。在印度境內，卡利斯坦支持者被定性為恐怖分子，爭取獨立的斗爭遭到壓制，任何公開表達同情的聲音都會被迅速噤聲，甚至招致更嚴重的后果。然而在海外僑民中，這個夢想從未消亡；卡利斯坦運動重新定位為一個致力于通過非暴力、合法途徑推動建國的政治運動。加利福尼亞廣袤的中央谷地——這個位于“全美最自由州”內部，卻以保守著稱的腹地——如今聚居著數(shù)十萬錫克教徒，已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據(jù)點之一。

在美國，這一運動憑借強大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已成為一股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力量，各方勢力紛紛尋求其支持。相應地，那些選區(qū)中擁有錫克社群的州級或聯(lián)邦政客，要么公開認同該運動的主張，要么至少會為卡利斯坦支持者的憲法權利發(fā)聲。

然而，圍繞卡利斯坦的高度情緒化政治爭議，也隨著這場運動的全球蔓延而擴散。對支持者而言，紀念卡利斯坦運動及其歷史上的武裝派別，是一種表達自由的體現(xiàn)；而在批評者看來，對該運動給予任何形式的支持都意味著在煽動暴力。

而這場運動確實面臨切實威脅。2024年，美國司法部指控一名印度政府雇員企圖在曼哈頓暗殺“正義錫克人”（SFJ）的主要發(fā)言人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而就在一年前，加拿大公民、卡利斯坦活動組織者尼賈爾（Hardeep Singh Nijjar）遭到暗殺。加拿大總理特魯多（Justin Trudeau）指責，兇手與印度情報部門存在關聯(lián)。

在洛杉磯的公投現(xiàn)場，那種疑神疑鬼的氛圍幾乎可以觸摸到。我似乎是現(xiàn)場唯一一位非旁遮普裔的記者。沒有一個選民愿意接受我的采訪，即便要求匿名也不行——他們擔心自己在旁遮普的家人會因此遭到報復。期間，一名組織者挑著眉朝我走來，帶著懷疑神情。他的疑慮在我向他保證自己是美國記者、而非印度記者后才暫時有所緩解，但我能感覺到，他依然在暗中打量我。這種恐懼揭示了印度政府對政治異議的鎮(zhèn)壓程度之嚴苛，即使在海外僑民之中，這種壓制依然陰影不散。

一、以鮮血灌溉旁遮普平原

錫克教徒在印度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2%，而卡利斯坦支持者在這其中又只是更小的一個分支。然而，在過去的50年里，這場為建立獨立錫克主權國家而進行的斗爭，已足以動搖印度邊境合法性的既定邏輯，以至于只要卡利斯坦的旗幟在世界任何地方升起，印度政府便會動用強大國家力量進行壓制。

錫克教徒的歷史以及后來卡利斯坦的淵源，都始于旁遮普（Punjāb）。旁遮普一詞源自波斯語，意為“五河之地”，指代這片擁有五條流經(jīng)河流的區(qū)域。并非所有旁遮普人都是錫克教徒，但幾乎所有錫克教徒都屬于旁遮普族裔。錫克教誕生于15世紀的旁遮普地區(qū)，其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反抗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中存在的等級制度。鼎盛時期，錫克帝國的疆域一度延伸至中國西藏。1849年，錫克人在第二次英錫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旁遮普地區(qū)被并入英屬印度。對許多卡利斯坦支持者而言，重現(xiàn)錫克帝國的昔日輝煌是建立獨立卡利斯坦國家的核心訴求。在這種敘事框架中，英國殖民時期與如今的印度政權都被視為錫克人更悠久歷史長河中被強行插入的兩次中斷。

1947年，在英屬印度災難性的分治過程中，旁遮普地區(qū)面臨著一個抉擇：要么保持整體，加入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要么按照宗教界線分割成穆斯林與非穆斯林聚居區(qū)兩部分——后者并入奉行世俗民主制度的印度。這個決定格外復雜。殖民時期的旁遮普是一個擁有約3430萬人口的連貫省份，橫跨今日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區(qū)，當時其人口中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比例大致相當，錫克人約占15%。

6月23日，旁遮普省議會投票決定將該省拆分。次日，《紐約時報》報道說，旁遮普古城拉合爾（現(xiàn)位于巴基斯坦境內）陷入了“大屠殺（holocausts）”般的宗教暴亂。據(jù)報道，該市六分之一的街區(qū)在暴亂中被毀。

在整個旁遮普省，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錫克教徒都遭受了報復性的相互屠殺，一直持續(xù)到獨立那一刻——巴基斯坦獨立日為8月14日，印度則為8月15日。旁遮普西部地區(qū)的數(shù)百萬錫克人與印度教徒向東逃往印度，而如今印度境內的穆斯林則踏上相反的旅程，前往巴基斯坦。滿載難民的整節(jié)火車車廂被縱火焚燒，許多徒步遷徙的人在途中喪命。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印度境內的旁遮普地區(qū)經(jīng)歷了更多的地理重劃。1966年，旁遮普地區(qū)東南部劃出了一個新的印地語區(qū)邦——哈里亞納邦；而北部地區(qū)的三分之一則成為喜馬偕爾邦。至此，錫克族在旁遮普剩余地區(qū)的人口中成為多數(shù)。

這個面積狹小的邦幾乎完全依賴農業(yè)經(jīng)濟為生。在印度中央政府與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的推動下，旁遮普農業(yè)開啟了工業(yè)化轉型——包括推行單一作物種植、引入孟山都公司（Monsanto）培育的種子以及使用現(xiàn)代化學肥料，這一系列舉措即人們熟知的“綠色革命（the Green Revolution）”。在富裕農場主的主導下，旁遮普邦的經(jīng)濟與糧食產量得到了顯著提升，也幫助印度從英國殖民地逐步轉型邁向現(xiàn)代民族國家。

然而，這場變革卻讓旁遮普大量錫克教農民陷入了無底的債務深淵——他們不得不借越來越多的錢，以滿足工業(yè)化市場的需求。對成千上萬的農民而言，一個種植季結束后，他們能夠“收獲”的只有愈發(fā)懸殊的貧富差距、普遍的失業(yè)問題，以及對德里中央政府愈發(fā)熾烈的不滿。

錫克教政界人士確曾向印度政府呼吁，為旁遮普邦爭取更大的自治空間。1973年，錫克政黨阿卡利黨（Akali Dal）提出《安南德普爾·薩希布決議》（Anandpur Sahib Resolution），在其中詳細闡述了一系列政治與文化訴求，包括在印度境內建立“錫克人自治區(qū)域”，并倡導為全國少數(shù)群體爭取更廣泛權利。該決議并未直接主張建立獨立國家，但最終仍未獲得中央政府的重視與采納。

到1984年，數(shù)起關鍵事件震動了這片“五河之地”的旁遮普，也動搖了整個印度。

1975年至1977年間，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以所謂“內部騷亂”為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tài)。當時，她因被控選舉舞弊而面臨政治前途的不確定。成千上萬的政治反對者在這段時期被英迪拉政府大規(guī)模逮捕。

隨后在1978年，一場錫克教內部的流血慘案爆發(fā)：一支非正統(tǒng)錫克教派與防暴警察在與正統(tǒng)錫克教徒的激烈對峙中開火，造成多人死傷。而最終，肇事者卻在所有指控中被宣判無罪。這一結果令許多正統(tǒng)錫克教徒認定——只要流的是錫克人的血，印度政府便不會為之伸張正義。在這樣的背景下，富有魅力的宗教領袖賓德蘭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開始崛起——他后來被追認為卡利斯坦游擊運動之父，并被尊奉為“烈士”（shaheed）。賓德蘭瓦勒本人并未親自參與武裝戰(zhàn)斗，也從未明確主張建立獨立卡利斯坦國家，但他積極號召民眾，為旁遮普爭取更大的自治權，同時鼓勵錫克教徒重新受洗、武裝自衛(wèi)。

1984年4月17日，錫克教領袖賓德蘭瓦勒（Jarnail Bhindranwale）和他的追隨者在印度北部阿姆利則。圖源：美聯(lián)社

在1984年之前的幾年里，旁遮普邦和德里地區(qū)的抗議者、武裝分子與警方之間沖突頻發(fā)。數(shù)十名平民示威者被警察開槍射殺。同時，一場要求建立更分權體制、賦予旁遮普等邦更多自主權的草根運動興起，最終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逮捕。相應地，旁遮普邦涌現(xiàn)出多個軍事化派別，這些派別在武裝斗爭中并非始終保持統(tǒng)一立場。

信仰不同宗教、手無寸鐵的旁遮普平民遭到了國家力量與非國家武裝行為體的雙重攻擊。叛亂分子搶劫銀行、突襲軍械庫，并試圖癱瘓邦內交通基礎設施。1983年，旁遮普邦首席部長達爾巴拉·辛格（Darbara Singh，一名錫克教徒）下令警察展開鎮(zhèn)壓，大批青年被拘捕甚至殺害，而施暴者完全未受任何懲罰。在印度其他地區(qū)，錫克教徒也常被無端視為潛在的游擊隊員——無論其個人是否支持武裝抵抗。到此時，賓德蘭瓦勒已成為民間英雄，他所呼吁的“錫克教自衛(wèi)”主張在許多人心中也變得師出有名。

在1984年6月那個熾熱的夏夜，長期積壓的緊張局勢終于像一鍋沸騰的牛奶一樣爆溢。當時有情報稱，賓德蘭瓦勒及其他游擊成員已在阿姆利則金廟（Darbar Sahib，印度最重要的錫克教寺廟）內部囤積武器、構筑防御工事，英迪拉總理下令出動印度軍隊，對該寺廟發(fā)動了一場毀滅性突襲。而在寺廟內，游擊分子早已做好準備，決心進行一場漫長而激烈的堅守。

接下來的十天里，一場慘烈戰(zhàn)斗在圣地中爆發(fā)。神圣的殿堂化為尸骨遍地的人間煉獄。突襲發(fā)生時，正值紀念錫克教一位重要圣師（guru）的“殉道日”，數(shù)千名朝圣者正在寺廟建筑群中參拜。印度政府的白皮書宣稱平民死亡人數(shù)僅為493人，但根據(jù)目擊者證詞的估計，實際平民傷亡可能在1600至6000人之間。寺廟的核心圣所遭受嚴重破壞，無數(shù)歷史文物被焚毀，滿目瘡痍、慘絕人寰的屠殺喚起了錫克族群對數(shù)百年前被莫臥兒帝國迫害的歷史記憶。最后，人們從仍在冒煙的廢墟中，抬出了包括賓德蘭瓦勒在內的數(shù)位殉道者的遺體。對許多人而言，這場屠殺無異于一場戰(zhàn)爭的宣告，而賓德蘭瓦勒本人似乎早已預言過這一幕——他那句名言在此刻被印證：“若印度軍隊膽敢玷污圣地，卡利斯坦的根基便將由此奠立?！?/p>

“藍星行動”后被破壞的金廟。圖源：《商業(yè)標準報》

一連串連鎖反應隨之而來。數(shù)月之后，英迪拉總理被她的兩名錫克教保鏢用左輪手槍與沖鋒槍射殺。隨后數(shù)日間，一場反錫克教的“騷亂”——更準確地說，是一場有組織的種族清洗——席卷了印度首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徒在街頭將錫克教徒活活燒死，而警方完全縱容這種行為。根據(jù)保守估計，有6000人在這場暴行中喪生。

流血沖突延續(xù)到了整個1980年代。印度政府始終宣稱，在鄰近的克什米爾地區(qū)爆發(fā)起義的同時，巴基斯坦為旁遮普邦的錫克武裝提供了庇護、武器與訓練。而“巴基斯坦資助卡利斯坦運動”的指控，與巴方指責印度“支持巴境內俾路支分裂主義力量”形成了相互映照的敘事。與此同時，巴方還反復強調，印度在1970年代推動孟加拉國獨立的過程中曾發(fā)揮關鍵作用。

在這些事件的背景中——無論是卡利斯坦人、克什米爾人、俾路支人，還是孟加拉人——那些根植于民眾自發(fā)意愿的政治運動，即便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得到了外部支持，最終也被有意簡化為南亞次大陸這兩個長期腐敗、懷有霸權沖動的國家之間的代理人博弈。

卡利斯坦的理想源自錫克教教義的核心準則。對許多抗爭者而言，他們的斗爭帶有深厚的宗教虔誠，可追溯至錫克教早期歷史?！翱ɡ固埂币辉~源于“卡爾薩”（Khalsa），意為“純潔”。如今，“卡爾薩”這一稱呼用于指代那些虔誠、受洗的錫克教徒，但該詞最早在1699年被使用時，特指一支以政治與軍事手段捍衛(wèi)錫克社群的忠實信徒武裝隊伍。

然而，在叛亂最為激烈的歲月里，許多錫克教徒自身也成為游擊暴力的受害者，亦有部分錫克教徒參與了政府主導的反叛亂行動，堅決支持旁遮普邦繼續(xù)留在印度版圖之內。那些最終加入游擊運動的人，大多是因為在印度國家機器的日益殘酷鎮(zhèn)壓下被逼入絕境，才將武裝斗爭視為唯一生存之道。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印度安全部隊已對成千上萬無辜者實施酷刑、殺害或強制失蹤（注：指國家機構或受國家默許、支持的組織秘密逮捕、拘留或綁架某人，并拒絕承認其行蹤或下落）。同時，伴隨著對政治人物的定向暗殺，叛亂武裝也在平民區(qū)域發(fā)動爆炸襲擊，殺害、綁架并勒索非戰(zhàn)斗人員，有時甚至將印度教徒一概視為“印度政府特工”。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發(fā)生在1985年6月，隸屬于“巴巴爾·卡爾薩國際組織”（Babar Khalsa International）的一群加拿大錫克人涉嫌制造了印度航空182號航班墜毀事件，這架客機墜入北大西洋，機上329人全部罹難，他們的遺體后來在愛爾蘭附近海域被打撈上岸。案件引發(fā)了巨大爭議，兩名主要嫌疑人因證據(jù)不足在加拿大法院被宣判無罪，多數(shù)人認為這與一名關鍵證人有關，該證人在庭審25年后被認定作偽證。同時，也有極少數(shù)聲音曾提出質疑——印度政府本身或許與這一恐襲存在關聯(lián)。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許多武裝分子已經(jīng)被擊斃、監(jiān)禁或選擇投降。到了1997年的選舉中，溫和派的錫克教領導人憑借民眾支持上臺掌權。如今，旁遮普邦已不再存在活躍的叛亂，過去十年間只零星發(fā)生過一些孤立事件。

2016年，在一連串暗殺事件發(fā)生后，印度警方以毫無根據(jù)的指控逮捕了一名剛在旁遮普邦完婚的英籍錫克教徒，并據(jù)稱對其施以酷刑。盡管此人后來被法院宣告無罪、撤銷全部恐怖主義指控，但至今仍被單獨關押在印度的拘留設施中。而就在近期，在美國移民與海關執(zhí)法局（ICE）加強執(zhí)法行動的背景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一名男子因涉嫌參與多起手榴彈襲擊——其中一起針對一名退休的旁遮普邦警官——被驅逐出境并引渡回印度。

印度政府始終未能就其造成的“失蹤十年（decade of disappearances）”承擔切實責任，這給旁遮普邦部分地區(qū)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正因如此，無論是在印度境內，還是在全球各地的錫克僑民中，仍有許多人堅信建立一個卡利斯坦國家具有絕對必要性。

在當前形勢下，外界幾乎無法準確評估旁遮普民眾對這一運動的真實支持程度。主流敘事認為，卡利斯坦的熱情只存在于海外流亡者的心中，而非生活在印度國土境內的錫克教社群之中。然而，這一判斷又被一些事實所復雜化——在印度政治舞臺上，仍有極少數(shù)公開表達支持卡利斯坦立場的政治人物，他們在選舉中竟然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支持。

為什么支持卡利斯坦的政治人物仍能在印度競選公職？錫克研究學者、政治哲學家普拉布沙蘭比爾（Prabhsharanbir Singh）在電話采訪中這樣解釋道：“印度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政治體?！彼赋觯《燃确羌兇獾姆ㄎ魉箛?，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事實上，它同時具備兩者的特征。按照他的分析，印度中央政府之所以容忍旁遮普邦政治體系中少數(shù)支持卡利斯坦的聲音，是因為這能為印度的民主制度增添可信度。然而，憑借中央所掌控的警察國家機器，即便這些政客贏得民眾支持并在選舉中獲勝，也不可能對“卡利斯坦”實現(xiàn)主權的可能性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

不過，普拉布沙蘭比爾堅信，如今旁遮普邦確實正興起一股支持卡利斯坦的浪潮，這主要集中在以錫克教徒為主的工薪階層農村地區(qū)。造成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社交媒體時代的信息流通打破了以往的嚴密封鎖，曾被嚴格管控的信息如今得以傳播。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印度人民黨（BJP，簡稱印人黨）對國內少數(shù)族群態(tài)度愈發(fā)敵對。普拉布沙蘭比爾指出，毋庸置疑，旁遮普的一些錫克精英階層在根本立場上仍然反對卡利斯坦理念；但也有許多人并非真正反對，而是出于現(xiàn)實的無奈——他們不愿再讓新一代錫克青年為此犧牲，對后果的恐懼，并不等于對卡利斯坦的真正反對。

二、山谷中的紛亂

如果你沿著美國5號州際公路（I-5）一路行駛，經(jīng)過斯托克頓（Stockton）附近時，或許會看到一輛巨大的十八輪卡車，車身上繪著錫克教烈士的壁畫，他手持利劍或長矛，神情莊嚴。

1912年，正是在這里，美國第一座錫克教寺廟建立。當時，錫克教勞工與華裔、墨西哥裔勞工一樣，移民到加利福尼亞，或投身于鐵路修建，或在郁郁蔥蔥的農田勞作。也是在這里，錫克教徒加入了“加達爾黨”（Ghadar Party，注：印度獨立運動早期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海外革命團體之一）——那是一場反抗英國殖民統(tǒng)治的革命運動，在加拿大、美國和中國的海外錫克僑民社群中設有據(jù)點。

而如今，在同一片土地上，部分教眾繼續(xù)圍繞卡利斯坦運動展開活動。斯托克頓寺廟自豪地懸掛著芥末黃色的卡利斯坦旗幟，并舉辦紀念儀式，緬懷那些隸屬于不同武裝組織、被印度政府明確定性為恐怖分子的游擊隊員——包括卡利斯坦突擊隊（Khalistan Commando Force）、卡利斯坦解放軍（Khalistan Liberation Force）、卡利斯坦猛虎部隊（Khalistan Tiger Force）、巴巴爾·卡爾薩組織（Babbar Khalsa），以及那些從美國毅然返回旁遮普、倒在他們所認為的“反抗印度新殖民主義革命”前線的錫克教徒。

如今，美國加州（加州被戲稱為“卡利福尼亞”）的卡利斯坦運動已不再依賴武裝斗爭，而是扎根于政治途徑。印度方面指控海外錫克僑民群體與武裝行動之間存在直接聯(lián)系，但至今未能在法律層面上拿出確鑿證據(jù)——這令卡利斯坦運動的批評者頗為不滿。

“正義錫克人”（SFJ）最初是通過對多名印度政客提起訴訟而嶄露頭角——該組織指控這些人參與了1984年的暴力事件。很快，SFJ便發(fā)展成為全球規(guī)模最大的卡利斯坦支持者動員組織，發(fā)起示威與公投活動，最終被印度政府列為恐怖組織。SFJ 尤其因其充滿爭議、言辭犀利的領導人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而備受關注。潘農的批評矛頭直指整個印度政治體系——從現(xiàn)任總理，到起草印度憲法的達利特改革者，無一例外。盡管印度施壓要求將潘農列為恐怖分子，但美國國務院尚未應允，此前，美方還曾為SFJ所享有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進行辯護。

2020 年 2 月 18 日，錫克教徒正義組織成員在華盛頓特區(qū)白宮街對面的拉斐特廣場集會反對印度總理莫迪。圖源：蓋蒂圖片社

“他們想逼我們走上恐怖主義的道路，但我們不會?！被顒尤耸考鏁嬽U比（Bobby Singh）在斯托克頓那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宗教場所的行政辦公室里這樣對我說。年僅25歲的他身材高挑、神情嚴肅，屬于新一代加州錫克青年中的一員，正投身于他所稱的“為卡利斯坦運動進行游說”的工作中。

不過，教育項目與社區(qū)宣傳只是這幅圖景的一部分。無論是否支持卡利斯坦事業(yè)，許多錫克裔美國人都以各種形式為他們的社群爭取政治權益。2024年，錫克裔美國人從加州中央谷地的腹地徒步350英里，要求國會正式將1984年的事件認定為“種族滅絕”。而在2025年1月，第一所以錫克人權活動家賈斯旺特·辛格·哈爾拉（Jaswant Singh Khalra）命名的小學在弗雷斯諾市迎來首批學生。哈爾拉曾揭露印度當局在反叛期間非法殺害并焚化數(shù)千名旁遮普人的罪行，而他本人最終也被強制失蹤。

即便如今僑民中的卡利斯坦支持者已經(jīng)選擇“以筆代劍”，但仍有確鑿證據(jù)表明，印度鎮(zhèn)壓的“長臂”已經(jīng)伸向西方國家。

在三名印度公民槍殺卡利斯坦活動家、加拿大公民尼賈爾（Hardeep Singh Nijjar）后不久，鮑比開始在手機上收到不祥短信，這些短信警告他說，他將是下一個目標。包括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印度政府在尼賈爾遇刺案中扮演了一定角色——這一指控遭到印度總理莫迪的否認。如今，尼賈爾的肖像已出現(xiàn)在加州鄉(xiāng)村的卡利斯坦集會與宗教活動中，與其他殉道者們的畫像并列——這些集會活動的參加者已超過十萬人，且仍在不斷增加。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FBI）開始調查舊金山灣區(qū)與曼哈頓發(fā)生的類似事件。在這些案件中，聯(lián)邦執(zhí)法部門成功挫敗了一起“雇兇謀殺”陰謀，目標正是全球最知名的卡利斯坦倡導者、SFJ組織的領袖潘農。美國司法部公開的起訴文件中，將主要嫌疑人鎖定為印度公民維卡什·亞達夫（Vikash Yadav）。亞達夫曾服役于印度中央預備警察部隊（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這支全國性的準軍事力量長期被指在印度各地任意殺戮所謂“國家敵人”。

對卡利斯坦支持者的暴力襲擊震動了整個錫克社群，也促使美國各州及聯(lián)邦層面政治人物——無論是否為錫克教徒——開始采取行動。2025年，加州議會提出了一項法案，旨在指導警方學習識別“跨國壓迫”行為的跡象。該法案獲得了錫克教與印度教團體聯(lián)合聯(lián)盟的支持，但也遭到部分美國印度教組織的強烈譴責，這些組織擔心，此類立法可能會針對那些公開反對卡利斯坦事業(yè)的人。

更廣泛地說，防止印度政府危害美國公民，進而維護美國主權，并非單純的左派或右派議題，而是對公然違反國際法行為的回應。民主黨參議員亞當·B·希夫（Adam B. Schiff）與共和黨知名律師哈米特·迪倫（Harmeet Dhillon）對此均表示認同。

然而，潘農在紐約遭遇的那場失敗刺殺并沒有起到震懾作用，反而適得其反。正如歷史一再重演的那樣，印度總理的強硬手段，只會把更多人推向反抗的陣營。

“印度境內存在兩百三十多個分離主義運動，這絕非偶然，不是嗎？”鮑比反問道。這個數(shù)字或許難以精確統(tǒng)計，但毋庸置疑，印度各地確曾爆發(fā)過形形色色、針對中央政權的武裝抗爭。按照鮑比的邏輯，印度終將步上巴爾干半島的舊途，走向碎裂與分崩。于是他表示，在那之前——“要么建立家園，要么為之殉身?！?/p>

三、藏紅與芥黃

在加州的一些錫克教寺廟里，無論是在免費公共食堂還是祈禱大廳中，人影與陰影往往難以分辨。舉例來說，在撰寫這篇報道的過程中，一位消息人士曾告訴我，我未來幾周恰巧要會面的某個人，有可能是印度政府的線人。多位受訪者堅信，他們所在的寺廟已被不懷好意的勢力滲透。

“任何人都能留起胡子，假裝自己是錫克教徒?！痹诙砝諏葸吘掣浇?，一位醫(yī)生一邊喝著茶，一邊苦笑著說道。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型教區(qū)里，有幾位在加油站做體力活的教友，卻開著明顯遠超其收入水平的豪華跑車駛入寺廟停車場?！澳阏f，他們哪來的錢買這種車？”他說完，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

一名錫克裔加州居民被拒簽、無法返回旁遮普，這或許意味著舊金山印度領事館正在監(jiān)視此人，也可能并非如此。然而，正如一位匿名消息人士所述，若半夜接到來自印度號碼的威脅電話，其含義就沒那么模糊了。

畢竟，人們早已知道，那些公開批評莫迪政府的人——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往往會被撤銷“印度海外公民”身份（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 OCI，注：由于印度憲法嚴格禁止雙重國籍，印度政府在2005年設立了OCI制度，作為一種介于外國公民與印度公民之間的特殊長期居留身份。OCI持卡人可享有多項便利，包括終身多次入境、多用途簽證及在印度居留、學習、工作、投資等權利）。這類監(jiān)視的范圍到底有多廣，目前難以確定，但從近期多起報道中披露的情況來看，至少部分擔憂并非空穴來風。

可以說，錫克教民族主義、伊斯蘭民族主義與印度教民族主義，均遵循著導致災難性后果的“分治邏輯”——也正因如此，印度各宗教信仰的民眾中，有許多人從根本上反對以上三種民族主義形態(tài)。

自印度獨立以來的78年間，世俗主義的國大黨曾掌控議會長達54年。在其執(zhí)政期間，無論是卡利斯坦運動還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都曾在不同階段被取締，其領導人或遭監(jiān)禁，或被殺害。

然而，印人黨與卡利斯坦支持者之間倒有一個奇特的共識：他們都認為印度的世俗主義是徹底的失敗，而國大黨不過是一個偽裝成民主的專制政權。然而，若撇開宗教國家理念的可行性與道德正當性不談，在當今印度，只有其中一種民族主義足以讓人被控“煽動叛亂”，被追捕與鎮(zhèn)壓，甚至遭遇法外處決。

不可否認，英迪拉·甘地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政府，曾以“軍事化世俗主義”為名，主導了對旁遮普邦的清洗行動；但在當今的印度，莫迪與印度教右翼才是國家恐怖主義的主要面孔。隨著世俗民主的外殼逐漸崩塌，真正繼承國家權力的是“印度教特性”論支持者（Hindutvatis），他們的追隨者遍布海外，并且能夠毫無顧慮地宣揚自己的“勝利”，因為這是他們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權利。

正如一些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錫克教徒將他們的抗爭事業(yè)帶向海外一樣，他們的對手也同樣如此。盡管槍口的陰影依然潛伏在背后，但當下，卡利斯坦支持者也正與海外印度教右翼組織展開一場信息戰(zhàn)?？ɡ固古c“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之間的斗爭，猶如大衛(wèi)與歌利亞的較量——雖然力量懸殊，卻同為宗教民族主義的化身。如今，這場沖突已在僑民世界中重現(xiàn)。

美國的“團家族（Sangh）”，Sangh是政治研究者用來描述具有共同意識形態(tài)根源的印度教裔美國非營利組織網(wǎng)絡，這些組織與印度國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及準軍事團體存在聯(lián)系。近年來，隨著全球范圍內針對錫克教徒的打壓升級，部分錫克社群與印度教社群之間圍繞“卡利斯坦”問題的緊張關系加劇，這一趨勢在加州地區(qū)尤其明顯。

與印度國內日益虛假的媒體環(huán)境步調一致，美國部分印度教組織的領導人——例如總部設于華盛頓特區(qū)的“印度裔美國人基金會”（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 HAF）公開聲稱，加州的卡利斯坦運動與加拿大的旁遮普黑幫暴力沒什么區(qū)別。他們雖坦然承認兩者間并無確鑿關聯(lián)，卻依然堅稱“將這些線索聯(lián)系起來無疑是合理的”。HAF長期與莫迪政府保持密切合作，曾協(xié)助協(xié)調莫迪對美國的訪問，還在華盛頓為印度利益積極進行游說。當被問及這種將卡利斯坦運動與有組織犯罪相聯(lián)系的“推測性惡意暗示”是否代表HAF官方立場時，HAF拒絕作出回應。

與此同時，伴隨著公開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莫迪政府對支持卡利斯坦的錫克教徒進行定向打壓，加州的多座印度教寺廟被人涂上反莫迪的涂鴉，其中甚至出現(xiàn)了呼喚賓德蘭瓦勒的口號。

考慮到“正義錫克人”領袖與印度教右翼雙方的言論，這樣的現(xiàn)象或許并不令人意外——他們均聲稱，印度的未來與印度教密不可分，而要實現(xiàn)“印度教國家”的目標，就必然意味著進一步邊緣化宗教少數(shù)群體。

若只聽信這兩個陣營的極端敘事，人們可能會誤以為所有錫克教徒都支持卡利斯坦，而所有印度教徒都擁護印人黨。但二者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卡利斯坦支持者自視為在近期巨大暴力陰影下無國可歸的族群；而印度教至上主義的政治工程則是在國內獲得了強大的政治與民意支撐，處于進攻性擴張的地位。

在美國，支持卡利斯坦的組織者普遍被抹黑為毒販、恐怖分子，甚至被矛盾地同時描繪成既被社群排斥、又是錫克裔美國人身份核心的一部分（注：這種敘事讓卡利斯坦支持者陷入一種兩難位置，他們被主流輿論污名化為“壞分子”“讓錫克群體蒙羞的少數(shù)派”，但又被過度代表，成了“誰是錫克人”的核心符號）。人權律師阿瓊·塞西（Arjun Sethi）將這種現(xiàn)象稱為一種“彌散式跨國壓迫”（diffuse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他解釋道：“印度政府正越來越多地利用美國境內的機構與個人散布和制造針對錫克教徒、穆斯林、達利特，甚至那些敢于批評印度政府的印度教盟友的虛假信息?！?/p>

從整體來看，塞西指出：“和平的錫克教徒組織活動，已成為印度政府手中方便的妖魔化對象。其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總在尋找新的‘國家安全威脅’，以此動員自身的支持者。”他表示，毋庸置疑，許多錫克教徒確實認同完全主權的理念，但“卡利斯坦”對不同的人而言，意義并不相同。那些并不主張建立獨立國家的錫克教徒，也常常與虔誠堅定的“卡利斯坦”支持者并肩游行。

“他們出現(xiàn)在抗議現(xiàn)場、放聲呼喊，是因為希望政府能為錫克族群數(shù)十年來遭受的人權暴行承擔責任——那些暴行幾乎從未被追究?！比骺偨Y道，正是這種長期存在的有罪不罰，再加上印度人民黨在面對毫不受控的批評聲音時所表現(xiàn)出的脆弱與焦慮，共同促使印度政府做出那種處決外國公民、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舉動。

這種對“卡利斯坦”問題所持的微妙立場，也體現(xiàn)在一些最具影響力的美國錫克教組織中，例如“錫克聯(lián)盟”（The Sikh Coalition）。該組織并未就建立獨立錫克國家這一議題進行官方表態(tài)。正如塞西所描述的一些個體抗議者一樣，這些機構更專注于維護所有錫克教徒的公民權利——其中也包括支持卡利斯坦的聲音——同時，堅決反對將整個錫克教與卡利斯坦運動畫等號、混為一談，也反對將美國境內的卡利斯坦支持者與犯罪活動或恐怖主義相聯(lián)系。此外，錫克聯(lián)盟在電子郵件中進一步澄清，他們也不認同那些試圖在“錫克教”與“卡利斯坦”之間制造貶義區(qū)隔的人。換言之，他們反駁了那種常見論調——認為支持卡利斯坦的錫克教徒不算“真正的錫克教徒”。

在弗里蒙特一條靜謐的街道上，矗立著一座立場鮮明的錫克教寺廟。寺廟外墻張貼著巨幅標語，悼念卡利斯坦的烈士，其中包括加拿大籍的尼賈爾，并號召信眾前往舊金山市中心、繁華的Salesforce大廈旁的印度領事館，參加夏季的抗議活動。

我當時正凝視著一幅描繪1984年大屠殺的壁畫，一位社區(qū)活動人士主動上前與我攀談——他要求我稱他為“辛格先生”，因為擔心遭受跨國鎮(zhèn)壓。我原以為這會是一場一對一的對話，然而當我們走上樓、進入會議室時，卻發(fā)現(xiàn)還有另外四名男士在場，其中一人還帶著他17歲的女兒。女孩頭上系著頭巾，表明她是一名受洗的錫克教徒。當我詢問能否錄音時，辛格先生也提出了同樣的請求——希望保持匿名。與此次報道中的其他訪談類似，這些受訪者對我抱有的好奇，絲毫不遜于我對他們的興趣：他們詢問我在印度的族群背景，以及我在訪問印度時，是否曾真切感受到自己被視作“二等公民”。

與印度媒體所描繪的“加州卡利斯坦分子構成 RICO 恐怖網(wǎng)絡”的形象相去甚遠（注：RICO是美國《受敲詐影響及腐敗組織法案》的簡稱），這座寺廟的領導者們將自己以及他們所信仰的卡利斯坦愿景——定位為對抗莫迪“藏紅色wei權主義”（saffron authoritarianism）的意識形態(tài)反面。這種對立并不局限于追求錫克獨立國家的政治訴求，還延伸至更廣泛的社會正義議題。

2023年，加州議會險些通過了SB 403的跨黨派法案。該法案旨在正式將“低種姓”與“達利特人”納入受保護群體范疇。然而，就在最后關頭，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否決了這項法案。在當時，以HAF為核心、涵蓋多個右翼印度教組織聯(lián)盟將該法案及其支持者斥為“反印度教”（Hinduphobic）；而另一邊，一個由印度教徒、錫克教徒與穆斯林組成的跨宗教聯(lián)盟則公開支持該法案。

“我們大多數(shù)錫克教徒都不相信種姓制度，我們明確地拒絕它?！毙粮裾f道。他解釋稱，他本人支持SB 403法案的立場，這源自錫克教信仰的核心原則——在教義上明確否定種姓觀念（盡管在現(xiàn)實中，植根于印度教經(jīng)典的等級制度在印度部分錫克社群中仍有殘留）。不過，他也指出，公開支持卡利斯坦的錫克教徒參與反種姓示威活動，卻被批評者用來混淆該法案的核心議題，仿佛只要某項政治議題得到卡利斯坦支持者的聲援支持，就會因“關聯(lián)”而染上某種“原罪”。

“‘瞧，現(xiàn)在連卡利斯坦支持者都加入抗議了……’——這話背后‘藏著’糟糕的含義?！毙粮窠忉尩溃耙粋€人可能是達利特人，但那并不意味著他就是卡利斯坦支持者?！?/p>

這種將“支持者群體中可能包含卡利斯坦支持者”的大型政治運動妖魔化的模式，與印度政府在2021年鎮(zhèn)壓農民抗議時的做法如出一轍。那時，距離“綠色革命”已過去半個世紀，農業(yè)的持續(xù)私有化讓無數(shù)印度農民失去了生計，在這些背景各異的抗議人群中，高舉芥黃色旗幟的人們再次成為被針對的焦點。

許多卡利斯坦支持者會附帶聲援克什米爾人、印度其他少數(shù)族群，甚至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斗爭。這在表面上似乎存在矛盾，因為該運動中最激進的領袖之一曾與特朗普結盟。然而，正如錫克海外僑民并非一個同質化群體，加州的卡利斯坦支持群體也呈現(xiàn)出極強的多樣性：他們的政治立場橫跨左右光譜，分布于城鄉(xiāng)各地，并且常?？缭诫A級界限。

或許正是這種策略上的靈活性，使支持卡利斯坦的組織得以吸引廣泛的追隨者，以至于在遠隔重洋的印度政府眼中，被視為“重大的國家安全威脅”——盡管在錫克社群內部，這一運動往往被描繪成邊緣力量。

采訪結束后，那位全程專注聆聽、充滿好奇心的年輕姑娘，主動提出要帶我參觀寺廟的社區(qū)服務設施。我們沿著寺廟的庭院緩緩行走，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這里的志愿者，得知能和記者交流后十分興奮，還特意讓她也旁聽了訪談。她帶我看了他們的免費診所，還有那些教室——不同年齡的學生在這里學習旁遮普語。當然，也少不了寺廟的公共食堂。食堂里，信眾們享用著熱騰騰的薄餅和酸爽的酸奶咖喱，墻上懸掛的百余幅烈士肖像靜靜注視著他們——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或許是唯一一幅女性肖像——比比·達溫德·考爾·博莉（Bibi Davinder Kaur Bholi）。1990年，她曾參與一個行動小組，綁架了一名印度教商人的兒子。而在她遇難前幾個月，她的哥哥已遭強制失蹤。年僅19歲的她，在警察包圍住所時吞下了一枚氰化物膠囊，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作者簡介：內文·卡勒帕利（Nevin Kallepalli），駐紐約市的宗教事務記者。他的大部分作品聚焦于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被占領狀態(tài)下的民生，以及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議題。

本文編譯自美國《國家》雜志（The Nation）2025年8月15日文章，原標題為

“It’s Homeland or Death”: The Separatist Movement Roiling the Indian World，

本期編輯：曹寅聰

本期審核：單敏敏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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