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旗下新媒體賬號“玉淵潭天”發(fā)布評論文章，點名批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涉臺言論，措辭明顯升級。文中強調：“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并指出中方已準備對日采取實質性反制，“一切后果必須由日方承擔”。

這一表態(tài)出現(xiàn)在一系列高密度的外交動作之后。

自11月13日起，外交部副部長孫衛(wèi)東“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次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奉示約見”日本外務事務次官，明確傳達中方嚴正立場，并警告“否則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擔”“中方必將迎頭痛擊”。

多部門聯(lián)動表態(tài)、輿論同步鋪陳，顯示中方不再局限于常規(guī)層級交涉，而是轉入跨系統(tǒng)協(xié)同施壓階段。這場交鋒，已不再是普通外交風波，而是關系國家主權和地區(qū)安全的戰(zhàn)略性博弈開端。

回溯事件源頭，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答辯時公開表示，若臺灣遭受武力攻擊，日本可能面臨“存亡危機事態(tài)”，依據(jù)現(xiàn)行法律框架，可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

“存亡危機事態(tài)”是2015年安倍政府主導制定新安保法時設定的核心概念，允許在日本本土未被直接攻擊的情況下，對與日本“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受武力攻擊時啟動軍事行動。這一機制，事實上為突破和平憲法限制、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提供了法律依據(jù)。

高市此次將臺灣納入該機制的適用對象，屬于制度層面上的危險前伸。相較以往“臺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表態(tài)，這次直接將軍事干預納入可能路徑，明確向中方釋放了武力介入的政策信號。這一挑釁，超出了政治表達的范疇，直指中方核心利益紅線。

中方反制：外交、輿論雙軌并進

面對高市此番言論，中方迅速展開多維度反制。外交層面，接連啟動“奉示召見”“奉示約見”程序，外交部、駐日使館、國防部、國臺辦等機構先后發(fā)聲，態(tài)度嚴厲。官方用詞從“堅決反對”轉向“迎頭痛擊”“嚴重后果”，清晰劃出底線。

輿論端，以“玉淵潭天”為代表的央媒新媒體釋放出高度情緒化信號，配合人民日報“鐘聲”評論和解放軍報“鈞聲”社評，從民間動員、主流定調到軍方宣告，全線協(xié)同完成信息傳導鏈。人民日報明確指出，高市的涉臺言論是戰(zhàn)后日本領導人首次將臺灣問題與集體自衛(wèi)權直接掛鉤，首次公開表達對臺軍事介入意圖，也是首次對中國發(fā)出武力威脅。

中方在此輪回應中刻意強化語義邊界，展現(xiàn)出“設限－預警－倒逼”機制的完整運行邏輯。這意味著，日方若繼續(xù)推動相關話語和政策落地，中方將不再以常規(guī)渠道處理，而可能采取系統(tǒng)性反制。

高市此次言論，標志著日本在臺海議題上開始從“表達立場”向“預設干預機制”過渡，中日關系進入戰(zhàn)略對抗的可能區(qū)間。

過去，日本雖在外交場合表達對臺海局勢的“關切”，但多以模糊語義維持對中方的基本承諾。此次高市拋出“存亡危機事態(tài)”說法，意味著日本將臺灣視為影響其國家安全的變量，并嘗試將美日同盟體系嵌入臺海事務之中。

這一邏輯轉變對中方而言構成重大威脅，迫使中方重新評估日本在地區(qū)安全架構中的角色定位。如果日本繼續(xù)以“存亡危機”為由推動自衛(wèi)隊干預臺海局勢，不排除中方會在經(jīng)貿、文旅、對外安全評估等多個維度啟動制衡措施。

從反應路徑看，此輪交鋒可能成為中日博弈模式的轉折點。由“低烈度外交爭執(zhí)”向“中高烈度風險控制”轉變的信號已經(jīng)釋放，主動權重新回到中方手中。

紅線不容逾越，后果已在清單中

人民日報在11月14日的“鐘聲”評論中明確定調：臺灣問題不容外部勢力干涉，高市早苗的言論突破底線，是對戰(zhàn)后秩序的挑戰(zhàn)，也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直接威脅。

中國外交部、國臺辦、國防部、駐日使館的協(xié)同表態(tài)，不僅是對日方的警告，更是對國際社會的示意——中方在處理此類挑釁上有足夠的意志與手段。輿論配合與輿情動員，使外部觀察者清楚看到：中方此番反應并非情緒釋放，而是高度制度化的預警機制啟動。

從歷次涉臺挑釁的中方應對軌跡來看，本輪已從口頭抗議發(fā)展為實質準備階段?！胺钍菊僖姟薄坝^痛擊”“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擔”等用語不是象征，而是信息。中方已將高市這類行為納入清單，剩下只是何時動手、何種方式。

未來的關鍵變量在于日方自身。如果日本政府選擇默許此類言論持續(xù)擴散，甚至推動安保政策與法律實質對接臺灣問題，中方反制將從外交和言語，轉入現(xiàn)實操作層面。反之，若日方調整步調、明確劃界，中日仍可維持有限度互動空間。

無論如何，這一輪沖突的信號已足夠明確：挑釁不再是零成本，中方不再做沉默的受害者。