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接上回。

就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三歲的女刑警馬艷田就來專案組報到了。她隨即就被指派化裝監(jiān)視袁秋亞。張寶山、紀海群兩人輪流配合馬艷田實施監(jiān)視。專案組其余三名成員，朱養(yǎng)學、汪明化輪流前往外國語學院電話總機監(jiān)聽外面打給袁秋亞的電話，組長谷鑫基則坐鎮(zhèn)市局專案組駐地。

　　馬艷田一連監(jiān)視了三天，袁秋亞沒有離開學校一步。瓦洛嘉也沒有給袁秋亞打電話，只有袁秋亞的母親打來過一次，囑咐女兒天氣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第四天下午學校沒有課，袁秋亞在學校吃過午飯后就離?；丶伊?。因為以當時的技術手段，監(jiān)聽袁秋亞家的電話不像在外國語學院的電話總機房那樣容易，除非去電話局總機監(jiān)聽或者在袁秋亞家的電話線上接出一根飛線。專案組認為還不至于非要采取這一步手段，所以就沒有實施。

下午兩點多，馬艷田發(fā)現袁秋亞出門了，于是立刻下樓跟蹤。與此同時，偵查員張寶山也駕著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當時袁秋亞是接到了瓦洛嘉的電話，前往靜安寺那邊的一幢花園洋房去跟他見面的。袁秋亞家住在黃浦區(qū)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只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電車就可以抵達。

馬艷田尾隨著她上了20路電車，張寶山的摩托車則跟著電車行駛。電車駛至終點站后，袁秋亞下了車，步行了五六分鐘，進了一幢被一堵磚墻隔開的獨立花園洋房的后門。當時，跟蹤她的兩個偵查員都發(fā)現她竟然是有該處房產的鑰匙的，只見她從容地打開了院門，入內后又把院門鎖上。

　　這是誰的房產？是袁秋亞家的嗎？外國語學院的學生檔案里沒有記載。袁秋亞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警方必須要迅速作出準確的判斷，以便采取正確的應對措施。張寶山立即和靜安寺派出所聯(lián)系后得知，這處房產是一個叫段高飛的資本家的，解放后，段高飛將一部分房子先是租給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進來。但 房主一家的戶口不在該處，而是在長寧區(qū)，但段本人有時會來后院住幾天，有時有外地親友來滬，也小住幾日，那當然是需要按照規(guī)定到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的。

　　張寶山調查完畢，向谷鑫基匯報了上述情況后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既然該處房產跟袁秋亞沒有關系，而袁秋亞竟然持有那里的鑰匙，能從容自在地出入，這是有問題的。他懷疑那里是瓦洛嘉的棲身地，因此向組長谷鑫基請示，在袁秋亞離開后是否需要對該處房產進行監(jiān)視。

谷鑫基接聽電話后表示，一切由朱養(yǎng)學處理。你和小馬繼續(xù)監(jiān)視，接著谷鑫基給朱養(yǎng)學下達了一條指令：你叫上學校保衛(wèi)科同志，一起去一趟張嘉蹈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然后給我現在報給你的這個電話號碼撥打電話，說幾句不著邊際的閑話，最后說是打錯了結束通話。注意，要讓張教授也能聽見對方說話，請他分辨一下接聽電話的人是不是瓦洛嘉。不管是與不是，你都立刻給我一個回信。

　　朱養(yǎng)學照此辦理，很快就電告谷鑫基：張教授肯定那個接聽電話的人就是瓦洛嘉，不過，他竟然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谷鑫基隨后說道：你讓保衛(wèi)科同志，請找一個跟袁秋亞同班的女生，我馬上派車去外國語學院，把你們一起接出來，執(zhí)行下面的任務。

　　而當市局派出的一輛吉普車把朱養(yǎng)學和袁秋亞班上的團支書送達靜安寺那幢花園洋房附近時，谷鑫基與汪明化和紀海群已經趕到現場。谷鑫基接著跟那個女生輕聲交待了幾句，無非就是讓那個女生去叫門，然后佯稱學校有急事讓學生回校。

　　團支書來到后院門口，扯開嗓門奮力叫喊了數遍，里面沒有任何聲響。谷鑫基一看知道此計泡湯了，于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強行突入!

　　偵查員越墻而入，撞開里面洋房的大門，底層沒人，于是上到二樓。二樓臥室里，床上一片凌亂，袁秋亞正慌亂地往身上套衣服，卻沒見瓦洛嘉的影子。警察正要發(fā)問，下面院子里傳來了那個女生的叫聲：“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壞人啊”

　　待到偵查員下樓時，院子里已經沒了瓦洛嘉的影子。原來，狡猾的瓦洛嘉聽到外面的動靜，立刻飛快地穿上了衣服。就在警察撞開洋房大門一擁而入搜查底樓各個屋子時，他攀著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沖到那堵把花園一分為二的圍墻前，正要攀越，那個女生勇敢地沖上來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聲中，瓦洛嘉攀墻而過，從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干偵查員沖到馬路上時，早已不見他的影子了!

　　行動失利，專案組全體警察決定向袁秋亞和房主段高飛了解情況，指望從中捕捉到瓦洛嘉的蛛絲馬跡。

　　那個年代，要說婚外性關系，在當時是一樁無地自容的丑事。因此，可以想象，當場給堵在床上的袁秋亞此刻是一副什么樣子。她所面對的，不僅僅是顏面掃地，還有可能被學校開除?！∫虼?，當警察在現場對這朵帶雨梨花說要請她跟他們走一趟時，袁秋亞忽然直奔陽臺。幸虧及時跟進的女警察馬艷田動作麻利，這才制止了她想往樓下跳的企圖。

　　一干返回專案組駐地后，經過一番教育勸說，袁秋亞總算停止哭泣，表示愿意回答問題。于是，專案組就弄清了袁秋亞跟瓦洛嘉的交往情況：袁秋亞在張嘉蹈教授家里跟瓦洛嘉相識后，把自己宿舍樓和家庭電話都告訴了對方，她很希望跟這位“蘇聯(lián)專家”交往。三天后，二人一起去淮海路“天鵝閣”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帶到了靜安寺的洋房里。然后，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鑰匙給了她，讓她以后過來時自己開門徑直入內。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袁秋亞跟瓦洛嘉也有經濟交往。瓦洛嘉答應給她聯(lián)系赴蘇留學，所以她“借”給了對方八百元人民幣，贈送了一塊繼父的八成新的“英納格”手表。

而當警方找到靜安寺洋房的戶主、資本家段高飛時，段高飛還不知道他的洋房里出了事，大門也給撞壞了，因此在聽說了洋房那邊的情況，大吃一驚，連聲說：“怎么會這樣？怎么會這樣？”　接著，段高飛就向警方作了陳述，他的上當受騙經歷跟林午昊、張嘉蹈和袁秋亞有所不同。

　　段高飛是段家的長子，其父親是一個經營中藥材批發(fā)的商人，還開著兩家中藥店鋪、一家中藥成藥廠，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當初他爺爺臨終前給其子即段高飛的父親留下了一筆遺產。老爺子的遺囑屬于“有條件繼承”，其條件是：只要家境尚可，該款項就不能動，留著置不動產，以后由長孫段高飛繼承。這樣，這筆款項一放就是二十年，1945年，段高飛的老爸去世前，請來律師作證，按照老爺子的遺囑，把這套房產過戶到了段高飛的名下。

　　段高飛接受了這套房產，在父親去世后攜母親及全家大小七口搬進了花園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沖結婚，也住在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飛就帶著妻子兒女搬遷到其在長寧區(qū)的那套房子里，這邊的花園洋房留給老媽、弟弟一家居住。后來段高飛把花園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來租了下來，三分之一留給房主。段高飛仍讓弟弟一家住在那里。

　不久后，弟弟段高沖因肺結核醫(yī)治無效死亡。老弟去世后，段高飛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是有祖?zhèn)鞣慨a的，是否請弟婦一家搬過去，把那套房產讓出來我們租出去？但段高飛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他信奉的是“長子當父”，認為父親作古了，自己這個長子就應當代行父親的職責，善待弟妹。弟弟剛剛去世，哪能讓弟婦、侄子侄女就搬家？這樣，這件事就耽擱下來了。

　　后來，部隊搬離了，段高飛又把那三分之二房產出租給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婦一家還是無償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產里，已經轉到弟婦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產也租了出去，由弟婦收取租金。雙方一直相安無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況才發(fā)生了變化。

　　那年四月，沈陽市政府準備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看中了位于靜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飛的那套房子，來跟段高飛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說，可以高些，但是有一個條件：要租下全部房產。段高飛想想也可以，當然這就要去跟弟婦商量，讓他們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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