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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栩境律師

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盈科廣州刑事法律服務中心副主任

專注走私犯罪辯護

入庫編號：2023-06-1-085-004

關鍵詞：刑事 走私普通貨物罪 進境快件 跨境電商 偽報貿易性質走私 主從犯

裁判日期：2023年10月7日

裁判要旨：

通過“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偽報貿易性質走私犯罪中，認定主從犯應從犯罪鏈條的搭建、犯罪環(huán)節(jié)的組織和指揮、侵害海關監(jiān)管秩序的直接實施者、國內貨主的貨物偷逃應繳稅額在境外供貨商或者電商平臺全部犯罪行為所偷逃應交稅額的比重、量刑個別化與罪責刑相適應等角度予以綜合考量。

閔某甲走私普通貨物罪一案系人民法院案例庫中少有的，針對跨境電商走私主從犯問題進行區(qū)分的案例，其中主從劃分問題同時已能夠適用于其他類型走私案，對走私犯罪辯護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一、案情簡介

本案是一起跨境電商走私奶粉案件，近年來對于跨境電商走私案案中環(huán)節(jié)角色、參與人員逐漸細化，筆者一般會將其分為前端及后端兩部分。前端主要指從事國外采購、物流運輸以及保稅區(qū)相關業(yè)務的單位、個人；后端則是貨物入境過程中及入境后的參與角色，包括匹配三單對碰的各個單位、刷單類型走私的操作人員，以及貨物進入國內市場后的銷售、采購方等。

案例中的閔某甲存在兩項走私行為，但基于前述劃分，其存在相同的位置認定：

第一類為通過他人以“進境快件”的方式購買奶粉，通過提供身份信息、變換收件地址的方式，利用個人行郵的渠道將奶粉運輸入境，整體上達到化整為零、再組織貨物銷售的目的；第二類則是利用“跨境電商”渠道，提供身份信息的同時享受每人每年26000元的免稅額度，從而達到謀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兩類型渠道的本質均是偽報貿易模式，分別為將本應以一般貿易渠道進口的貨物偽報成進境快件或跨境電商，對于前者為匹配渠道規(guī)定必然存在低報的情況，后者則需根據(jù)具體細化模式分析是否有低報行為。而在責任劃分上，根據(jù)判例的信息，閔某甲均被認定為從犯，核心在于其并未參與到具體的申報環(huán)節(jié)，可被認為非涉案走私行為的實行人員。

二、核心裁判要旨分析

基于案例的裁判要旨，針對主從犯問題，法院提出了如下三個劃分的思路：

一是犯罪模式問題，由于涉及互聯(lián)網的走私案件其模式較為特殊，與傳統(tǒng)的走私行為存在差異，因此對于跨境電商類型的走私案應結合模式的確立問題進行考慮，即搭建走私渠道的單位、人員傾向認定為主犯；二是犯意問題，對于犯意的提起或主導需結合行為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進行考慮；三是后續(xù)行為的參與及主導，結合跨境電商的業(yè)務模式，主要在于保稅區(qū)內的操作及后續(xù)申報入境的三單處理。

對于上述劃分，筆者認定其中的第一、三兩點。犯罪模式的建立實際上是整個走私行為的起始，亦是走私范圍、數(shù)額得以擴大的基礎，因此對于確立模式，甚至是明確以包稅、包干等價格接洽業(yè)務的單位、個人等，確實有較大的可能屬主犯；而第三點則是從走私鏈條的整體上考慮參與程度問題，對于如應對監(jiān)管檢查，制作虛假的申報文件的環(huán)節(jié)，由于起到較大的作用，因此難以認定屬從犯。

對于上述的第二點，筆者認為不能徑直進行區(qū)分，而應從具體個案中切入分析。實務中貨主參與到走私行為的主觀心態(tài)各有不同，部分系不熟悉相關法律規(guī)定而涉案，部分則是輕信報關單位、個人的說法而疏忽大意參與，另有部分則是主動尋找渠道、積極接洽業(yè)務。因此，犯意的提起時常處于動態(tài)變化的情形下，無法以統(tǒng)一的標準審查實踐中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單位及個人。

除上述要旨外，案例中還提到了責任區(qū)分的細化標準，分別為不僅以數(shù)額認定責任以及罪責刑相適應。

走私普通貨物案件的量刑以偷逃稅款進行劃分，換言之稅款越大責任則可能越重，但實踐中存在大量涉案程度較淺、所起作用不大但稅款較高的案件，因此在對稅款進行參考的情況下，結合如參與情況、稅款在整體偷逃稅額中的比重等，能夠更為清晰地確定嫌疑人的責任；而罪責刑相適應，則意味著對于社會危害性更輕的單位及個人，可結合其實際情況進行考慮，在法定范圍內予以更為從寬的處罰。

辦理走私案件的實踐中，時常會出現(xiàn)相關人員雖涉案但所起作用極為輕微的情況，由于刑法及相關法律僅就主從犯進行區(qū)分（暫不考慮脅從犯），因此筆者在辦理相關案件時，為充分體現(xiàn)行為人極為次要的責任，一般只能通過單位犯罪下的主管人員、直接責任人員、其他人員進行二次區(qū)分，從而達到“雙重從寬”的效果。判例中給予了一個新的思路，對于閔某甲認定為次要作用、其家屬閔某乙則是輔助作用：閔某甲由于在走私鏈條整體中所起作用較境外采購、物流以及報關公司更低，因此屬于次要作用，可被認定為從犯；家屬閔某乙僅幫忙，協(xié)助閔某甲處理相關業(yè)務，因此屬輔助作用，本質上屬于“從犯中的從犯”，可進一步減輕處罰。

三、從案例提取的辯護要點

閔某甲走私普通貨物一案主要討論的是對于如閔某甲這類型的貨主而言，可被認定屬從犯的相關理由，那么相對而言，閔某甲對應的主犯，即案例中提到的境外供貨商或電商平臺，并不當然便屬于主犯。筆者認為可從鏈條劃分、獲利多少以及行為性質三方面出發(fā)進行分析。

鏈條劃分方面，供貨商、電商平臺亦會有其對應的合作伙伴，如境外的銷售單位、物流公司以及境內的三單制作單位等，換言之對于某一環(huán)節(jié)的單位、個人而言，其有對應的共同犯罪共犯，故每一項走私行為均應回到鏈條的本身進行考慮，而不能因他人被認定為從犯，便得出其他角色均屬于主犯的結論。

獲利情況方面，以往認為貨主為主犯的核心一般為獲利，走私行為大部分利潤均歸于貨主或是最終消費者，報關、物流等單位會被認為掙的是“辛苦錢”，筆者認為此觀點在后續(xù)的主從認定中依然可被參考，即便無法對主從產生影響，亦能讓后續(xù)的退贓、退稅、罰金等經濟方面成本盡可能降低。

行為性質方面，以跨境電商走私案為例，制作虛假的三單會被認為屬核心行為，但三單的重要性卻各不相同，一般情況下訂單由于涉及到身份信息問題會被認為屬重中之重，而支付單則是作為三單對碰的輔助，往往會被另案處理。

以上是筆者基于人民法院案例庫中閔某甲跨境電商走私案的分析，亦是本人對于跨境電商主從認定問題的觀點及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