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九號，大半夜的，臺北廈門街那條巷子里，蔡孝乾拎著個公文包，門剛推開，就被幾個埋伏好的保密局特務(wù)給按倒了，槍管子頂著他后頸，他下意識護著的不是手槍，是那個鼓囊囊的皮包，里面除了新臺幣，還有一本小本子，上面就記著**“吳次長”三個字**。

十天過去，這本子送到了毛人鳳的辦公桌上，他掃了一眼，自己開車就往“國防部”次長室去了，那天吳石還跟往常一樣，提前半小時就到了辦公室，桌上攤開的《臺灣島兵要地志》墨跡都沒干，人就被請進了南昌街的保密局看守所，誰也想不到，國民黨里軍銜最高的紅色特工，就因為同事口袋里一張票子大的紙條給暴露了。

吳石被抓的消息封鎖得死死的，可臺北街頭那味兒不對，憲兵第四團突然換防，基隆港外的軍艦老是起錨，連草山官邸的燈火都比平時亮得晚，真正的風(fēng)暴在暗地里醞釀，蔡孝乾第二次被抓就徹底垮了，跟倒豆子一樣，把整個“省工委”的網(wǎng)絡(luò)全給說了出來，他先是說出朱楓，又交代了劉晉鈺，最后干脆把**“劉家五口都是共產(chǎn)黨”**當(dāng)成了籌碼，就為換一盤熱騰騰的牛排。

劉晉鈺那時候是臺灣電力公司的副總，官邸就在臺北火車站邊上，保密局特務(wù)一腳踹開門的時候，他正趴在桌上改那份《全島電源配給圖》，圖上畫得密密麻麻的鉛筆印，其實就是共軍要是登陸，得優(yōu)先搶占的那些電廠樞紐，特務(wù)把圖紙抽走，他只說了一句，“別弄皺，我畫了一星期”，人就被戴上了手銬，同一天晚上，他大兒子劉登峰在臺大法學(xué)院宿舍被抓，二兒子劉登元跟女朋友匡敏在基隆碼頭被攔下，身上搜出來用米湯寫的密信，是給香港“學(xué)聯(lián)”的，老三化名“黃若海”，本來約好第二天跟大哥碰頭，結(jié)果在校門口就被按倒了，最小的兒子劉登勝才十四歲，還在建國中學(xué)上晚自習(xí)，也一起被帶走了，一家五口，加上他媽林淑英，全關(guān)進了保密局南所，牢房挨著，誰也不能說話，只能敲墻打暗號，敲一下是“堅持”，兩下是“沒事”，三下就是“永別”。

蔡孝乾供出來的這些，劉家只是個添頭，真正讓毛人鳳睡不著覺的，是吳石給朱楓簽的那張《特別通行證》，朱楓當(dāng)時已經(jīng)到了舟山定海，離解放區(qū)就隔著一道水，結(jié)果航線封了，只能折回來，吳石在通行證上偽造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印章，還親筆簽了名，這就成了他“通敵”的鐵證，毛人鳳拿著通行證的復(fù)印件闖進“總統(tǒng)府”，蔣介石就問了一句，“還有誰？”，又一份名單連夜就出來了，陸軍訓(xùn)練司令部副司令陳寶倉、聯(lián)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jiān)聶曦，名單越拉越長，槍口也越抬越高，最后全指向了馬場町刑場。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號，臺北馬場町，天陰沉沉的，憲兵守著路口不讓老百姓看，可擋不住天上的悶雷，行刑隊站成一排，吳石在中間，還穿著那身中將制服，肩章被扯掉了一半，槍響之前，他側(cè)過頭跟旁邊的朱楓小聲說，“風(fēng)大，把裙子按住，別讓土濺臟”，這是史料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槍聲過后，血順著坡地流進淡水河，河水一漲一落，又把彈殼推回岸邊，好像不肯走的回聲，同一天死的，還有陳寶倉、聶曦跟通訊組長王正均，四個人合葬在六張犁的亂葬崗，沒碑也沒名，直到九十年代才由后人立了個碑，上面寫著“吳石等烈士之墓”。

蔡孝乾也沒因為“立功”落個好下場，他先是被送到內(nèi)湖“新生營”去“感訓(xùn)”，后來轉(zhuǎn)到“匪情研究室”當(dāng)了個少校研究員，專門寫檢討報告，七十年代，他一個人死在臺北榮民醫(yī)院，臨死前老跟護士念叨，“牛排太老，咬不動”，那個被他出賣的劉家，母親林淑英和小兒子劉登勝因為“未滿十八”判了三年感化，出來后身無分文，靠給人縫縫補補過日子，大兒子劉登峰、二兒子劉登元、三子劉登明都跟陳寶倉他們一起去了馬場町，連尸骨都沒留下，臺電的老員工后來回憶，劉家電表上的鉛封被人拆開過，里頭塞了張沒送出去的紙條，寫著，“電燈亮?xí)r，勿忘地下的人”。

吳石留下的東西更少，獄警清點遺物的時候，只在他西裝暗袋里找到一張發(fā)黃的照片，一九四九年中秋節(jié)，他跟夫人王碧奎、小兒子吳健成在臺北賓館門口照的，背后那個圓門上寫著“光復(fù)”兩個字，照片背面，是他慣用的瘦金體，“山河破碎，燈火為家”，王碧奎被判了十年，出獄后去了美國，晚年把這張照片捐給了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廣場，廣場的紀(jì)念碑上，吳石的名字排在第一行，朱楓、陳寶倉、聶曦、劉晉鈺、劉登峰的名字一個挨著一個，像一串被重新串起來的暗號，等著后來的人去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